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月開始，杭州的演唱會市場，將正式啟動“周播”模式。

　　5月17—19日、5月24—26日，陳奕迅“FEAR and DREAMS”巡演杭州站，將在奧體中心體育館，以每週末3場的方式，“背靠背”連演兩周，唱完6場。

　　這只是“第一季”，隨之而來七月和八月的張學友、劉德華杭州巡演，也都是“兩個週末，連唱6場”的相同劇情。

　　是驚人的巧合？還是某種市場默契？如果少一場，唱5場，難道不行嗎？均價直逼2000元的門票，就沒法降一降？

　　帶著這串問號，記者跟不少演出商和業內人士聊了聊，也試圖還原一道糅合了産業鏈、利益鏈、行業規則、人情世故的算術題。

　　【1】

　　5月17—19日、5月24—26日，陳奕迅6場；7月12—14日、7月19—21日，張學友6場；8月16—18日、8月22—24日，劉德華6場。

　　看著電腦上密密麻麻的檔期標注，杭州奧體中心體育館的一位工作人員打趣道，暑假可以考慮在附近短租3個月的房子，“反正基本上每天都要來”。

　　演出商Q先生則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以前看演唱會，觀眾像等待電影大片，一年好不容易來一場；現在變成了網劇，一季直接就給你整6集。”

　　變化來得如此迅猛，幾乎就在一年多時間裏，市場和消費者，就完成了一套出招、接招的“組合拳”。

　　今年3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聯合大麥網，發佈了《2023年演出市場大型演唱會年度洞察》，據報告統計，2023年全年演唱會票房近146億，創下歷史新高，而觀演總人次更是超過了2000萬。

　　報告中還重點提及了一個“主要特徵”，那就是從2023年起，“單站多場的演唱會顯著增多”、“較疫情前增長了17%”。

　　要説“單站多場”的標兵，體育場類的，非周傑倫和薛之謙莫屬。海口、上海、天津、杭州……從去年到今年，周傑倫每到一地幾乎都是4場起步；而從北京、廣州再到杭州，薛之謙“先開2場、再加1場”最終連演3場的打法，也是玩得明明白白。

　　而即將來杭州的張學友，更是憑藉“60+”巡演，被網友尊稱為“跑量王”。自去年6月開啟巡演後，張學友已經演了近200場，平均每2.5天就要開一場演唱會，誇張如廣州站和澳門站，甚至直接連唱了9場和12場。

　　今年3月的上海站，歌神終因工作強度太大，導致抵抗力下降生病，不得不取消了其中3場。

　　有香港媒體給張學友算了一筆賬，稱主辦方至少損失了6000萬票房收入，而張學友本人也將損失上千萬唱酬。

　　去年年底的任賢齊演唱會，則讓杭州觀眾最先感受到“單站多場”的風潮，當時小齊哥先是官宣了12月2、3日兩場，隨後加開12月1日場，最終創下奧體中心體育館“同一藝人+同一主題”的連場紀錄。

　　而上個月剛剛結束的周傑倫杭州站，4場大蓮花，20萬觀演人次，直接把各項數據頂格拉滿，“所以某種程度上，接下去陳奕迅、張學友、劉德華在杭州的‘六場起步’，也可以看作是今年的常態化操作。”

　　【2】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不能是3場、4場？又為什麼不能是9場、10場？即將來杭州開唱的陳奕迅、張學友、劉德華們，為啥都不約而同選擇了開6場？

　　其實，這是藝人、演出商、觀眾，共同推演出的一道算術題。

　　Leo是資深演出商，20年來操盤過華語樂壇近一半頂流歌手的巡演，在去年某歌手的慶功宴上，他曾聽到大家笑談——“只要歌手受得了，當然開越多越好”。

　　跟我們打工人一樣，“多勞多得”的法則在歌手身上同樣適用，3年疫情，商業活動、拼盤演唱會少了很多，大型演唱會的停擺，更是讓歌手失去了巡演這一大筆收入來源，甚至連張學友都曾在發佈會上開玩笑説，“我一度擔心自己會失業”。

　　一位經紀人告訴記者，疫情前，不少歌手的收入來源都比較多，但要論走量的話，商業代言和商演活動為主，個唱巡演只是一塊補充，“疫情後，受經濟大勢影響，品牌、商務方面萎縮了很多。”這位經紀人説，他合作的一位歌手，去年代言的某護膚品合約到期，儘管團隊願意以降價的方式續約，但對方還是表示算了。

　　“我們想到了疫情後演唱會市場會復蘇，但沒想到行情會走得這麼好，所以我們重新又把巡演調整為了主陣地。”

　　所以，主觀上，歌手們多少都會有“把錢賺回來”的心態，從去年到今年，絕大部分藝人的演唱會頻次、場次都超出了常規，“猛乾大半年，可以抵得上疫情前幹兩三年”，Leo説。

　　而另一方面，積壓了3年的觀眾觀演需求和演出項目集中釋放，也為單站“跑量”創造了最容易實現的市場環境。

　　但，也不是所有歌手想連開6場就能開的。

　　首先，你得有話語權。

　　以前，歌手做演唱會拿的還是固定唱酬，就是和主辦方談好，每唱一場拿多少錢，票房賣得好壞都和藝人無關。

　　疫情後，隨著行業風生水起，一些具有“秒罄”票房號召力和大IP影響力的藝人，都會採用固定唱酬+入股分成的模式，按照票房總收入進行分賬，“不方便點名，但你報得上來的那幾個頂流，幾乎都是這麼操作的。”Q先生説。

　　這就不難解釋了，一個拿固定工資的，一個是固定工資+分紅，哪個會更有動力？“但前提是你得有實力，才有資格唱到你想唱的場數，賺到你想賺的錢。”

　　Q先生告訴記者，他曾聽説一個傳聞，説去年年初還在策劃階段，台灣某歌手就主動跟經紀人和項目的總發包方提出，“最好每一站能4場起步”，但排練時候跟著實際強度走了走，發現連續唱到第二天，聲帶就已經嘶啞充血，最後只能老老實實每站做一場，“這也是沒賺錢的‘命’。”

　　【3】

　　除了藝人，關於場次的“玄學”，處於演出産業鏈中游的演出商，也是重要的調控開關。

　　這筆賬，要算得相當精明，否則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義務勞動了。

　　一場演唱會，大致成本如下——藝人唱酬、舞美硬體、場地租金、落地雜費（包括接待運輸安保等）、票務佣金……經過嚴格測算，最終定出票價，由消費者承擔。

　　疫情之後，藝人唱酬、機票酒店，都在漲，無形中抬高了賺錢的門檻，“以前有些體育館的演唱會，票房賣出七成，就能保本並開始盈利，現在最起碼要賣到九成。”Q先生説。

　　伴隨而來的，是水漲船高的門票價格，像張學友杭州站，1980元也只能坐看臺；劉德華杭州站，2580元才有資格進內場。

　　Leo告訴記者，以A歌手單場為例：歌手和經紀公司總唱酬約300—400萬，場館租金加上舞臺搭建約400—500萬，落地執行費用約200—300萬，票務佣金約100萬，總成本基本上在1200萬左右。

　　再回到票房，看臺和內場搓搓均，平均票價約為1400—1500元/張，有效座位10000個不到，那滿打滿算一場賣完，“去掉稅點，每場主辦方也就賺200萬左右。”

　　200萬，看起來不少，但對於付出巨大時間、精力、人力成本，並承受著巨大盈虧壓力的主辦方來説，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增加場次，就意味著“降本增效”。

　　從攤薄成本角度來看，1場和6場，能省錢的地方可太多了。據一位相熟的本地演出商透露，以場館租金為例，如果連租六天，能拿到的“批發價”就非常可觀。

　　比如北京鳥巢，對外報價在450萬/天，如果是連場租，差不多300萬左右就能成交，按6場算的話，這一進一齣就省了900萬。

　　酒店也是，藝人團隊連住兩個週末拿到的價格，甚至能比最鐵的協議價還要低。

　　這麼一筆賬算下來，在歌手唱得動、票房又能賣得完的前提下，演出商當然希望場次越多越好，“畢竟，做一場賺200萬，跟做六場賺1000多萬，誰都知道該怎麼選。”Q先生説。

　　有人會説，既然錢這麼好賺，那索性直接把杭州奧體館“硬控”下來，唱一個月好了。想法很有野心，但也得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後面幾場一旦票賣不完，就會形成反噬，把前面賺的錢也賠進去。

　　所以，除了前期對每一站粉絲數、消費力的精準評估，藝人方和演出商，也會詳細參考一些預判數據，比如大麥網的“想看人數”。

　　業內有一個説法，“想看人數”達到實際開票數的3倍以上，基本就穩了。

　　以目前杭州站的陳奕迅、張學友、劉德華為例，目前大麥上的“想看人數”分別為87.2萬、26.1萬、40.7萬，都遠遠高於實際開票數（六場約6萬人）的3倍以上。

　　説到底，在娛樂和資本的名利場裏，演唱會終究是一門掘金的生意，“只有每一步都踏準，每一筆賬都算清楚，才能在這場大浪淘沙中笑得最久。” 

來源：潮新聞    | 撰稿：陳宇浩    | 責編：汪傑菲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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