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5日6時40分，全國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著名史前史學家、原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毛昭晰先生在杭州不幸辭世，享年94歲。

　　我們銘記毛昭晰先生的巨大貢獻，獻上崇高敬意。

　　一

　　1978年3月初，從工廠回來的王旭烽，坐在了杭州大學歷史系的129號教室裏，一個階梯教室。

　　中斷十年後，首次招考，這一屆杭州大學歷史系分兩個班，70多個學生，最大和最小的相差14歲。年紀最大的金儒宗30多歲，有3個孩子，上大學前，幾乎天天都在農田裏忙活；班裏年紀最小的龔國慶，不過十幾歲。

　　王旭烽前後，坐著宋衛平、壽柏年。後來的後來，這個班有個名字：杭大歷史系77級神話，外加一個超長前綴：10多位知名房地産商＋2位福布斯富豪＋1位茅盾文學獎得主。

　　第一堂課，史前史。啥？完全沒聽説過。

　　毛老師來了。

　　一件棕色的棉襖，哈青色紐扣，圍了一塊灰色的圍巾。

　　“完全是瞎矇考進來的”王旭烽，沒見過世面，沒見過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樣子，一看到眼前這位“毛老師”，懵了。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人？帥還不是主要的，渾身上下透出的氣質，完全就是《青春之歌》裏面的盧嘉川啊。

　　受過音樂訓練的男中音，一口南方普通話。海洋裏的草履蟲，單細胞生物，海水，陽光，講到人是怎麼來的——他是這樣開場的。古埃及文明，尼羅河，幼發拉底河，楔形文字……王旭烽完全沒有聽過這些知識，世界那麼廣，歷史那麼久遠，太新奇了。

　　毛老師是吃什麼長大的啊？用我們現在的話，肯定不光是吃可愛多。

　　1945年夏天，毛昭晰在龍泉考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8月，日寇投降，學校通知他們這批新生於10月份到杭州報到，文學院史地係。

　　當時浙大有一條規定，理工科的學生一定要選一些文科的課程，而文科的學生也必須選一些理科的課程。他選了董聿茂先生的《普通生物學》，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

　　董聿茂，西湖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前身）館長，施昕更的領導。1936年，董聿茂對施昕更在家鄉良渚的新發現非常重視，當即拍板，由館方依照當時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採掘執照，這就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董館長跟毛昭晰有一層關係。

　　毛昭晰的父親毛路真，浙大數學系教授，和蘇步青是同事，董聿茂又是毛路真的老同事和好朋友。1937年抗戰軍興，西湖博物館輾轉浙南，博物館的藏品都保存在龍泉的水南。毛昭晰跟著家人來到龍泉，在董聿茂家裏住了一學期，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上山打鳥，回來製作標本，他也跟著跑，博物館的種子，此時就種下了。

　　回到讓王旭烽驚嘆的史前史。世界史前史研究，在浙江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1946年，浙江大學文學院史地研究所建立人類學組，由著名人類學家吳定良教授主持。1947年，人類學組從史地研究所分出，單獨成立了人類學系，開設了考古學、化石人類學、史前學、人類進化等世界史前史的課程。

　　1948年，浙江大學人類學系設立了人類學研究所，先後招收研究生8名，毛昭晰是其中之一。

年輕時的毛昭晰，已經無法用帥來形容。

　　人類學在當時是冷門學科，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只有兩個大學有人類學系，讀這個係的學生寥寥可數，研究生當然更少，但是教課的老師，全是頂流，看看給毛昭晰上課的卡司——

　　吳定良的“體質人類學”“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馬長壽的“文化人類學”，田汝康的“區域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夏鼐的“考古學”，劉鹹的“化石人類學”，沙孟海的“中國古器物學”等等。

　　跟毛昭晰一起聽課的同學，就這麼幾個，後來，他們成為了中國文博事業的開拓者——石興邦、毛昭晰、吳汝祚、張雲鵬等。

　　1952年，院係調整，浙江大學人類學系併入復旦大學生物系，組建了復旦大學生物系人類學專業，教人類學研究的老師併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留在杭州教書的，只有毛昭晰一人，研究方向為世界史前史。

　　20世紀50年代，毛昭晰在杭州大學籌建了歷史系文物陳列室，自己帶著學生參觀。1977年籌建歷史系，他又力主建立選修課，時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的楊招棣先生（楊招棣在杭大從教三十年後，以文入政，成為後來的中共杭州市委副書記）極力支援，歷史系的選修課制度終於建立。

　　1997年的春天，杭大77級歷史系20週年校友會，在學校的會議室，毛老師回來給大家上了一堂課：朝鮮半島的石構墓葬。

　　雖然風趣，但毛昭晰不會討好學生，不會特別講個笑話讓同學們入戲。他不會搞精頭怪腦的東西，不會讓人捧腹大笑，言過其實，或者不可思議。他有分寸。

　　1989年，王旭烽準備在大學和中國茶葉博物館中選一個地方工作，去找毛昭晰。“當然是去博物館啊。”毛老師説。王旭烽明白，他希望學生也做文博工作。

　　二

　　1968年初夏，王群力跟著爸爸王士倫（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拉著大板車，從環城西路搬到了馬市街。18號墻門居住的都是知識分子，謹小慎微地處事生活。可是，即使在那樣的處境裏，也有仍然按照自己的世界觀生活的知識分子。毛昭晰算是一個。

　　後來在《馬市街——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這篇文章裏，王群力這樣描述隔壁鄰居毛昭晰。

　　毛昭晰住在小營巷，走一個拐角，就到了王士倫家裏，兩個爸爸喜歡在一起聊天。王士倫在家裏説起，毛昭晰人類學科班出身，爸爸又是浙大數學系教授，家學淵源，傳承有序，另外，他又對刻苦的人特別在意。有一天，王士倫回家講，毛昭晰當文物局局長了。

　　小王有點驚，在他的眼裏，毛昭晰就是毛老師。

　　環城西路20號，現在環城西路和龍遊路交叉口，奧斯卡電影院那一帶，離沙孟海故居不遠，只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這裡曾有一幢西式小樓，藏龍臥虎，文脈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管會）在小樓裏誕生，這是浙江文物事業的開端，第一個掌門人，就是文管會主任邵裴子。

　　198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撤銷，改為浙江省文物局，5月，毛昭晰被任命為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浙江省文物局局長。

　　這是浙江省文物局第一任局長。如果從浙江文物事業的發展過程來看，他是第三個掌門人。

　　在他上任前幾個月，198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頒布，這標誌著文物保護管理工作正式走入依法管理的軌道。而此前，沒有文物保護法，只有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佈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

　　《文物保護法》出臺之時，毛昭晰的到來，意味著什麼？

　　他不是考古學家，也不是學博物館出身，浙江的文物事業當時還遠遠談不上“發展”——人手少，資金缺，文物工作還沒有從“文革”結束後的顛簸中走出來。這是擺在他面前的現狀。

　　他碰到一些麻煩。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進步，從階級鬥爭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産力是中心。文物，雖然有《文物保護法》的保障，但文物工作的最大難處，就是如何處理它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如今，這個矛盾依然存在，但在那個年代，這對矛盾的激烈，可以用極端來形容。城市建設，如火如荼，各處都在開工。

　　毛昭晰説，我是來當救火隊隊長的。

　　他在辦公室的時間少，始終在路上、車上。只要下面有文物消息傳上來，或者在報紙上看到哪的文物出事了，會立刻動身，或者給國家文物局寫信，參加國家文物局的調查組，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都要去。“他不是派個處長下去，必須自己去。”鮑賢倫説。

　　有一天，王士倫找到毛昭晰：胡慶余堂要拆了！1984年，杭州胡慶余堂中藥廠為擴大再生産，決定拆除胡慶余堂古建築。毛昭晰幾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關領導，力陳保護這座“江南藥府”的重要意義。“當時我勸藥廠負責人不要把木頭店房改成水泥廠房，他還覺得我有‘精神病’。”毛昭晰後來對新華社記者馮源這樣説。1988年，胡慶余堂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管理、佈局、規劃，毛昭晰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看到什麼有價值，就會立刻去落實，他想樹立一個樣式，做好一個胡慶余堂，就不是一個胡慶余堂的事了，各地文物部門都知道怎麼去做。鮑賢倫説，他對文物工作的整體理解，國際的視野、文化的視野，放到了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

　　1992年左右，故宮博物院希望他去當院長，毛昭晰堅決不去。他對女兒説，我就喜歡杭州。我又不是領導，我沒有這個能力，我就是個窮教書的，我怎麼去管人家，我在杭州有做不完的事情。

1984年11月，浙江嘉興南湖飯店門口，“三古”會議合影，右六毛昭晰，右七蘇秉琦 圖片由蘇愷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真的做不完。走在杭州的街巷，喏，這裡，毛昭晰保下來的，那裏，毛昭晰被人指著鼻子罵，他還要挨家挨戶做工作。

　　“你不能再激動了，不能過度用眼了，不然，你的眼睛要瞎的！”杭城眼科名醫姚克警告毛昭晰。

　　2010年8月，毛昭晰給浙江省旅遊局講文化遺産保護，寫講話稿寫到淩晨3點，加上講話過分激動，眼底黃斑出血，第二天住進了醫院。

　　住院時，杭州市啟動城區運河整治工程，運河沿岸的碼頭、倉庫、小河直街、拱宸橋西老街區被列入拆除規劃。

　　他又躺不牢了。

　　不聽醫生警告，到處亂跑。跑到小河直街給老百姓做工作。一場運河文化研討會正在召開，他又不請自來，指著橫幅：“我首先要問，什麼是運河文化？運河文化包括哪些內容？通過什麼載體體現？運河文化的載體是橋梁、碼頭、倉儲、歷史街區等文化遺存，把這些文化遺存都拆掉，還談什麼運河文化？運河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遺産，運河的文化遺存一處都不能拆！”

　　回到病房，連夜給市委領導寫了一封6頁長信：大運河文化遺存不能再拆了！

　　“發展與保護並不矛盾，假如當時按照原來的規劃拆了重建，留下的就是一堆倣古建築，毫無吸引力。”

　　杭州市委領導當即在信上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復。”

2007年4月，毛昭晰在運河（杭州段）小河直街歷史街區保護方案評審會上分析小河直街建築特色

　　小河直街和拱宸橋西的老街保下來了，老街坊回來了，現已被列為杭州市歷史文化保護街區，成為大運河畔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典範，“最後的天下糧倉”富義倉也保下來了，按原有歷史風貌得到修復，為此後大運河申遺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昭晰所抗爭的對象，實際上是中國城市發展走過的一段彎路。杭州的城市競爭力得益於保護歷史文化遺産，但之前也走過彎路。

　　2012年7月2日早上，浙江紹興市區解放路軒亭口的全國文保單位秋瑾烈士紀念碑遭遇撞擊，一輛斯巴魯轎車衝過紀念碑週邊護欄，衝進內護欄，萬幸的是，紀念碑主體沒有嚴重受損。

　　曾有很多人認為這塊紀念碑妨礙交通。鮑賢倫來文物局工作後，當地新一屆領導又幾次提出要搬秋瑾紀念碑。鮑賢倫把毛老師的話拿出來：地面文物不能隨便動，名人故居不能隨便搬。秋瑾在這裡就義，就在這裡立碑，搬到別的地方去，就不是秋瑾就義的地方。

　　1986年，紹興稽山中學校長邵鴻書找到毛昭晰：秋瑾紀念碑不能拆啊。

　　毛昭晰撥通了紹興市有關領導的電話，得到的答覆是紹興市長辦公會議已作出搬遷的決定。

　　毛昭晰馬上奔到紹興，找到紹興有關領導：“秋瑾是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難後，靈柩和墳墓11次被遷。秋瑾1907年被殺害後，是周恩來總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議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紀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處’——她就義的古軒亭口，蔡元培寫的碑文，手書碑文的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這樣一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文物，絕對不能拆。”回杭州後，他又給紹興市發函，制止搬遷，秋瑾紀念碑保下來了。

　　毛昭晰的據理力爭，很少給機會讓人駁回，有時候會讓人下不了臺。

　　2002年，西湖綜合保護工程正式開啟。2011年6月24日，西湖登上了世界舞臺，成為世界文化遺産。

　　陳文錦説，一開始，並不叫“綜合保護工程”，叫西湖綜合整治工程。有一次在茶葉博物館開會，毛老師向省領導首先提出來，整治，這個提法不正確。街巷也要整治嗎？市面也要整治嗎？一字之差，品位就不一樣了。所以，我們熟悉的“綜保工程”，是毛昭晰的動議。這為後來西湖申遺，對歷史文化的保護，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1月，福建福州全國配合基建考古工作會議。左四毛昭晰，左三吳汝祚，左五沈竹（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圖片由蘇愷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我要講一個人，毛昭晰。”

　　上個月末，《反山》《瑤山》考古報告修訂版新書發佈會上，反山遺址考古領隊王明達幾次提到毛昭晰。

　　1986年5月，良渚反山遺址考古發掘正在進行。6月2日，余杭倉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繕落成，毛昭晰請了上海文管會副主任方行、馬承源、黃宣佩等在那邊開會。一聽良渚有重大發現，毛昭晰直接帶人趕到了工地。其實，12號墓只出土了97號玉琮，嵌玉漆杯等，其他文物才剛露出了一點點頭。

　　王明達説，毛昭晰是主動到省內考古工地的省文物局長，良渚考古工地幾乎全到。

　　阿達，你不要動哦。毛昭晰説。

　　什麼不要動？王明達問。

　　挖出來不好動的。

　　毛昭晰馬上去請示省領導。王明達的日記：6月10日，毛昭晰陪時任省文化廳廳長孫家賢來考古現場。6月27日，時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長李德葆等視察反山工地，以後又數次到吳家埠工作站觀看反山等出土器物。本來的補貼——給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十萬，浙江越劇團十萬，李德葆拍板，浙越的十萬給省考古所。

　　1986年，王明達首次提出“良渚遺址群”的大遺址概念後，1992年，國家文物局提出，良渚遺址雖然還不是國保單位，但要按照國保的級別來對待。王明達記得，1992年，時任國家文物局文物一處（分管考古）處長孟憲民陪著張忠培首次來杭州，帶來了這個超前定國保的消息，還有10萬塊錢的補貼。而當時，省考古所50人，全年加工資在內的總撥款才11萬。

　　孟憲民説，這是毛昭晰先生呼籲的成果。

　　三

　　鮑賢倫原本在紹興師專當老師，中文系主任。有一天，一紙調令來了，1991年他被調到紹興文化局當局長。

　　1993年，毛昭晰當選為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當副主任，之後，省文物局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局長了。1996年10月，鮑賢倫接任。他去省委組織部報到，常務副部長跟他説：你是毛老師推薦的。再到宣傳部報到：你是毛老師推薦的。對方繼續説，文物局長不好當的，毛老師當得好，你要向他學習。

　　確實不好當。

　　1991年，舟山市成為浙江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定海區的老街區也作為重點保護街區。1998年，包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舟山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通過，但定海古城一系列“舊城改造”運動也開始了。

　　據報道，當時舊城區中的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東管廟弄、芙蓉洲路、東大街和西大街等幾條街道上的許多連接成片的深宅大院被拆毀，“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矛盾大到什麼程度，今天無法想像。

　　鮑賢倫得到消息後，馬上和當地聯繫，要求停止，但沒有用。他帶隊去現場談，依然談不攏，繼續拆。當時有一位領導跟他説：你不要再堅持了，我倒要看看是誰笑到最後。

　　鮑賢倫後來在《文物功能論》裏寫了一段話：講文物的有用性，似乎起點太低。但只要看一下在定海古城保護和建設問題上，數十家媒體與地方政府的“對峙”；看一下陜西、浙江等地在發展旅遊經濟涉及文物保護時，數十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緊急呼籲，我們就有理由從起點開始清算文物的功能——文物到底有什麼用，該怎麼用？

　　鮑賢倫、陳文錦等人的壓力很大。當時他們的分管領導甚至明示，你們太靠前了，要靠後一點。

　　有一年機構改革，一度撤銷文物局，成為文化廳的內設機構。當時整個文物局只有兩個人和文物局有關，就是鮑賢倫和陳文錦。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別人都是社會進步和生産力的發動機，文物局是制動設備，專門踩剎車的，給人這種感覺。

　　鮑賢倫回來後向上級彙報，毛昭晰旗幟鮮明：一定要制止。當時，他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接下來，全國數十家媒體對這件事做了報道。他在2001年5月29日一次全省歷史文化遺産普查工作會議上説，據統計有84篇文章。

　　截取一點毛昭晰對記者説的話：“就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來説，至今還沒有專項立法。現行的《文物保護法》雖然有條款涉及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但已不能適應日益嚴峻的形勢，當務之急一方面是要修改和完善《文物保護法》，另一方面應該總結多年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經驗教訓，儘快制定《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

　　2000年的3月10日，中國第一個關於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提案，成為“兩會”中的一個熱點，毛昭晰是提案發起人之一。

　　鮑賢倫經常想到毛昭晰。毛老師永遠是衝鋒在前的，是個鬥士。最困難的時候，毛昭晰會跟他站在一起。“毛老師支援我了，就沒有人會反對了。”

　　他是書生，更是戰士。鮑賢倫説。

　　“他從來不會想個人的利害關係，計較得失。什麼害怕之類的，毛老師不可能有的。我學不來。”

　　毛昭晰經常開玩笑，老鮑，省長説，文物局長，文物局長，太小了，太小了。多年以後，領導見到毛昭晰又説，你這樣的人有點少。他接話：由小到少，多了一撇。

　　毛昭晰比鮑賢倫大26歲。從鮑賢倫接任的第一天開始，毛昭晰就叫他老鮑。老同事80多歲了，叫人小妹。

　　跟同事在一起，他説著説著，會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夾子，裏面有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誰都看過——誰都看過幾遍。

　　那時候的文物局和地方關係特別密切，大家都願意來局裏，有問題，來彙報，再幫他們解決。

　　每個人都叫毛老師，沒有人叫毛局長。

　　四

　　陳文錦（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長）來省文物局工作後，毛昭晰跟他説的第一句話：要搞博物館。這句話，毛老師碰到新人要講，碰到領導也要講。

　　1983年，杭州的博物館只有浙江省博物館一家，1984年，自然博物館從省博裏分出來，浙江省自然博物館成立。90年代初，杭州的博物館還很少。

　　毛昭晰跟陳文錦提出，要三個門類的博物館一起搞，一個綜合類，第二個，現在我們叫專業博物館，那時候叫專題博物館，比如絲綢博物館、官窯博物館、茶葉博物館。1985年，在一個省旅遊發展的會議上，他提出來，杭州要大力發展博物館，根據杭州的城市性質和文化淵源，開一大批博物館。

　　陳文錦還不太能理解。毛老師換了一種方式講，他在日本去過一個人體博物館，入口，是人的咽喉，出來，會放一個屁。

　　大家邊聽邊笑。

　　1994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館對外開放，1995年，毛昭晰把自己珍藏的施昕更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捐給了博物館。良渚考古不斷有新發現，認知在刷新，博物館也要更新換代，10年後，博物館要建新館，也就是現在的良渚博物院，2003年，同時啟動建築設計和展陳設計。2006年1月6日，77歲的毛昭晰帶隊去日本考察了十多個博物館，列清單，當講解員，一手包辦，尤其看了大量遺址類博物館。郭青嶺説，後來良博院第二展廳場景式的復原，直接來自於毛昭晰的構想。

　　1993年4月，紹興博物館開館。全省地市博物館還很少的情況下，紹興博物館開館，是一件大事。沒有高速公路，毛昭晰延遲了一小時趕到現場，做了發言。

　　希望我們把博物館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來建設。他説。

　　台下的鮑賢倫一動。

　　如今聽來，並不是一個稀奇的觀點。在當時，對於博物館的認識，大部分人還停留在這是一個保存、研究、展示文物的地方。毛昭晰提出，博物館的根本功能，就是為社會發展，為人的發展服務，而不僅僅是一個“物”的問題。這場延遲了一小時的講話，鮑賢倫一下子被毛昭晰打開了。“有人認為毛老師是從學校裏出來的，所以講教育，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1999年11月20日，《錢江晚報》刊登一篇周新華寫毛昭晰的文章。毛昭晰説，博物館不只是個供人們窺視過去時光的窗口，博物館應該是姓“博”的，它與所有的科學知識都相關，是向人們進行社會教育的最好的地方。不僅要表現歷史文物，還應該大力發展自然科學博物館。“博物館應該是一個人的終身學校。”

　　1978年恢復高考不久，他就向杭大提出開設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他認為，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是其他任何機構所無法替代的。

　　這是國內第一個提出要創辦文博專業的人。博物館在中國還是稀罕之物，很多人不理解，設立這個專業，將來學生往哪分配？

　　“這個係，就是他在充滿疑慮的目光注視之下，多次隻身往返于大學與政府相關部門之間進行不懈爭取的結果。”裏默爾·克諾普在《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遺産與博物館》中這樣寫道。

　　三年裏，毛昭晰去教育部跑了四次，反覆講：博物館是發展中的事業，現在我們的博物館雖然不多，但將來一定會有很多博物館，因為我們的國家需要博物館，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需要博物館。

　　1981年，杭大文博專業成立，他親自去招生。

　　陳文錦説，當時的文物工作，比如無奈，比較悲涼，儘管我們感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但是不一定為人家所理解。如今，浙江全省的博物館能夠在全國走在前面，品類比較豐富的，分佈比較均衡，毛昭晰做的事，沒有人能取代。

　　五

　　王士倫家屬於小營巷居民區，毛昭晰的媽媽是居民區主任，毛師母毛師母，很有名，做事情公正公平，受人尊敬。毛昭晰的兒子跟王群力差不多年紀。小毛的有名，在於拉小提琴，四方八里都知道，而且長得白白凈凈。

　　毛昭晰的夫人，是杭州教師進修學校的老師（後來的杭師院），有一天，她跟王群力媽媽講，讓小王去讀他們的夜大學。這四年學習對王群力後來的影響很大，他一直記在心裏。

　　有一天，時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王士倫回來跟小王説，毛昭晰這個人，無情。王士倫後來對黃滋等後輩如此看重，多少是因為兒子，把對兒子的感情和希望，寄託在這些有才華的年輕人身上。兒子沒機會成才，那要幫他們成才。他很在意毛昭晰女兒的工作，她下鄉回杭，想把她調到文物系統下屬的單位去。

　　毛昭晰斷然拒絕。只要他在文物系統，家裏人就不能跟這件事沾一點邊。

　　女兒有時候會“恨”。

　　1983年開始在浙江省文物局工作，一直到86歲，爸爸終於不再參加任何工作。但是，每年大年初一早上，爸爸一定會去看望文物戰線上在崗的職工，這是他的必修課。女兒説，爸爸你都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件事，毛昭晰一直做到快90歲，直到摔跤——2019年3月25日下床摔了一跤，一根股骨頸摔斷，開始住院。6月，在醫院裏又摔了一跤。

　　爸爸經常對女兒説，幸虧你沒走哦，還好你在。

　　有時候，爸爸會突然説：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女兒説，有什麼對不起的，都過去了。

　　一顆小小的紅寶石，暗色的光。

　　女兒摸著胸前的這顆紅寶石項鍊——我一直戴著，80年代他第一次去日本考察買的。其他項鍊我也有很多，都不戴。因為這是我爸爸給我的。

　　女兒從小身體不好。“外公，媽媽又生病了。”接到外孫電話，很晚了，毛昭晰自己坐公交車去看女兒。55號車，當時是專門配給他用的。但他經常不坐，如果“迫不得已”坐，司機送到後，他下車，一定要繞到窗口：謝謝，再見。

　　他也從來不叫家人坐。女兒陪他去醫院看病，毛昭晰叫她自己坐公交車去浙二醫院門口等。他如果走得動，也要坐公交。有一次媽媽生病，毛昭晰從城西的家到市中醫院，自己轉了三趟車，那時他已經80多歲。他完全可以叫車，就是不叫。

　　女兒有時候想，爸爸的一根筋，杭州話講，不知道哪搭錯了。

　　他很少花錢，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書。有一年，毛昭晰從花園新村搬到了體育場路，體育場路上開了兩家書店，一家是曉風書屋，另一家書店關門前，毛昭晰把書店裏所有的書都買到了家裏，車庫裏也塞滿。我們本想去毛老師家的書房看看。女兒説，進不去。爸爸的書，翻頁翻好，絕對不能去動。

　　1996年10月07日，六和塔景區的新景“六和鐘聲”正式起鳴。六和塔文保所決定鑄造一口重2.3噸的大鐘，請毛照晰撰寫銘文。1996年8月21日 ，記者採訪，毛昭晰細心講解：鐘是口朝下；鐃是口朝上底朝下，有個柄兒，使用時以手執柄，以槌敲擊，形狀與鐘相似，二者大小不同而已。

　　他作四言銘文，共12句96字，寫得典雅韻致，毛筆隸書，柔婉端嚴。有一句，打草稿時，始擬“屹立東方”，繼換“威靈遠揚”，後改定“仁威遠揚”。女兒講，96個字，爸爸十十足足寫了一個月，改了無數次。

　　爸爸，你寫的字，那讓我們去看一下麼，讓我們也敲一下鐘。開放那天，女兒説。

　　你去則撒？不準去。不準——這個詞在家裏，是常用詞。

　　直到女兒40歲生日，她花了十塊錢去敲了一次鐘。回來後才跟他講。

　　好不好？毛好哦？真當好的哦？爸爸開心地笑了。

　　六

　　1978年還是1979年的夏天，毛昭晰去參加一個全國教材編寫的工作會議，從東北回來，來王士倫家裏坐，穿了一雙布鞋。小王説，毛老師你這雙鞋毛好看，哪買的。

　　毛昭晰説，我是六不先生。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煙，不打牌，不跳舞，不會卡拉OK。女兒説，他出去就是白開水一杯，平時就是西裝襯衣。

　　他是機關裏的另類。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也抽煙。剛剛抽了幾口，毛老師進來了，眉頭一皺。陳浩，我又要批評你了，又抽煙。陳浩是當時浙江省博物館館長。

　　陳浩很“壞”：毛老師批評得對，我們主要看鮑局長，鮑局長不抽我們就不抽。

　　毛老師眼睛掃到老鮑身上。

　　毛老師，你説得對的，我考慮一下，先減少，再逐步把煙戒掉。老鮑説。

　　孟子説了：“今有人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在這樣一個場合，毛昭晰突然念了《孟子·滕文公下》裏的一句話。很多人還來不及反應過來，鮑賢倫聽懂了：謝謝毛老師，謝謝毛老師。

　　毛昭晰的風趣和風度。

　　上海芭蕾舞團《白毛女》劇組來小營巷訪問，大家圍攏看熱鬧，毛昭晰也在人群裏。此時，演員們正從紀念館裏排隊出來，大家在説，哪個是“白毛女”石鐘琴。有人一眼看到，鬧，圍紫圍巾的圍紫圍巾的！毛昭晰插嘴：小心襖，表只記得看圍巾人忙記（忘記）看的！

　　一本小小方方的老底子的電話本，一直放在毛昭晰的褲子口袋裏，四邊已經磨成粉末狀，進醫院後，他又放在病號服的口袋裏。他不會用通訊錄，一直翻電話本打電話。一個用了20多年的摩托羅拉翻蓋手機，不肯換，女兒只好讓兒子在網上再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80歲，大家提議給他做壽，“請毛老師配合一下”，堅決不做。家人和同事想把他的學術論文整理，老鮑也把他的工作資料做了整理，他也反對。

2021年5月7號，毛昭晰92歲生日，在醫院吃了大蛋糕。

　　但是，2009年1月8日，鄞州區業餘文保員會議，80歲的毛昭晰拿出一幅他自己裝裱好的照片，送給了60多歲的鄞州洞橋鎮業餘文保員王阿福。

　　這幅照片是他3年前拍的，2005年10月11日，到走馬塘走親戚的王阿福經過蜈蚣山時，看到有施工隊正在山坡上施工，鏟車一鏟下去，他發現了一塊古墓磚。向文物部門彙報後，他轉身回家，取了日常生活用品，用塑膠布在現場搭了一個小帳篷，一住就是兩個多月。2006年12月初，毛昭晰到現場考察，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知道要來參加業餘文保員會議，來寧波之前，他自己用鏡框裝裱相片，在後面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位業餘文保員生病，毛昭晰寄去了一萬元。

　　1994年8月6日《浙江日報》的一則新聞，題目：《太陽又照“小門庭”》。浙江省博物館的俞為潔4歲的兒子丟了，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毛昭晰剛從國外考察回來，偶爾聽到她家小孩丟了，毛老師當場掉了眼淚，從口袋裏掏出僅有的300元，讓一位同事轉交給她。過了幾天，他又託人先後送來600元和4100元，説：我湊了5000元整數作為捐助，希望你們早一天找到孩子。

　　七

　　2003年3月11日，人民大會堂。

　　卸任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11天后，毛昭晰帶著“列席證”，告訴一些熟悉的代表：洛陽那邊來消息了，中央派的調查組下去了。我昨晚睡得很好。

　　1998年，他被選為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期到2003年2月28日。

　　2月的最後一天，也是他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任上的最後一天。淩晨兩點，他寫完一封長信，密密麻麻兩頁，第二天遞給了中央領導。

　　前一天上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後一次例會。下午，他在《中國文物報》上看到記者李讓——如今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的一篇報道——《洛陽在毀什麼？！》（1月24日刊發）。

　　頭版一整版，標題字號前所未有的大，看起來觸目驚心。

　　李讓報道了一件事：洛陽未按照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未徵得國家文物行政部門同意並報省人民政府批准，為突擊搶建“河洛文化廣場”，將大型挖土機械開進了著名文物保護單位東周王城遺址範圍內，強行施工，“天子駕六”車馬坑也即將被破壞。

　　東周王陵剛剛出土了六馬駕馭的“天子之乘”，證實了古文獻夏商周時期“天子駕六”的説法。當地文物保護部門拿著剛剛通過的《文物法》給廣場指揮部，負責人説，“拿走，我這裡也有很多法。”

　　“他們是在藐視法律，法律的尊嚴在哪？”他對中青報記者王堯直言。

　　李讓來到位於西黃城根北街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常委駐地時，已經很晚了，他給毛昭晰帶來了兩期報紙——刊登《洛陽在毀什麼？！》的2003年1月24日《中國文物報》和刊登《洛陽，1月16日以後……》的2003年2月12日《中國文物報》，每期都帶來幾十份。

　　毛昭晰沒管他有沒有吃晚飯，讓他跟著自己，抱上報紙，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住在會議中心的全國人大常委，告訴他們發生在洛陽的違法事件，給他們留下報紙，請他們關注。

　　回到房間，李讓勸他趕緊休息。這次來北京參加兩會，給毛昭晰看眼睛的醫生很生氣，這個病人到處亂跑，左眼眼底出血未愈，視力基本喪失，讀書寫字都很困難，血一旦進入玻璃體，眼睛就廢了，可能會失明。醫生不許他來。他只好反覆央求，醫生深知他的脾氣，直到他答應儘量不看書看報，才放他出院。

　　此時，左眼眼底已經出血。

　　他扭亮檯燈，鋪好紙，開始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李讓在旁邊用相機拍下了這張照片。

2003年2月28日淩晨，毛昭晰在房間為洛陽搶建“河洛文化廣場”一事，給中央領導寫信。李讓拍下了這張照片。

　　現在已經是2月28日淩晨了。毛昭晰説，2月28日是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一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也是我擔任全國人大常委的最後一天，現在我在站最後一班崗、做最後一件事。

　　這封信寫到淩晨兩點。

　　3月6日，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對他説：“我們今天下午就召開緊急會議，我們將會同河南省政府查處此事。”單霽翔對他説。

　　3月10日晚，消息傳來，洛陽破壞文物事件已得到制止，“天子駕六”車馬坑原址已被保護起來。

　　眼睛的事，他從來不跟家人説。女兒説，早兩年，他還躺在床上看看東西，這兩年不看了，也沒東西可看了。

　　毛昭晰説：這是上天讓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我還是想拼命睜開雙眼。

　　三峽的泥沙和移民、立法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還有，“建議對拐賣強迫婦女結婚的人處以重刑”。當常委5年，他提出了太多跟他的專業“不搭介”的議案。有一年兩會上，幾乎不看足球的他領銜提交了議案，建議司法介入查處球場“黑哨”。

　　“我只是一個書生，憑責任感做事。曾經是人大代表，不是炫耀的頭銜，而是增加了為人民説話的責任。我不考慮什麼明哲保身，惹不惹麻煩。我説了這麼多真話，也沒有什麼麻煩。”

　　八

　　女兒説，我為你可惜，你這輩子興趣那麼多，退下來完全可以有很多事情做。但這兩年，爸爸已經沒有再聽音樂了。他説，我是開會開多了。

　　歷史系有一次搞活動，楊招棣先生念了一首宋詞，愛情題材，眉眼盈盈處，大家傻掉了。毛昭晰先生又唱了一首《延安頌》，王旭烽驚呆了，唱得這麼好。

　　他是老杭大合唱團的男高，同時選修鋼琴課。1947年，竺可楨從歐美考察回來，購回四百多張音樂唱片，委託毛昭晰編目。1950年，毛昭晰面向全校學生開設了一門選修課——歐洲近代音樂史及音樂作品欣賞。一個研究史前史的教授，開設音樂課堂，這在全國大概絕無僅有。

　　學生黃樸民寫過一段回憶。講到關鍵處，毛老師會拿起講桌上隨身帶著的小提琴演奏。有一次講座，他讓在杭州大學讀書的兒子來幫忙。他講世界著名小提琴曲的藝術成就，兒子演奏了一曲馬斯奈的《沉思》。

　　“這乃是我在杭州大學讀書期間所親身見證的美麗風景線之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我的那點淺薄音樂常識，何謂交響樂的第一音樂動機、第二音樂動機，《藍色多瑙河》七小段舞曲結構是怎麼遞進與表現的，等等，都來自於毛昭晰老師的啟蒙。”

　　毛昭晰和王旭烽是同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在北京一起開會。有一次，住處樓下有一架鋼琴，王旭烽學過鋼琴，會開完，她上前彈了一會兒。毛老師走過來了，什麼都沒有説，也上前彈了一會兒，王旭烽又驚呆了，忘記是莫扎特還是貝多芬的曲子，自然，流暢，毛老師筆挺。

　　“文革”時，他只保留了四張柴可夫斯基的唱片，藏在二層小樓的火爐裏，沒有被砸碎。

　　1988年，毛昭晰作為團長，帶著中國圖書館代表團訪問英國。諾丁漢一所大學的圖書館館長開著轎車帶他們出門。車上，館長把一盒磁帶插入收錄機，毛昭晰一聽，用英語講：“太好了，肖邦的《搖籃曲》。”

　　有一次，省文化廳在杭州飯店接待來自美國的藝術家。有人介紹杭州劇院的舞臺很好，曾演出過著名歌劇《茶花女》。《茶花女》是個專用名詞，翻譯一下子譯不出來。省文化廳副廳長毛昭晰用義大利語秒答。

　　毛先生，您最喜歡哪一位歌劇作家？

　　威爾第和普契尼。

　　1997年9月18日，《杭州日報》下午版報道，我省第一家正規音樂廳——浙江廣播音樂廳的首次運作，改變文化界“看白戲”的習慣，售價從20元到100元的入場券，全部公開門售。小提琴家盛中國與夫人、鋼琴家漱田裕子的小提琴、鋼琴獨奏音樂會，作為這家音樂廳開業的首場演出，于9月20日、21日連演兩場。許多“關係戶”聽到音樂會的消息後紛紛按老規矩來討票。廣電廳領導一一婉言謝絕。新聞標題：想聽音樂，到票房去買票。

　　“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毛昭晰第一時間買了80元一張的三張入場券，全家一起看。”

　　女兒經常想起和爸爸一起去山上採草藥的日子。

　　週日，他去北高峰、桃源嶺採草藥。女兒扁桃體腫大，他採了夏枯草，曬乾，泡水給她喝，太苦了，但很快就好了。小姑姑有一次中耳炎，一個耳朵聽不見聲音。他採了兔兒草，塞到耳朵裏，後來也好了。

　　誰拉肚子了，誰耳鳴，誰生了個癤子，爸爸就用草藥治病。毛叔叔，我格的（杭州話，這裡）不舒服。他説，你不要動，我馬上去八你們採草藥哦。

　　他騎著爺爺留下來的破自行車，褲腳一卷，咯噠咯噠，女兒兒子一前一後，去山上，去植物園。這是車前草，那是蒲公英，他對植物著迷。

　　下午剛見過面，晚上6點左右，爸爸一定會給女兒再打一個電話。你好不好啊，你要休息哦，你要養好哦。每天晚上如此。2019年住進醫院，第二次摔跤後，爸爸就沒再給她打電話。現在，是女兒給他打，爸爸沒有這個能力了，也記不住自己的電話了。

　　女兒有時候擔心爸爸的記憶。你認識我伐？

　　“我如果連女兒都不認識，我就不是你格爸爸的，你啊以為我是木大啊（杭州話，傻瓜）”毛老説。

來源：錢江晚報    | 撰稿：辛文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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