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竺可楨、李儼、席澤宗與蘇聯學者在莫斯科合影留念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形成與 20 世紀 50 年代初的社會發展息息相關。1951 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強調要“繼續發展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剷除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長期侵略所遺留的政治影響，並將這種思想鬥爭引導成為熱愛祖國的高潮”。社論還引用毛澤東主席等人合著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一書中關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論述，用指南針、造紙法、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和應用來證明“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此後，《人民日報》相繼約請錢偉長、華羅庚、梁思成、竺可楨等科技界名人撰寫關於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這一系列文章在當時營造了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氛圍，使得中國古代科技遺産和科技史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也體現了社會對於科技史知識的需求。
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作為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對於科技史學科的創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建院之初，中科院就將“中國科學史的資料蒐集和編纂”與“近代科學論著的翻譯與刊行”作為編輯出版方面的兩項重要工作。郭沫若院長指出，為了紀念過往、策進將來，我們要“整理幾千年來的我們中國科學活動的豐富的遺産”，同時也不能忽視“三四十年來科學家們研究近代科學的成績”。根據中科院領導的分工，這兩項工作都由竺可楨副院長負責。竺可楨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曾聽過科學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的課，還撰寫過中國古代科學史的論文，並且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也有交往。1951 年 1 月13日，竺可楨與李四光談到李約瑟寄來《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目錄，談到應該有一個中國科學史委員會，以關注李約瑟的工作和解決《人民日報》約稿等問題。1951 年 2 月12日，召集中國科學史座談會，1951 年 5 月著手組織編印中國近代科學論著。
1954 年 7 月26日，竺可楨拿到了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8月 1 日，他為《人民日報》撰寫了文章《為什麼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文中提到了李約瑟的工作，並強調了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必要性：
“英國李約瑟博士近來寫了一部七大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本已出版），其中講到從漢到明一千五百年當中，我國有二十幾種技術上的發明，如鑄鐵、鑽深井和造航海神舟等技術傳到歐洲。這種技術的發明、傳播和它們對西方各國經濟的影響是應該加以研究和討論的。”
1954 年 8月5日，中科院召開第 30 次院務常務會議，其議程之一便是討論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委員名單。這次會議確定了委員名單，並決定由竺可楨任主任委員，葉企孫和侯外廬任副主任委員。會上，竺可楨介紹，當時北京醫學院、南京農學院、清華大學分別在進行醫學史、農史、工程史的研究。因此，他提出各單位分工進行科技史研究的設想：理科史由中科院來做，工、農、醫的學科史由大學來做 。
其實，理、工、農、醫各學科史的研究，在 20 世紀50年代時已有一定的基礎，醫學史、農學史和技術史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繼建立學科史研究機構或組織。醫學史研究者早在 1935 年就成立了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並於 1947 年創辦了《醫史雜誌》。1950 年，中央衛生研究院成立，並根據 1950 年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的決定創辦中國醫藥研究所，下設有醫史研究室。1955 年 12 月，衛生部成立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併入，其主要任務是研究醫學發展規律，同時成立的編審室則負責整理研究中醫藥文獻、編寫教材以及中醫雜誌等刊物的編輯。此外，北京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學院等高校也有學者從事中醫醫史文獻的研究。
1924 年起，萬國鼎在金陵大學任教並擔任農業圖書研究部主任，開始從事農業史料的蒐集和農史研究工作。到抗戰爆發前，金陵大學蒐集的農史資料已有 3 700 余萬字，收藏的地方誌文獻達 2 000 余種。1952 年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在原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基礎上成立南京農學院。1955 年 4 月，農業部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備小組在北京召開“整理祖國農業遺産座談會”，與會代表提出要成立研究機構、開展農史研究。同年 7 月，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國務院農業辦公室、農業部等部門的支援下，組建了中國農業遺産研究室，由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南京農學院雙重領導，萬國鼎任主任。同一時期，西北農學院 、華南農學院、浙江農業大學等農業院校也相繼成立農史研究機構，開始進行農業古籍的蒐集、整理和編纂工作。
20 世紀 20 年代起，清華大學的張子高、張蔭麟、梁思成、劉仙洲等就已經開始從事中國古代工程技術史的研究。1952 年 9 月，劉仙洲建議建立“中國各種工程發明史編纂委員會”；10月，該委員會獲得高教部批准，更名為“中國工程發明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設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由劉仙洲直接領導。1956 年清華大學與中科院合作，在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立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室，梁思成擔任主任。1958 年，該研究室因“反右”運動撤銷，相關人員併入建工部建築科學研究院，同時組建了由清華大學、南京工學院及建工部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的全國性研究機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仍由梁思成任主任。20 世紀 50—60 年代，劉仙洲、梁思成分別開始在清華招收機械史和建築史專業的研究生。
20世紀50年代中期，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建立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在竺可楨的推動下，科技史學科發展在 1956 年被納入《1956—1967 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科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于 1957 年元旦在北京正式成立，室主任為學部委員（院士）李儼。錢寶琮、嚴敦傑、席澤宗等 8 位學者成為研究室的首批專職人員。該研究室在 1957 年開始招收科學史專業研究生，1958 年創辦國內第一種科技史期刊——《科學史集刊》（錢寶琮主編），1975 年升格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創建，標誌著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建制化及研究隊伍的職業化（圖1）。科技史研究者從此開始在國家的支援下開展科研活動。
圖 1 1966 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職工合影
整理古代科技文獻
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文獻是科技史學科建設初期的主要工作。中國有著悠久的史學傳統，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其中關於天文、地質、氣象、水利等方面的記錄十分豐富。這些資料不僅有史學研究的價值，還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竺可楨在《為什麼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一文中，列舉了我國古代地震史料對於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以及我國歷史上的新星紀錄對於當代天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價值，認為“歷史上的科學資料不但可以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且還可以幫助基本學科的理論研究”。
1953 年，中科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員會，下設歷史組，範文瀾任組長。根據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四光的提議，利用中國歷史材料制訂擬設廠礦地址的地震烈度，在歷史組範文瀾、金毓黻主持下，來自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及其他相關單位的歷史學家和地震專家，通過查閱數千種地方誌、正史、檔案，于 1956 年彙編成兩冊《中國地震資料年表》。與此同時，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根據年表中蒐集的材料，編制了《全國震中分佈圖》和《中國歷史上地震烈度分佈圖》。這些資料對於工業基地的選址提供了重要參考。
1955 年，制定黃河流域綜合規劃時，北京水利水電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朱更翎提議採集並整理故宮藏清代水利檔案。同年，水利部下發通知，要求立即開展整編故宮水利資料的工作。1955—1958 年，20 多位水利史研究人員先後進入故宮，從 110 多萬件上億字的原始檔案中摘錄了涉及降水、洪澇旱災、河流演變、水利工程、水務管理等方面的資料，並陸續出版。同時，水利史研究所還長年蒐集古代典籍、民國時期的水利期刊、水利地圖、地方誌等相關資料。
20 世紀 70 年代，中科院、教育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等中央機關指定 10 家單位派員組成天象資料組，由北京天文臺負責，對全國的地方誌、史書及其他古籍中的天文資料進行普查。2 年多時間內，100 多家單位、300 余名工作人員查閱了15 萬餘卷地方誌、史書和其他古籍，編成《中國天文史料彙編》和《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表》共 120 余萬字，對於天文學史和現代天文學的研究均有參考意義。
除了大規模資料彙編項目外，不同領域的科技史學者也進行了古代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20 世紀 50 年代，席澤宗先後發表《從中國歷史文獻的記錄來討論超新星的爆發與射電源的關係》《我國歷史上的新星記錄與射電源的關係》等論文。他在 1955 年整理出《古新星新表》，考訂中國古代 90 次新星和超新星的記錄，並被蘇聯、美國學者迅速翻譯、引用。1965 年，席澤宗、薄樹人合作發表《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紀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該研究是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礎上，提出篩選新星和超新星的判據，並最終確定出 12 個超新星的記錄；該研究對天文學界關於超新星爆發頻率的認識也作了修正，並且也很快被國際天文學界廣泛引用。發軔于農業歷史文獻整理的農史學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繼續進行農史資料的蒐集。萬國鼎領導的中國農業遺産研究室，于 20 世紀 50 年代收集了 4 000 余部古籍，編錄成一套 157 冊的《中國農史資料續編》；1959 年後又從全國各地蒐集到 8 000 多部地方誌，輯錄為總數達 680 冊的《方志物産》《方志分類資料》《方志綜合資料》等方志農史資料。萬國鼎、石聲漢、夏緯英、王毓瑚等農史學者整理校注多部中國古代農學典籍。清華大學“中國工程發明史編輯委員會”主要致力於蒐集機械工程、水利工程、化學工程、建築工程方面的技術史資料，後來分成一般機械、機械製造工藝、農業機械、紡織機械、天文儀器、交通工具、兵工、化工、手工藝、河防水利、建築、地質礦産及雜項共 13 類。到 1971 年，共查閱古籍 21 100 余種。
基於史料整理的學科史和專題史研究是這一時期科技史學科建設與發展的主要特點。錢寶琮《中國數學史》、陳遵媯《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劉仙洲《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中國農業遺産研究室《中國農學史》、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等重要的學科史著作，是對古代科技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總結，代表了當時的科技史家對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認識。這一時期的工作主要是按照現代科學的門類對中國古代的知識進行分科研究。以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史界形成了以學科史研究為主，追求新史料、新觀點和新方法，認真考證史實與闡釋成就的學術傳統。
科技史學科建制化的繼續推進（1978—1998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上級組織——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完全中斷。1975 年，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恢復工作，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更名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978 年 1 月，經國務院批准，該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劃歸中科院，隸屬數學物理學部。全國科學大會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中科院及各高校的科技史研究和招生工作陸續全面恢復。
學位授權與學科設置
不斷地培養人才，並在國家學位體系中擁有一席之地，是使學科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經歷“文革”之後，中國科技史研究急需培養青年研究人員，以充實本就規模不大的研究隊伍。1977 年 10月，國務院轉批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復。1978 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內蒙古師範大學開始招收數學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華東師範大學、杭州大學、中醫研究院、北京中醫學院等單位開始招收物理學史或醫學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隨後，各科技史學者或研究機構也陸續開始招生。
很快，1978 年入學的第一批研究生即將面臨畢業和獲得學位的問題。1980 年 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據此條例國務院成立學位委員會。1981 年 3 月，各單位開始申報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981 年 10 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召開學科評議組第三次會議，通過中國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學科、專業名單。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獲得自然科學史（數學史）博士學位授予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獲得自然科學史（物理學史）博士學位授予權；此外，還有中科院北京天文臺、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遼寧師範學院、杭州大學等單位獲得自然科學史碩士學位授予權。1984 年第二批新增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天文學史博士學位授權點，南京農學院、華南農學院、北京醫學院、哈爾濱醫科大學等自然科學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1986 年第三批增加南京農業大學農業史博士學位授權點，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北京師範學院、華東石油學院、北京大學、西北農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西北大學等自然科學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1990 年第四批增加西北大學數學史博士學位授權點，北京鋼鐵學院等技術科學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1996 年第六批增加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博士學位授權點，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自然科學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經過近 20 年 6 次學位授權，科技史學科在理、工、農、醫四大學科門類下均獲得相應的學位授權點：理學門類下有自然科學史（分學科）一級學科，工學門類下有技術科學史（分學科）一級學科，農學門類農學一級學科下有農業史二級學科，醫學門類基礎醫學一級學科下有醫學史二級學科，獲得授權資格的單位達到 24 家；此外，建築學一級學科下有建築歷史與建築理論二級學科，中醫學一級學科下有中醫學史、中醫文獻、各家學説、醫古文等二級學科，中西醫結合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中西醫結合臨床還曾短暫地設立過清宮醫案碩士專業 （表 1）。
20 世紀 90 年代，科技史學科的定位與學科體系結構進一步明確。1995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託華東師範大學召集中科院基礎局（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單位開會調研，會上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小組”，就自然科學史學科歸屬問題進行討論。11月23日，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小組制訂了自然科學史博士研究生培養方案，並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交《關於規範自然科學史博士生培養方案的意見》。1996 年7月15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發《關於對〈授予博士、碩士學位的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及新舊專業目錄對照表（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徵求意見稿》），其中對科技史相關學科進行調整：農業史調至科學技術哲學下；自然科學史和技術科學史一級學科撤銷，其二級學科併入相應學科；醫學史調至科學技術史下。經過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多位院士的極力爭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最終採納科學史界的建議，將科學技術史作為理學門類下獨立的一級學科設置，可授理、工、農、醫學位。在《徵求意見稿》中被撤銷或調整的部分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史、技術科學史、醫學史和農學史等，均被納入新設立的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表 2）。1998 年 1月，全國各主要科學史研究生培養單位在南京農業大學召開“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簡介和學科（專業）目錄編寫會議”。會議認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關於《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1997 年頒布）》中將原目錄中“自然科學史”“技術科學史”“農學史”“醫學史”等相關一級或二級學科合併為“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置於理學門類下，分學科，可授理學、工學、農學、醫學學位，但不分設二級學科（學科、專業），在當時是適當的。但隨著科學技術史學科向綜合性方向發展的趨勢，有必要在將來適當的時候設立科學技術史綜合性和通史學科或專業。同時，科學技術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設立該一級學科評議組，也是必要的 。科學技術史作為一個交叉學科，在中國的學位學歷體系中被確立為一級學科，是當時的科技史界同仁以及關心支援科技史研究的科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説明本學科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得到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認可，也為科學技術史學科的進一步建制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學術團體、學術會議和期刊
學術團體的成立是學術共同體形成與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廣大科技史同道們的迫切要求。1980年10月，在中國科協和中科院的支援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史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宣佈成立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圖 2），並選舉産生51名理事，錢臨照當選為理事長，時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倉孝和、副所長嚴敦傑為副理事長，李佩珊為秘書長。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中科院副院長李昌和錢三強、中國科協副主席茅以升等均到會講話，這體現了中國科學界對於科技史研究的支援。
圖 2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合影（局部）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之後，學者們又相繼發起成立二級學術團體，這推動了學科史的交流和研究。到 1983 年中國科技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已經成立數學史、天文學史、物理學史、化學史、生物學史、地學史、近代技術史、金屬史、建築技術史等 9 個專業委員會。有的二級團體是在中國科技史學會下成立的專業委員會，有的是其他學會下成立的二級學會，也有的二者兼具。例如，數學史學會成立於 1981 年，既是中國數學會的二級學會，又是中國科技史學會的專業委員會。農史學會在 1987 年成立於北京，隸屬於中國農學會，1993 年升格為一級學會。1980 年，醫史學會的代表參加全國科學技術史大會，同年醫史學會恢復《中華醫史雜誌》。1983 年，時值李時珍逝世 390 年之際，在全國首屆藥史學術會議上成立藥史學會。1984 年，中國造船工程學會批准組建船史研究學術委員會，楊槱為名譽主任委員、袁隨善任主任委員，同時組建《船史研究》（年刊）編委會。1990 年，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機械史分會在北京成立，並召開第一屆年會。1993 年在北京召開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成立暨第一次年會，其前身是 1983 年停止活動的建築歷史與理論學術委員會。此外，陜西、安徽、上海等省、直轄市相繼成立地方科學技術史學會。各級學會組織了許多學術會議，包括代表大會、學科史討論會、專題研討會、青年學者討論會、紀念性會議等，有力促進了學術交流和學科建設。
科研院所、大學和學會組織學者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與國際學術組織對接。早在 1956 年，竺可楨、李儼和劉仙洲就受邀參加在義大利佛羅倫薩舉辦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中國也被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盟科學史分部（IUHPS／DHS）接納為國家會員（圖 3）。“文革”期間，國際交流陷入停滯，並且由於台灣當局一度以“中華民國”的名義佔據聯合國席位，中國主動退出該組織。直到 1980 年，中國科技史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才開始討論如何再次參加國際科學史大會的問題。1981 年，席澤宗、華覺明等 8 名代表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參加第 16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1985 年在美國伯克利舉行的第 17 屆大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再度作為國家會員被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盟科學史分部接納，時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李佩珊被選為理事。
圖 3 1956 年，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在國際科學史大會上致辭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本土的科技史研究迅速恢復，而西方學者對中國科技史的濃厚興趣已經使這一領域成為學術熱點。1982 年，第一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召開，中國學者白尚恕、薄樹人、李迪、李文林、沈康身等出席會議。1983 年第二屆會議在香港大學舉行，有 16 位中國學者參加，佔與會總人數近一半，考古學家夏鼐在開幕式上作主題演講。1984 年，中科院在北京主持召開第三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這也是中國大陸地區首次舉辦以中國科學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此後又相繼在澳大利亞雪梨（1986 年）、美國聖迭戈（1988 年）、英國康橋（1990 年）、中國深圳（1996 年）、德國柏林（1998 年）、中國香港（2002 年）、中國哈爾濱（2004 年）等地召開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
學術期刊是交流研究成果和促進學科發展的重要平臺，也是學科形成和發展的標誌之一。1981 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的《科學史集刊》雜誌復刊，第二年更名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每年出版 4 期。1980 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還創辦《科學史譯叢》季刊，發表國外科學史論文的中文譯文；該雜誌于 1989 年停辦，共出版 33 期。1980 年，中國科協與科普出版社合作創辦《中國科技史料》雜誌，主要徵集、整理和刊登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料；1985 年，該雜誌改由中國科技史學會主辦，1988 年起由中國科技史學會和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共同主辦。此外，由中國科學院大學主辦的《自然辯證法通訊》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的綜合性、理論性雜誌”，在發表科技史論文方面與《自然科學史研究》《中國科技史料》等期刊逐漸形成“心照不宣的分工”。1980 年，華南農學院農業歷史遺産研究室創辦《農史研究》輯刊；1981 年，中國農業遺産研究室創辦《中國農史》雜誌，江西省中國農業考古研究中心創辦《農業考古》雜誌；1987 年中國農業博物館創辦《古今農業》雜誌。這 4 種期刊成為當時農史學界最重要的學術雜誌。
研究成果産出與研究領域拓展
在“文革”及以前的研究基礎上，中國科技史學者開始考慮撰寫系列的學科史和通史，如《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等。1990 年，席澤宗對中國學者的古代科技史研究作了如下評述：“我們在某一學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遠遠超過李約瑟；但在總體上，我們還沒有趕上李約瑟。”
撰寫本國的科學技術史叢書是中國學者們的一個重要的階段研究目標。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科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就提出撰寫叢書的構想，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到李約瑟工作的刺激。但由於當時的研究基礎不足，加之後來受到政治運動的干擾，此項工作一直未能開展。1991 年，該計劃被中科院批准為“八五”重點項目，盧嘉錫院長擔任總主編及編委會主任。這套叢書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牽頭組織撰寫，百餘位學者參與編研工作，共出版 26 卷，包含綜合類 3 卷（通史、科學思想、人物），專史類 19 卷（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學、生物學、農學、醫學、水利、機械、建築、橋梁、礦冶、紡織、陶瓷、造紙與印刷、交通、軍事技術、度量衡），以及工具書類 4 卷（辭典、圖錄、年表、論著索引）（圖 4）。這套叢書反映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文獻和考古資料的運用上超越了李約瑟的著作，改變了中國學者長期依靠李約瑟理解和闡述中國古代科技傳統的局面。
圖 4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牽頭組織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除了 26 卷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者們還組織撰寫了幾部系列的中國古代學科史專著，包括《中國天文學史大系》《中國數學史大系》《中國物理學史大系》和《中國工程技術史大系》。此外，內蒙古師範大學還組織撰寫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技術史》叢書。這些論著充分反映了幾十年學科史和專題史的成果。
中國學者還努力嘗試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實現由古代到近現代、由中國到世界的拓展。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科技史學者較少涉足中國近現代科技史。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學者認為近現代中國科技落後，以當時“成就描述”型的研究模式來看不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對近現代歷史的研究涉及對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存在一定的風險。“文革”結束後，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面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求，成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組織編寫《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20 世紀 90 年代，董光璧出版了專著《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並組織團隊編寫《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中科院于 1990 年成立“院史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並在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設立樊洪業主持的院史研究室，1991 年開始編輯出版內部刊物《院史資料與研究》。類似的機構史編撰和資料整理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自然辯證法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更加關注科學技術的社會史和思想史，並且翻譯部分西方科技史論著。1982 年，《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在成都舉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學術討論會，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討論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的全國性會議，對於促進科學社會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1984 年起，“走向未來”叢書開始出版，其中有不少與科技史、科技哲學或科學社會學相關的著作，如《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第三次數學危機》《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上帝怎樣擲骰子》《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等。這些工作引入了不同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對於傳統的中國科技史研究是一個補充。
傳統工藝的調查、研究和保護是技術史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隨著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社會轉型，許多傳統工藝被現代技術取代，甚至瀕於失傳。1987 年，華覺明等專家前瞻性地提出《中國傳統工藝保護開發實施方案》，但未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他們在 1995 年提出的編撰《中國傳統工藝全集》的設想；1996 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援下，啟動《漆藝》和《陶瓷》卷的編撰。1999 年，《中國傳統工藝全集》和《中國古代工程技術史大系》被列為中科院“九五”重大科研項目，編研工作全面展開。到 2016 年，《中國傳統工藝全集》共出版 20 卷，堪稱《天工開物》的當代續編，為國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提供了學術依據，推動了技術史與科技考古、工藝美術、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
學科調整：機遇與挑戰（1999 年至今）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中國科技史學科根據國家和社會的需求進行調整，給學科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研究方向和領域不斷拓展，國際化有新進展，産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伴隨著學科點的強化或調整，高校的科技史學科也在穩步發展。
新研究領域的發展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在學科發展內在驅動與社會需求的雙重影響下，不斷開拓研究領域，在研究方向、學術問題、研究方法與理論、科研活動形式、國際合作與交流等方面經歷了一個轉型期。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甚至開展了“應用科技史研究”，關注新的學術問題。1999 年，該所根據中科院的要求調整定位，嘗試科技發展宏觀戰略研究，以歷史視野和具體案例為科學思想庫建設提供借鑒，曾參與起草《創新 2050》《未來 10 年中國學科發展戰略》等研究報告。在中科院開展創新文化建設的氛圍中，該所在 2001 年將科學文化列為新的研究方向，2004 年創辦《科學文化評論》雜誌，以促進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保持其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上的積累和優勢同時，不斷在新的研究領域投入力量，並依靠重大項目帶動國內各學科點的領域拓展。2000 年，該所啟動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組織 30 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10 多位學者，于 2004—2009 年出版“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共 47 冊，其中有專題論著 26 種、研究資料與工具書 9 種。這套叢書開創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參與項目的許多中青年學者後來逐漸成長為相關領域的帶頭人和研究骨幹。近些年來，現當代科技史料的採集和保存愈加受到重視。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樊洪業較早開展整理科學家文集和口述史的工作，出版了《竺可楨全集》和“20 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2009 年，中國科協啟動“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為現當代科技史研究蒐集重要資料。
近 10 多年來，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率先嘗試新的研究視角、方法和範式，先後籌劃和實施“科技知識的創造和傳播”“科技革命與國家現代化”“新中國科技史綱”等重大規劃項目，同時開展傳統工藝研究、科技典籍整理、科學傳播等方面的工作，旨在突破過去的“成就闡釋”模式，培養和鍛鍊新一代學者，為重構中國古代科技史和書寫詳實的近現代科技史等工作做新探索。與高等院校的科技史機構接受教育部“雙一流”評估不同，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須接受中科院組織的國際評估，2013 年以優勢研究方向和成果獲得好評。
中國科技史界的國際化在近 20 年又有新突破，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實踐證明，國際合作有助於提升學術研究水準，也有利於合作解決跨文化、跨國的複雜學術問題。2005 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史學會成功承辦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2009 年，劉鈍當選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盟科學史分部的主席；2017 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科學出版社創辦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期擴大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學科點的增減與調整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科院創建國家級科技史專業研究機構，為學科發展提供了極佳的初始環境。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高校合作共建科學史係，推動科技史學科的建制化，這對各個學科點起到了正向激勵的作用。從 20 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擁有科技史碩、博士學位點的各單位，逐漸將原有的教研室或研究室，升級為研究所或研究院、係或學院，不僅規模上有所擴大，也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
科技史學科建係或學院是這一學科在大學進一步建制化的重要突破。1999 年，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幫助下，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中國的第一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首任系主任江曉原就是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培養的天文學史博士。同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原有的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科技考古研究室的基礎上，與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聯合成立科技史與科技考古係，校長朱清時兼任系主任，席澤宗兼任名譽系主任。2015 年，有 20 多位學者從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調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組建了國內高等院校中規模最大的科技史機構。
進入 21 世紀以來，特別是近 10 年來，我國科技史博士點穩中有增，碩士點則是有起有伏。1998 年第七批學位授權時，將之前獲得過科學技術史博士學位授予權的機構統一調整為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共有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大學 6 家。2003 年增加山西大學，2006 年增加內蒙古師範大學，2017 年增加南京資訊工程大學和景德鎮陶瓷大學，2018 年增加清華大學。此外，部分高校雖然尚未獲得科學技術史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但長年通過其他途徑招收和培養科技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在物理學博士點下自設物理學史二級學科博士點（後來該校自主決定設科學技術史博士點）；東華大學在紡織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下培養紡織科技史和服裝科技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國防科技大學曾在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下培養軍事技術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等。碩士學位授權單位的變動比較大，2006 年增加天津師範大學等 11 個碩士點，2010 年增加北京理工大學等 5 個碩士點，2016 年撤銷北京理工大學等 8 個碩士點，2017 年增加河北大學等 5 個碩士點，2018 年撤銷遼寧師範大學等 3 個碩士點。特別是在 2016 年第四輪學科評估之後，共有 11 個碩士點被撤銷，其中既有北京理工大學、東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設立時間在 10 年左右的“新”碩士點，也有武漢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有一定歷史的“老”碩士點。此外還有一些碩士點，雖然未被撤銷，但在動態調整中被合併入其他學科或院係。
學位點的變化，一方面是學科自身發展以及人才流動、代際更疊的自然結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教育部“雙一流”計劃對於學科建設的導向作用。儘管有相當數量的科技史碩士點被取消或合併，但也有部分高校逐漸意識到發展科學技術史學科的重要性。2017 年清華大學成立科學史係，2019 年北京大學成立科學技術與醫學史係，均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進行的資源整合。還有一些高校雖然尚未獲得科技史的學位授予權，但已經有一定的研究規模或正在籌備相關的研究方向。例如：南開大學在 2008 年成立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在 2018 年將科技史作為歷史學系（珠海）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但總體而言，科學技術史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眾的學科，其學術共同體的體量與中國幾千年的科技傳統與現代科技發展階段很不相稱，也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及教育規模不相稱。除了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得到中科院的有力支援之外，高校的科技史學者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在高校發展科技史學科尚有較多的困難，如校方的支援力度通常比較小，教學和培養任務重，以及在理學學科中論文發表情況不具有競爭力等。
結語
經過 70 年的不懈努力，科學技術史學科在中國實現了建制化，並被國家列為理學一級學科，形成了一支數百人的職業化學者隊伍，培養了眾多科技史專業的研究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為國家的科學事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在國際學術界也贏得了重要的學術地位。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為世界上三大科技史專業研究機構之一，充分發揮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和建制化的優勢，不斷探索新方向和組織實施重大科研項目。《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傳統工藝全集》和“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等多卷本論著均由該所牽頭，團結國內外同道完成，發揮了學術引領和“辦大事”的作用。
高等院校和博物館等機構的科技史研究單元（係、院、所）往往以一個或數個學科史或研究領域為特色，在教學、科研和遺産保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博物館等單位充分發揮各自的專長和資源優勢，在科技史學科及相關領域形成學術上的分工和互補。
前瞻未來，中國學界將擴大在中國科技史研究方向的優勢，加強迄今仍薄弱的世界科技史研究，並進一步推進學術研究和成果發表的國際化。我國科技史界須加速推進國際化進程，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也使中國更加了解世界。（作者：張柏春 李明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