在探索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民主與法治如鳥之兩翼。

　　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浙報集團先後三次組織“00後近看民主”活動，吸引全國50多所高校200余名學生深入浙江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現場。他們走進民主法治村、實地參與協商、對話代表委員，沉浸式感受民主細節，溯源“法治浙江”建設，親身體驗社會治理活力。

　　通過活動，清華大學學生汪瑩深切感受到浙江民主法治實踐的鮮活、管用，她説：“民主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真正紮根泥土、緊密聯繫群眾、與中國國情息息相關，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透過浙江這扇窗，串聯起一個個鮮活的場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美好畫卷躍然眼前。

　　時間追溯到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八八戰略”中強調，進一步發揮浙江的環境優勢，切實加強法治建設、信用建設和機關效能建設；2006年，在習近平同志提議下，省委作出建設“法治浙江”決定……20年來，浙江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手抓法治建設，一手抓基層民主，以法治強保障，以民主聚力量，築牢基層社會治理基石。

　　從建設“法治浙江”到打造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高地，浙江走出了一條經濟先發地區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探索之路。

　　法治之力，破解治理難題

　　要圍繞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作為推進“法治浙江”建設的切入點，使“法治浙江”建設一開始就惠及群眾，讓群眾感受到實際效果。

　　——2006年4月25日，習近平在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上的報告

　　乘公交地鐵、逛博物館圖書館、申領社保補貼……如今，憑藉一張社保卡，長三角區域的居民可以共用一體化的便利服務。去年10月1日，《浙江省推進長三角區域社會保障卡居民服務一卡通規定》正式施行。這意味著，以社保卡為載體，長三角居民服務“同城待遇”有了法治保障。

　　20年來，歷屆浙江省委堅持把建設“法治浙江”作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基層生動實踐。

　　立法是法治的基礎。浙江健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工作機制，以良法促發展、保善治。

　　全國“放管服”領域首部綜合性地方性法規、全國首部醫療保障領域綜合性法規、全國首部公共數據領域地方性法規、全國首部快遞業地方性法規……一部部與百姓民生福祉、全省改革發展密切相關的地方性法規相繼出臺，其中20多部在全國具有首創性、辨識度。

　　今年1月，省人代會全票通過《浙江省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條例》，並於3月1日起正式施行。對浙江近300萬中小微企業來説，這次立法是定心丸，也是大禮包。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提出，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民營企業在市場的大海中弄潮的同時，也較早遭遇很多成長的煩惱。浙江，善用法治方式為民營經濟破難護航。從2020年的《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出臺，到今年被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的《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浙江緊盯一個“法”字，為民營企業家打造了一個有規則、有預期、有未來的營商環境。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省工商聯主席、省商會會長王建沂説。

　　當下，三個“一號工程”正深入推進，在深入推進“法治浙江”建設過程中，浙江加快構建現代政府治理體系，在全國率先啟動並先後實施4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創新開展“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數字化改革，建設“掌上辦事之省”“掌上辦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

　　正在建設法治中國示範區的浙江，被公認為全國法治化程度最高省份之一，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投資環境最優、群眾和企業獲得感最強”的省份之一。

　　浙江大地上，公平正義的法治之光，照進群眾生活的日常點滴。

　　“一根網線、一塊屏”就能打官司，幾年前在全國還是新聞的“共用法庭”，如今已遍佈浙江城鄉，2.7萬個共用法庭覆蓋100%的鎮街，截至今年5月底，已累計指導調解40.17萬次，化解矛盾糾紛30.83萬件，以“小支點”撬動社會“大治理”。

　　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主任、省委法治浙江建設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褚國建認為，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區，浙江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回應發展中率先遇到的問題，“法治浙江”建設系統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效保障浙江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發展。同時，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一體推進平安法治建設、夯實基層基礎，凸顯出法治的治理內涵和制度優勢，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貢獻了大量的浙江經驗和浙江智慧。

　　人民民主，回應民之所盼

　　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人民依法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

　　——2002年12月3日，習近平在浙江省暨杭州市紀念現行憲法頒布實施2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最近，義烏市人大代表、浙江望朔律師事務所主任何必文如約來到直播間。這個由人大代表擔任主播的直播間不帶貨，而是專門徵集群眾對各類法律法規草案的建議、開展普法活動。

　　一頭連著基層群眾，一頭通向最高立法機關。3年前，義烏市人大常委會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基層立法聯繫點，也是浙江首個“國字號”基層立法聯繫點，為此，義烏市人大常委會組織了一支上萬人的立法資訊採集員隊伍。

　　“你可以在直播間裏看到民意和立法擦出的火花。”作為立法資訊採集員，何必文代表深切感受到群眾對立法工作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比以往大大提高。

　　截至目前，這一基層立法聯繫點收到各部門和個人提交的意見建議3600余條，梳理後上報全國人大共2461條，其中170余條意見建議被27部法律吸收採納。

　　如今，浙江迭代升級人大代表聯絡站、立法基層聯繫點，打造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單元。

　　人民民主，激發的是廣大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基層民主創新實踐高度活躍，涌現了溫嶺“民主懇談”、後陳村務監督委員會等眾多原創性民主實踐經驗，在全國産生廣泛影響。

　　20年來，浙江在貫徹落實“八八戰略”的過程中，全面加強省域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實踐，有力地促進了基層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率先形成了同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人民民主相契合的省域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格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2022年，浙江在全國較早提出“打造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高地”的目標。

　　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何顯明認為，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萌發地和先行實踐地，浙江肩負著打造“重要窗口”和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使命，有責任也有條件在全面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上繼續發揮好先行示範作用，積極探索和創新基層民主的實現形式，將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融入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實踐中。

　　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高地建設中，浙江進一步激發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新招不斷。

　　不久前，浙江人民建議徵集“浙智匯”應用正式全面上線，群眾只需登錄相關平臺或直接掃碼，就能對經濟、文化、生態、社會生活等提出意見建議，並實時轉送各職能部門辦理。更多群眾建議成為黨委政府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參考。

　　“人民至上”理念深深鐫刻在浙江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中，回應民之所盼，凝聚民智民力。

　　在海寧市馬橋街道先鋒社區幸福養老服務中心，老人們怡然自得，安享晚年。這個中心的落地得益於2020年在街道舉辦的第一場養老專題“民生議事堂”協商活動。“3年來，我們把協商辦成了‘連續劇’，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海寧市政協馬橋街道委員履職小組組長甘朝標感慨地説。

　　協商於民、協商為民。全國首創、發軔于嘉興海寧的民生議事堂，已覆蓋全省各鄉鎮（街道），圍繞與基層群眾利益攸關的議題開展協商，促成一批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解決，成為基層群眾協商議事、推進基層治理的有效平臺。

　　浙江之窗，展示中國之治

　　基層矛盾要用基層民主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重要原則一定要把握好。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是實現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基層民主越健全，社會就越和諧。

　　——2006年10月11日浙江日報《之江新語》欄目《基層矛盾要用基層民主的辦法來解決》

　　夏日傍晚，大樟樹下，村民圍桌而坐熱烈討論，上方懸挂著“樟樹下議事”的牌子。這不是茶余飯後的閒聊，而是杭州市余杭區小古城村基層民主協商的生動場景。

　　2005年1月4日，習近平同志來到小古城村調研，囑咐村幹部要“加強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服務好三農”。從那年起，小古城村牢記囑託，探索出共商共建的“四議六步”民主議事工作法。小古城圍墻改低了、村莊變美了、村民富了。2022年，小古城村集體收入突破千萬元，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52760元。

　　小村之變的背後，是浙江基層治理創新激發的活力。

　　民主和法治，寓活力於秩序，寓秩序于活力。20年來，浙江通過民主與法治兩手抓，既充分激發群眾廣泛參與的治理活力，又讓基層社會行穩有序，使每個社會細胞健康活躍。浙江人民在火熱的基層生活中，摸索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帶著煙火氣的基層民主實踐。

　　衢州市柯城區上洋村的村規民約館裏，10個版本的上洋村村規民約整齊陳列。“這就是我們的治村秘笈。”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黃岳華自豪地説。

　　10個版本的村規民約，每次修訂都須經過村民、黨員、代表、村兩委等層層商議，最終經過全體黨員和村民代表大會逐條表決通過後生效。“大家的主人翁意識越來越強，遇到問題共同解決。”黃岳華説，這些年村規民約“種”進村民心裏，村子也收穫了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全國文明村、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等榮譽。

　　今年5月，浙江在全國率先辦了件大事——出臺《浙江省村級議事協商規範指引》，對村級議事協商怎麼議、議什麼等，作出了詳實規範和指導。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成為浙江城鄉治理的鮮明特色，“浙江之窗”展示出“中國之治”的魅力。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郎友興長期關注浙江基層民主實踐，他表示：“這些創造性的基層實踐，展示了獨特魅力，並進一步轉化為治理效能，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方案’，也為全球治理與發展提供一種方向性的借鑒。”

　　基層民主法治越健全，社會越和諧穩定。越來越多起源於浙江的“治村之計”上升為“治國之策”。

　　寧海在全國首創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36條”，寫入中央一號文件；武義後陳村村監會制度，寫入《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桐鄉“三治融合”實踐，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和“十四五”規劃綱要……這些帶著泥土氣息的基層實踐，走出一村一域，走出浙江、走向全國，不斷豐富完善新時代城鄉治理經驗。

　　民主，為法治奠定基礎；法治，為民主提供保障。這些年，共建共治共用的理念深入浙江基層，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百姓生活中，浙江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在省域層面推行公民法治素養提升專項行動的省份。

　　凝望鄉村，浙江在全國率先聘請法律顧問，如今“一村一法律顧問”全覆蓋，帶來基層治理嬗變；全省高標準推進民主法治示範村（社區）建設，已建成省級以上民主法治示範村（社區）4880多個。

　　放眼城市，針對新業態新就業群體，浙江探索協商機制，推動了新就業群體由“治理對象”轉變為“治理主體”。民主法治理念不僅落實在重大事項上，也落實到了基層治理細微處。

　　廣袤的浙江大地上，一幅以民主與法治為亮麗底色的社會治理圖景，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正展現著“中國之治”的勃勃生機。

來源：浙江日報    | 撰稿：沈吟 蔣欣如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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