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9月27日消息（記者王曉蕾）26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研討會暨“一帶一路”學院成立大會。司法部黨組成員甘藏春、財政部綜合司司長曾曉安、商務部綜合司巡視員宋立洪、中宣部國際傳播局副局長管萍等出席大會並致辭。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代表學校致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部分前政要和國際知名智庫機構的代表為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發來了賀詞和賀信，來自中宣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司法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家資訊中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拉合作基金、華晟基金等政界、學界、企事業單位的嘉賓和專家學者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進行了交流研討，並對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的建設發展提出了意見建議。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主旨演講。（北京師範大學供圖）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成立大會發表主旨演講，全文如下：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回顧這40年，在人類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在1978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當年我們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只有156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被稱之為黑非洲的地方。在1978年的時候，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平均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是490美元，我們連他們的三分之一都沒有達到。跟世界上貧窮的國家一樣，當時81%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84%的人在國際上一天1.25美元生活費的標準線上。同時我們國家出口占國內生産總值4.1%，進口是5.6%，也就是説，我們90%的生産活動跟國際上是不接軌的。並且在出口的産品當中，75%以上是農産品，以及農産品的加工品。
就在這麼一個非常低的起點上，大家知道，過去這40年，我們取得每年9.5%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説，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並且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們對外貿易增長更快，每年達到平均14.5%。
就在這麼一個快速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的總體態勢上，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經濟體，這是符合市場規律的。2010年我們出口超過德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而且95%的出口産品是製造業産品，所以現在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從工業革命以後，最早的世界工廠是英國，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世界工廠是美國。二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德國、日本，現在是中國變成世界工廠。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主旨演講。（北京師範大學供圖）
在2013年的時候，中國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而且貿易進口加出口，佔我們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9.7%，到現在達到35%左右，而且在大國人口規模超過一億以上的國家，中國現在是貿易佔經濟GDP的比重最高的。2014年的時候，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在這段時間裏面，有超過7億人擺脫國際上1.25美元的貧困線。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國際發展機構，像我曾經工作過的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還有各個地區性的開發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等，他們主要目標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擺脫貧困。
但是回顧這三四十年的時間，如果把中國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拋去掉，世界貧困人口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這是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當然80年代、90年代以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包括社會主義，以及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絕大多數碰到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我們也有不少問題，但是中國一直是穩定並快速發展。
為什麼在中國有很多問題的時候，大家不斷講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現在回顧起來，中國是過去這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都有這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中國沒有。為什麼能這樣呢？我想這主要是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實事求是。根據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條件來推動改革。而不是簡單地照搬一些西方理論來進行改革。我們的改革是以漸進雙軌的方式，所謂的雙軌方式指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有很多大型的資本很密集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但是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所以我們當時推行的就是實事求是。給予這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必要的轉型企業的保護補貼以取得發展穩定。對那些傳統上我們一直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的産業，放開準入，而且積極地因勢利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招商引資，在這些方面發展非常快。新的這部分發展非常快，也給改革舊的企業提供了必要條件，我們才能不斷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去深化。這是中國在過去這40年能夠維持穩定跟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這也就是説我們的改革有必要不斷深化，如果沿著這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道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推進，現在國際上有很多機構，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在預測，應該到2025年前後，我們可以跨過12700美元的門檻，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我們追求的是民富國強，民富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我們要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
我們是很幸運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的紀念會上講話，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於中國人來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追求的不是説我們自己老百姓富了、國家強了，中國人講的是己利利人、己達達人，我們希望自己國家的富強，也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同樣歷史，同樣命運的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像我們改革開放這40年，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擺脫貧困，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回想起來，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建立國際經濟秩序，他們建立的時候也想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發展，所以才成立前面講的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總署，發達國家也設立一些雙邊機構，如美國國際援助總署，英國也有這樣的機構，法國有這樣的機構，德國也有這樣的機構。
而且仔細算起來，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給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的錢不少，超過3萬億美元，這個數量不算少。仔細回顧起來的話，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百個左右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能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南韓，一個是台灣地區，到2025年左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百個左右的經濟體是從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是其中第三個。在1960年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的能夠進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個，這其中有8個是歐洲國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或是一些石油生産國。另外五個是包括日本這樣的國家。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經濟體，雖經過兩代多人接近三代人的努力，現在還處於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水準，沒有辦法從低收入跨進中等收入，從中等收入跨進高收入的水準。
為什麼這樣呢？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感觸，去世界銀行之前，中國歷來有國家天下的情懷，總覺得民族的復興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但是到世界銀行工作以後，跑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發現，其實此心相通，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總覺得自己是他們國家民族幸運的一代，對他們國家、對他們民族的發展負有責任，也希望他們國家富強起來。所有政治領導人追求也是一樣，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他們這代人內心裏面的追求。然後又有那麼多國際機構提供援助、資金、思路等等，但為什麼成功的那麼少？
後來這些年，我在提倡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科即新結構經濟學，去分析這些問題。總得來講，就是説發達國家給的發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鋼沒有用到刀刃上。而經濟發展收入水準不斷提高的前提條件是什麼呢？當然要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怎麼才能夠讓勞動生産率提高，讓現有的産業不斷技術創新，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産業不斷涌現，然後技術水準提高，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産業不斷涌現。並且，隨著現代技術的使用，規模經濟會越來越大，市場範圍越來越大。結論就是用現代的技術必須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像電力的供給，要擴大市場範圍，也必須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就是一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
這樣的過程，對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是清楚的，但是如果再看現在，發展的主要瓶頸限制是什麼？我們出國走一趟，就算是不是經濟學家的也能看出來，就是必要的基礎設施，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沒有辦法採用現代化的生産去提高生産力。我們來看看國際上現在給的發展援助是什麼？是怎麼樣推行政治改革，怎樣改善政府的治理，怎樣提高人權，還有一些做教育，有一些做健康。這些發展援助，我想出發點都是好的，但並不是解決他們發展瓶頸限制的地方。
中國變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市場規律計算，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了，而且到2025年左右也要變成高收入國家。我們比國際上其他發展中承擔更大的責任，源於己利利人、己達達人的傳統，也是出於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在國際發展援助上能不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要致富先修路，必須把基礎設施完善了以後，這個國家才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這是習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一個新的中國國際合作框架的基本內容，這個框架是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的。
這樣一個新的國際發展援助合作的框架提出來以後，在國際上引起了熱烈的反映，可以從兩項指標來看：
第一，我們雙邊提供一些資金，但是相對於現在國際上基礎設施的需要，因所需資金規模非常巨大，所以必須要用多邊的方式，因而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成立的時候，美國是公然反對的，給很多國家領導人施加壓力，讓他們不參加。但是這樣一個機構是符合許多國家發展需要的，所以得到積極熱烈的反映，有51個創始會員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這些七國集團的主要成員，到現在已經有77個成員國。我了解到，還有幾十個國家在申請的過程當中。目前已經是除了世界銀行之外，成員國數量最多的國際合作組織。
第二，我們去年召開“一帶一路”峰會，來了29個國家領導人，有160個國際的代表團來參加，是去年國際上最大的盛會，表明我們“一帶一路”的思路，得到積極響應。
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不僅我們看到了，其實包括美國也看到了。在2011年的時候，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新絲綢之路”，所謂“新絲綢之路”是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把中亞五國跟阿富汗連在一起，然後在印度洋找到一個出海口，這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跟我們的概念是一樣的。並且在2011年同樣提出印太經濟走廊，基礎設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連在一起。
但是現在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印太經濟走廊，內涵上面跟我們“一帶一路”有很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國際上無聲無影， 而我們“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得到積極的反應。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因為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我們有比較優勢，而且是可信的。
中國是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最強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要鋼筋、水泥，我們這方面的産能在全世界超過一半以上。要建基礎設施，人才我們也有。再有施工能力，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這麼快，就培養了世界最大規模的，非常有競爭力的，效率高的施工隊伍，同樣一個項目在國際上競標，我們成本在別人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而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時期是什麼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大建高速公路等，那時候它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非常強，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
第二個，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我們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這些外匯儲備過去買美國的政府的債券或者是股票。大家知道，美國政府的債券回報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貨膨脹是負利率。美國的股票市場上面，泡沫很大，風險很高。這種狀況之下的話，我們這些3萬億儲備當中一部分資金就可以用來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的資金。而且只要這些項目選擇好，其實回報是相當高的，並且展望未來，其實我們每年還會有經常賬戶的幾千萬美元的盈利。我們在資金投入上面，還是充足的。
第三個，基礎設施建設以後是不是所講的先致富，先修路，要看這個路修好了以後有沒有産業發展。我前面談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要看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經濟之後，成功的經濟體抓住國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二戰以後，日本發展起來是因對美國勞動密集型産業有比較優勢，日本抓住機遇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發展工業，創造很多就業機會，把大量農業人口變成工業人口。日本到60年代工資上漲了，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降低，當時亞洲四小龍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發展工業，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抓住80年代以後，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産業需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我們也發展起來了。
現在中國已經是中等偏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快將變成高收入經濟體，這些讓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勞動密集型産業成為比較優勢，並開始向海外轉移。誰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有可能像東亞經濟，或者我們改革開放以後一樣發展起來。這一次跟前面幾次的勞動密集型産業窗口機遇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60年代，日本開始向外轉移，它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整個製造業雇傭的人是930萬。80年代，亞洲四小龍抓住勞動密集型産業這個窗口機遇期的時候，南韓製造業雇傭人是230萬，台灣是150萬，香港是100萬，新加坡是50萬。這一次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雇傭的人數是1.24億，其中勞動密集型産業雇傭的人數達到8500萬。從這個統計指標來看，我們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窗口機遇期，足以讓“一帶一路”沿線60幾個國家，這些收入水準普遍在我們每人平均GDP一半以下的國家，再加上非洲國家，同時進入到工業化、現代化。如果他們解決了基礎設施的平衡限制，抓住了勞動密集型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像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將取得30年、40年的快速增長，擺脫貧困，實現繁榮。
我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共同繁榮的機遇，“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抓手，確實可以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