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面對這百年不遇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乃至全球的公共衛生應急保障體系均遭受了巨大衝擊。在政府和人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堅強阻擊下，我國本土疫情傳播已經基本得到控制，生産生活逐步恢復正常。我國之所以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取得階段性勝利，並堅守住這來之不易的成果，不僅是因為採取了追蹤並隔離高風險人群、暫停公眾集會，以及限制人口流動等綜合防控措施，中醫藥力量的全面、全程參與也是制勝的關鍵一環。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中醫藥的傳承和發展，堅持中醫、西醫並重，中西醫協調發展的醫療衛生方針。因此，中醫藥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並在防治流行性乙型腦炎、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性出血熱、非典型肺炎（SARS）、新冠肺炎（COVID-19）等傳染病中發揮了突出作用。例如，在 SARS 流行時期，中醫藥作為重要力量參與了疫情防治工作，並證實中藥早期干預可阻斷病情進展，減輕臨床症狀，在縮短髮熱時間、促進炎症吸收、減少激素用量等方面效果顯著。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醫藥迅速介入、全程深度參與救治，充分發揮“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瘥後防復”等中醫抗疫特色優勢，以“中醫通治方+社區+網際網路”為框架的創新社區防控機制“武昌模式”應運而生；在沒有特效藥情況下使大量患者得到了及時救治，這顯示了中醫藥的療效優勢，也為全球抗疫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然而抗疫成功的背後也暴露出中醫藥在防治新發突發傳染病中存在的薄弱環節。例如，中醫藥力量應急響應不夠及時、缺乏高品質循證醫學證據、中醫傳染病學專業人才與中藥戰略資源儲備不足、中西醫結合救治協調決策機制不順暢等，這些問題和短板是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和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頸”。因此，加強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勢在必行。
加強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醫藥應對防治新發突發傳染病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優勢
中醫藥防治急性傳染病具有獨特的理論認識與豐富的實踐經驗。從歷史上看，我國是傳染病多發國家。南北朝的天花，唐代的瘧疾、麻風，明朝的鼠疫，以及清朝的霍亂等——自西漢以來，我國先後發生過 321 次較大規模的疫病流行。中醫藥正是在一次次抗疫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例如：《傷寒雜病論》便是東漢張仲景在觀察診治“傷寒”這一時疫的基礎上撰寫而成，開創了六經辨證體系；其後百年，葛洪撰寫了中醫第一本急救手冊《肘後備急方》，匯集了多種治療瘟疫的單方、驗方，其中一些治法對後世影響深遠——屠呦呦就是受書中鮮青蒿榨汁治療瘧疾的啟發，改進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救治了數以百萬計的瘧疾患者；明清時期瘟疫頻發，吳又可首先提出“癘氣”致瘟的病因學觀點，葉天士、吳鞠通等醫家則創立了衛氣營血、三焦辨證等疫病診療體系，使中醫藥對疫病的防治從理論到臨床逐漸成熟。
依靠鮮明特色與傳統優勢，中醫藥在近現代歷次重大疫病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中得以深刻體現。《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指出，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中醫藥參與救治確診病例的佔比達到 92%，湖北省確診病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 90%。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共同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至第七版中均納入了中醫診療方案。
研究發現，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疾病全過程中均發揮了獨特優勢。例如，對於大量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觸者，通過大規模使用寒濕疫方（武漢抗疫 1 號方）提前干預，成功阻斷疫情發展的迅猛勢頭。截至 2020 年 3 月 2 日，寒濕疫方在武漢累計發放 72.3 萬副，救治 5 萬餘人次；武昌區衛生健康委員會資料顯示，發放藥品 14 天后，新增確診人數首次出現斷崖式下降，並維持在低位水準，證明中醫藥早期介入不僅保護了大量易感人群，也降低了高風險人群的發病率。對於輕症患者，中醫藥干預可以有效降低轉重率。一項 721 例寒濕疫方干預輕症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中藥可降低新冠肺炎輕型、普通型患者轉重率，其中 430 例服用中藥湯劑的患者無一例加重，而對照組是 19 例（19/291，6.5%）。對於重症患者，中醫藥干預可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在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展的 662 例重症患者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中藥湯劑干預組的死亡風險下降了 87.7%。對於恢復期患者，中醫藥則具有促進患者康復、減少“復陽”風險的作用等。一項 420 例中醫干預恢復期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中醫綜合干預組的復陽率為 2.8%（9/325），而無中醫干預組復陽率為 15.8%（15/95）。因此，加強重大突發衛生事件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的建設，提升中醫藥防治重大疫病服務能力，將使我國在面對未來新發突發傳染病時更加從容。
新發突發傳染病及慢性傳染病防治形勢日益嚴峻
許多原有傳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艾滋病等仍廣泛存在；由於環境改變、人口流動、耐藥菌的增加以及不明病原微生物的産生，導致部分原本已被控制的急慢性傳染病防治出現困難。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發傳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種或多種的速度出現，包括 2003 年的 SARS、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等，傳染病依然是人類健康的重大威脅。在新時代背景下，人類醫學將面臨如何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已有傳染病和耐藥菌感染等重大挑戰。中醫藥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與治療手段，面對新發突發傳染病時，在現代醫學有效藥物和疫苗未研發成功之前，中醫藥可提供獨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治療策略、方藥、技術，具有快速反應、快速救治、療效顯著的優勢。
加強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契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與健康需求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我國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是嚴重的、長期的，而中醫藥是人類抗疫的重要武器。實踐證明，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必須要有中醫藥參與，中西醫並重快速介入是提高收診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基礎，是成功戰勝重大疫情的關鍵。加強中醫藥防治新發突發傳染病應急防控體系建設，不僅有助於提升中醫藥在現代科技背景下服務健康的能力，同時符合健康中國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對中醫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因此，加強中醫藥防治新發突發傳染病應急防控體系建設，是傳承中醫藥防控新發突發傳染病經驗精華的體現，也是創新中醫藥應對重大疫情防控機制的體現。
現有國家公共衛生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的基本情況
我國國家公共衛生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現狀
2003 年 SARS 疫情之後，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國家衛生應急防控體系。其中，中醫藥在公共衛生應急工作中的優勢和作用初步得到保障。例如，200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充分發揮中醫藥（民族醫藥）在疾病預防控制、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服務中的作用”；同年下發的《關於在衛生應急工作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的通知》要求“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應組建中醫藥系統突發公共事件衛生應急組織領導體系”並“組建突發公共事件衛生應急中醫藥專家隊伍”；2013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八條規定“國家發展現代醫學和中醫藥等傳統醫學，支援和鼓勵開展傳染病防治的科學研究，提高傳染病防治的科學技術水準”；2016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明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發揮中醫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強中醫藥應急物資、設備、設施、技術與人才資源儲備”。
中醫藥相關部門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推動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的初步建立。2006 年至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先後確定了全國超 200 家醫院作為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基地建設單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 2012 年成立了突發公共事件中醫藥應急工作領導小組，按照中西結合、整合資源、統一領導、密切配合的原則，協調指揮中醫藥系統參加突發公共事件應急工作。“十三五”期間國家重點推進了包括國家級中醫藥應急基地、國家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基地、省級和地市級中醫藥應急基地、中醫醫院應急能力等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的建設。正是得益於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的初步建立，中醫藥在 SARS、甲型 H1N1 流感及新冠肺炎等歷次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中均作出了突出貢獻，中醫藥應急救治能力逐漸顯示出其獨特優勢。
我國公共衛生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
對中醫藥在新發突發傳染病救治中重要作用的認識不充分。中醫藥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近現代，均對傳染病防治等衛生應急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但長期以來，社會上對中醫形成了“慢郎中”的慣性認識，認為“中醫臨床療效緩慢，治不了急症和傳染病”。社會公眾以及部分中醫藥從業人員對中醫藥應急救治能力缺乏足夠了解，對中醫藥在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應急救治工作中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過程中，中醫臨床療效雖然突出，但國內部分省份對中醫藥救治能力的認識不足，重視不夠，導致中醫藥未能儘早介入、深度參與救治，因此限制了中醫藥作用的發揮。
中醫藥應急響應機制及工作制度有待健全。與過去相比，中醫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應急響應已經非常迅速，但仍然沒有做到第一時間響應、第一時間參與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例如，中醫診療方案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中才首次出現。因為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存在著衛生行政部門與中醫藥主管部門溝通、協調不及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之間的資訊共用機制缺失等問題。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一些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應急工作領導小組中，尚無中醫藥主管部門和中醫藥人員參加。由於沒有健全的響應機制及應急預案，“中醫救治關口前移、第一時間介入”的戰略部署在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充分的貫徹落實，部分地方中醫藥主管部門尚未成立突發公共事件中醫藥應急工作領導小組，部分中醫醫院尚未建立突發公共事件中醫藥應急工作領導小組及相關工作組，沒有制定完善的醫院應急預案等。
中醫藥應急科研體系及人才隊伍建設有待加強。目前，應急狀態下的中醫藥科研思路還不夠明確，如缺乏中醫藥應對重大疫病的臨床研究預案以及各單位間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密切配合、協調一致的運作機制，致使面對重大突發疫病時，難以快速開展大規模、多中心的臨床研究，中醫藥防治疫病的高品質循證醫學證據難以獲得。此外，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醫學倫理與時效性比較特殊，如何保證在不妨礙治病救人的同時盡可能深入開展科研，獲得有益研究證據，即構建應急狀態下的中醫藥科研方法有待探索。此次疫情還暴露出中醫藥疫病防治的學科體系不夠健全、專業人才隊伍缺口較大等問題。例如，尚未形成成熟的中醫或中西醫結合防治疫病的學科體系，以及“中醫疫病學”的學科隊伍建設未引起中醫院校的普遍重視；該領域的中青年臨床專家及科學研究人員比較匱乏，在疫情期間，一線人員多為從臨床各科緊急抽調，缺乏熟練運用中醫藥技能開展重大疫病應急救治的專業人才。
中醫藥應急研究平臺建設及應急中藥儲備管理有待加強。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中，大型數據庫及科技平臺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醫藥疫情防控工作的順利開展。例如，中醫藥領域的傳染病臨床研究基地及生物安全三級（P3）實驗室的缺乏，以至無法獨立開展病毒感染模型構建等實驗，限制了潛在有效中藥的篩選研究。而中醫藥疾病預警預防平臺、重大疫病的資訊網路共用平臺、高效便捷的藥物篩選平臺的建設與完善也是當前所急需的。應對重大疫病的中醫藥資源儲備為國家重要的戰略物資，但其科技支撐和資源儲備力量還比較薄弱。例如，國家級抗疫相關中藥採購、供應平臺，抗疫核心中藥材的種植面積、質控、存儲及加工等環節的常態化管理體系，以及儲備藥物的數字化管理體系等亟待建立。
加強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秉持“守正創新”核心思想，首先，應充分認識國家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總結歷代抗疫經驗的基礎上，找出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存在的問題和短板。其次，應立足現實基本條件，瞄準未來抗疫的實際需要，建好建強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尤其要在中西醫協同抗擊疫情、中醫藥應急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醫藥應急資源的生産和儲備、借助現代科技打造中醫藥抗疫長效機制等方面，“平戰結合”，搭好體系框架，並在謀求政策支援、聚焦防瘟抗疫、保障生命安全等目標方面出重拳，充分發揮中醫藥抗疫的療效優勢，傳承好中醫藥的經驗和智慧，釋放中醫藥防治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活力。
進一步完善中醫藥應急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
要加快中醫藥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並將其融入到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在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和《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時，將堅持中西醫並重、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建立中西醫協同協作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完善中醫藥防控體系建設納入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法制保障，進一步強化中醫藥在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主體地位。
進一步建立健全中醫藥應急響應與工作機制
在應急響應機制方面。要建立中醫藥分級疫情應急響應機制。根據新發突發傳染病的嚴重程度，建立與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分級疫情應急響應機制相銜接的中醫藥分級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完善中醫藥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啟動機制、應急措施及終止機制，明確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和中醫醫療機構分級響應的具體要求，制定並實施中醫藥分級疫情管理制度。
在應急工作機制方面。進一步明確並強化各級中醫藥主管部門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方面的職能，賦予其在本區域內一定的統籌協調、物資調配、應急救助、防疫研究等職能。建立各級中醫藥機構由下至上的應急直報系統，進行風險預警。各級衛生健康主管部門和中醫藥主管部門要加強溝通，實現衛生健康行政部門、中醫藥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之間的資訊共用共通。
建立政府協調的中西醫協同應急救治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統一決策部署，要求充分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中西醫協同參與救治。正是這一決策的貫徹落實，才使得中醫通治方寒濕疫方在武漢市武昌區快速大規模向易感人群及輕型、普通型患者發放，保護高危人群並有效延緩或阻斷輕症患者向重症、危重症轉化。建立政府協調的中西醫協同機制，就是要確保中醫藥第一時間介入、全程參與救治，保證中醫藥抗疫經驗和智慧得到充分運用。在這個前提下，中西醫協同應急救治機制應加強以下 3 個方面的建設：推動中醫藥納入公共衛生法治建設，明確中醫藥參與應急防控體系建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 在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中，健全和優化“平戰結合”的聯防聯控機制，上下聯動、中醫藥全面參與的中西醫協同的疫情應對機制； 將中醫藥納入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之中，中醫藥全面介入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風險發現、報告、預警、響應和處置全環節當中。
建立基於“武昌模式”的“中醫藥+”抗疫長效機制
利用現代科技助力中醫藥發展。“武昌模式”是源於中醫“未病先防”醫學思想的傳染病創新防控模式。面對疫情集中暴發、沒有特效藥物和疫苗、大量高風險人群無法得到及時診治的危急情況，以“中醫通治方+社區+網際網路”為框架的“武昌模式”將防控重心前移、下沉至社區，不僅大大降低了高危人群發病率、阻斷輕症患者病情加重，還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實時的數據支撐。其核心就是通過中醫“望聞問切”快速找到新冠肺炎的病機特點和演變規律，確定共性治療方案（即通治方），第一時間通過社區大規模集中用藥，從而讓盡可能多的高風險人群和患者得到及時干預，截斷疫情的惡化；並借助網際網路建設“中醫藥+”新冠肺炎中醫管理平臺，搭建了溝通隔離區患者、一線抗疫人員、社區醫生、專家團隊與志願者之間的聯繫通道，實時收集並反饋一線疫情防治資料。在疫情防治常態化背景下，“武昌模式”為中醫藥如何有效參與疫情防控，如何打造中醫藥抗疫長效機制，提供了一套切實可用的方法和標準操作的範本。
加強中醫藥應急科研體系與基礎平臺建設
中醫藥應急科研體系建設方面。要完善以中醫藥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國家科研平臺為引領、省級中醫藥科研平臺為支撐的中醫藥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科研體系。國家可以設立專項資金，依託現有的科研院所和醫院，建立國家級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研究機構，加快完善中醫藥疫病研究基礎建設，在中醫藥系統內建設 P3 實驗室。增設國家級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專項課題，將中醫藥防控新發突發傳染病作為一項固定的研究內容給予專項資金支援，建立資助的長效機制。
基礎平臺建設方面。建議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對現存數據資源進行整合，建設具有中醫藥特色的疫病預警平臺：與現代氣象學等學科領域合作，深化以“五運六氣”為核心的中醫疫病預測原理研究，建立科學實用的中醫疫病預測平臺，並將成果轉化應用；建設抗疫中藥（及其有效成分）篩選平臺，基於古代文獻、疫病大數據及高通量篩選手段，確定一批應對疫病感染切實有效的“靶方”“靶藥”，並設立科研專項，開展中藥“量-效-毒”研究，加快中醫藥防治疫病新藥創制。
加強中醫藥應急學科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
學科建設方面。支援建設一批中醫預防醫學、中醫傳染病學、中醫急診學、中醫肺病學等重點學科，培養一批學科帶頭人和學科團隊。加強中醫傳染病學學科建設，組織領域專家厘清學科內涵、規範名詞術語、擬定教學大綱、充實課程內容。 推動疫病領域的中西醫融合發展，結合此次抗疫經驗、各取所長，探索建設具有中醫特色的疫病防控新學科。 指導建立一批有關疫情防控的學術團體，整合各地資源、促進經驗共用、助力學科長效發展。
人才隊伍建設方面。加大中醫臨床類專業“溫病學”等抗疫經典理論課程比重，設置《中醫疫病學》《中醫運氣學説》等課程。設立人才培養專項，面向中醫醫院呼吸科、感染科、重症醫學科，培養一批高層次中醫藥應急領軍人才和骨幹人才。積極協調相關部門，在中醫藥應急人才的培養使用、待遇保障、評價激勵等方面給予適當政策傾斜。
加強中醫藥應急資源的生産和戰略儲備
為保障中醫藥能夠第一時間、深度參與新發突發傳染病應急防控工作，應加強中醫藥應急資源的生産和戰略儲備。 由中醫藥相關部門組織編制國家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目錄，納入軍、民和地方政府一體化的應急物流系統，提升中醫藥應急資源及其他衛生資源的有效調度。 大力發展基於基層社區的中醫藥應急資源儲備和配置，實現“藏醫於民、藏藥於民”，在大災後能及時向民眾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加強抗疫中藥資源的儲備和生産，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後的具體情況，及時調度相關應急資源，各級衛生行政部門、中醫藥管理部門要定期開展應急培訓和演練，配備必需的設施設備，將具有中醫特色的應急技術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在平時臨床中充分發揮其作用，以備戰時需要。
加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合作與交流
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再次表明，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後一次。加強新發突發傳染病中醫藥應急防控體系建設，還應當推動建立中醫藥應急對外交流與合作機制，加強中醫藥抗疫的海外宣傳，與國際社會分享中醫藥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診療方案與實踐經驗，提升他國政府及民眾對中醫藥的認可度。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疫情防控和應急工作。比如，針對中醫藥具有優勢的恢復期治療，以及國外接受度較高的非藥物療法（如針灸、推拿、功法、藥膳等），在經確證有效後，儘快形成相關指南，積極向海外推廣。此外，還要加強國內外應對重大疫病的科研合作，並建立長效機制，借助發達國家技術優勢，助推中醫藥防疫治疫的科學研究。
（作者：仝小林，中國科學院院士，中醫內科學家，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主任醫師；朱向東，甘肅中醫藥大學； 趙林華、李青偉，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雷燁，陜西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宋斌，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遵義醫科大學直屬第三附屬醫院】； 邵建柱，天津市北辰區西堤頭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王 強，東北國際醫院；李修洋、鄭玉嬌、樊璦晗，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