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要提高體育的分值了，跟語數外一樣都是100分！”“高考也將考查學生的體育水準！”“學生體育培訓市場要火了！”……近日，有關加大體育在中、高考中比重的話題，牽動著億萬中國學生和家長的心。
而引爆這個話題的，正是新近出臺的兩份文件——《關於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和《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這兩份具有深遠意義的文件，將深刻影響中國體育的未來。
新政、改革，為中國體育提供不竭動力，帶來無限活力。長期以來，特別是“十三五”期間，中國體育的各個層面，無論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足球、籃球、排球等競技項目，還是群眾體育、體育産業等領域，無不沐浴著改革的春風，激蕩著改革的旋律，享受著改革的成果。
足改引領 職業聯賽更“職業”
在中甲球隊梅州客家陣中，25歲的周炳旭並不耀眼，但對於業餘足球聯賽“出道”的他來説，能夠踢上職業聯賽就是一種“圓夢”。
受益於完成“脫鉤”後中國足協對於地方足協的支援，周炳旭在浙江省足協組織的首屆全省業餘足球聯賽中打進19球並榮膺聯賽射手王，得到了當時還在中甲的浙江毅騰隊的青睞，由此完成了從業餘聯賽到職業聯賽的跨越。
周炳旭實現夢想的過程並非偶然。五年前，《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從頂層設計上給中國足球改革指明瞭方向。完成“脫鉤”後的中國足協，通過完善會員協會體系建設等舉措，帶動了地方足球發展，一大批“周炳旭們”得以通過業餘聯賽的舞臺發光發熱。
從俱樂部跨地轉讓不再被允許，到俱樂部投入帽、球員工資帽等財務公平政策，一系列促進俱樂部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在《方案》發佈後開始落實，中超聯賽也因此從中受益。
賽場外，中國足協與法國、德國等21個國家和地區足協簽署了合作協議，與國際足聯、亞足聯和歐足聯建立合作關係，為我國足球改革發展贏得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足球改革不僅給職業聯賽帶來了一縷春風，更讓校園足球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起來。目前，全國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已經達到2萬餘所，逐步建立的校園聯賽體系也帶動了更多的青少年走上綠茵場。
CBA改革也在快速推進。2017年，已近不惑的姚明當選中國籃協主席，中國籃球改革的序幕由此開啟。在CBA公司獨立運營聯賽後，聯賽場次從最初的38輪增加至現在的56輪。同時，季後賽球隊從最初的8支增加到現在的12支，這也給了更多球隊衝擊季後賽的機會。
除了在競賽體系、賽制、賽程編排上改革，在裁判問題上，CBA聯賽也陸續推出了多項管理措施。聯賽之外，中國籃協通過小籃球活動，讓籃球夢在成千上萬孩子心中生根發芽；通過全國範圍的選拔，讓並非出自純職業聯賽的草根球員進入三人籃球國家隊；通過“雙國家集訓隊”模式，中國男籃為一批年輕運動員提供了舞臺，增加了人才厚度。
管辦分離 體制機制更完善
幾個月前，浙江省籃球協會的工作人員葛彥鑫頗為忙碌。由省籃協承辦的中國籃協E級教練員培訓班在杭州開班，他忙著對接培訓場地、核對報名資訊，“這種忙碌狀態，籃協人三年前開始就習慣了。”
2017年，浙江省籃協被浙江省體育局確定為“省級體育社會組織實體化改革試點”。三年過去了，一組簡單數據可以説明為什麼葛彥鑫會越來越忙。2017年，浙江省籃協年度資金賬戶流水不過幾十萬元。2019年這個數據已增加到近800萬元。“賽事多了，培訓多了，能力強了，人心齊了，幹事的熱情更足了。”浙江省籃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王志剛説。
管辦分離之後，協會實體化不僅要解決“轉”職能的問題，更要解決“接”的問題。去年8月，由浙江省籃球協會執行的省男子籃球超級聯賽落幕。來自全省11個地市共15支球隊、232名運動員報名參賽，賽事歷時3個月。對於一個改革才三年的協會來説，是如何做到的？
“依靠政府，但不依賴政府，自身造血能力是體育社會組織能夠更好生存的關鍵。”王志剛説，自改革之初，省籃協便從承辦小規模群體賽事起步，逐步積累辦賽經驗，有了好口碑自然就能得到市場的青睞。
據了解，三年來浙江省籃球協會籌集辦賽經費1000多萬元，包括承辦地投入的經費達到2000多萬元，省級賽事平臺帶動的運動隊1800余支，有效帶動了全省各地籃球活動的開展。
賽場外，管辦分離激活了地方籃球協會的活力。賽場內，吳前39分，浙江隊在CBA新賽季揭幕戰中大勝衛冕冠軍廣東隊。孫銘徽41分，“全華班”出戰的廣廈隊大勝擁有雙外援的上海隊。中國籃協在管辦分離後，CBA聯賽改革漸入佳境，以吳前、孫銘徽為代表的本土球員越來越多地走近舞台中央，籃球改革成效初顯。
協會實體化、社會團體改革是體育改革的重點，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成為體育社團的改革主題。李玲蔚、姚明、郎平、劉國梁、李琰……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走進體育管理層，凸顯了體育深化改革的決心和力度，也為中國體育事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多措並舉 社會體育更多元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漫步在甌江南岸的綠道上，涼風習習，沿岸燈光璀璨。很難想像，這片位於溫州濱江商務區桃花島片區的新晉“網紅打卡點”，居然是一處污水處理廠上蓋的體育休閒公園。
怎樣在“鄰避效應”和片區內公共配套設施面臨著無處可建的夾縫中尋得最優解，溫州市決定向污水處理廠“借”地——利用廠房的屋頂空間，打造一個多功能的體育休閒公園。
今年國慶節前夕，這座依託于社會力量興建而成，集滑雪、滑冰、射擊、射箭、攀岩、蹦床于一體的體育休閒公園正式對市民開放。“翹首以盼兩年了，終於對外開放了，以後又多了一個鍛鍊休閒的好去處。”家住桃花島片區的居民劉傑高興地説。
事實上，桃花島體育休閒公園只是溫州老百姓從社會力量辦體育中受益的一個縮影。數據顯示，自2017年溫州成為國家體育總局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單位以來，溫州每人平均體育場地面積增長了28.7%，體育人口增長了15.5%；溫州吸引社會投資體育設施建設超50億元，體育産業增加值由62.14億元增加到96.85億元，增長55.9%；溫州體育類工商登記主體由1.2萬家增加到2.5萬家，翻了一倍多。
體育不是體育局的體育，而是全社會的體育。從天津全運會設群眾項目比賽，到《關於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的發佈，再到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的《關於加強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發展群眾體育的意見》，體育無不在回歸其社會屬性。
行百里者半九十。儘管中國女排在國際賽場上屢傳佳績讓國人頻頻振奮，但國內排球聯賽市場化程度依舊不盡如人意。今年4月，中國排協宣佈和聯賽商務運營推廣商體育之窗“分手”，作為國內僅次於中超和CBA的第三大聯賽，如何職業化仍待破題。
即便是備受矚目的足改，《方案》在發佈五年後，足球界困惑仍在：改革並未完全按照《方案》推進，“多頭管理”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會對足球發展理念和路徑尚未達成共識、形成合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足球界尚未得到較好體現。
改革，從來都不會一蹴而就。“十四五”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體育作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改革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