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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推翻了資産階級臨時政府,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為了尋找革命的夥伴和同路人,他們密切地關注著東方並把目光急迫地投向了中國。
1923年,在廣州,在軍閥統治的包圍下,孫中山重組國民政府,並提出了三民主義建國學説,掀起了二次革命的熱潮。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引起了蘇聯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先後派出兩名記者維金斯基和馬林,前往中國考察和報道中國革命。不過他們還有另外的身份,共産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
在廣州,他們會見了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將領,回國不久在〈真理報〉上報道了國民黨的發展和活動情況,並指出:"在中國南方革命工會運動的基礎上,共産黨無疑將成長壯大。"這是世界上關於中國共産黨的最早報道。
而此時,屢遭挫折的孫中山也注意到了蘇聯的革命,他意識到中國革命有了一個學習的榜樣,他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説:"我們已經喪失了從美英法和其他國家得到援助的希望,現在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的國家只有蘇俄。"
不久,孫中山聘請鮑羅廷作為自己的政治顧問,他在中國的公開身份是俄通社記者。沒過多久,他通過蘇俄和共産國際的報刊發表文章,透露出對國民黨組織和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廣州政府的失望,決定幫助改組國民黨。
在鮑羅廷的呼籲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對國民黨進行改組,中國共産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大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選舉産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檢察委員,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共黨員名列其中。1月24日,蘇聯大使加拉罕發來賀電,但就在第二天,列寧不幸逝世的消息傳來,孫中山當即宣佈休會三天,以示哀悼。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南方工農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的高潮,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0年,一個外國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位外國人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女記者、著名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來到中國,從那之後,她先後六次來中國,1958年最後一次來華時已是72歲高齡,在北京定居12年後去世。
還是在童年時代,有一次斯特朗伸出小手臂想要擁抱紫丁香花,但紫丁香高傲地不理她,那美麗誘惑著她,卻又可望而不可及。斯特朗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是一個同世界隔離的孤單動物。
從那時起斯特朗就開始努力尋求擺脫這種孤獨感的途徑。在一首詩中斯特朗寫道:"我們為什麼要設法藏起/自己那一束微光?/它們匯集在一起,/就發出金色的光芒。"
在她的感覺中,遙遠的中國仿佛就象一束紫丁香深深吸引著她。
1925年10月,斯特朗乘坐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第一次來到中國。在北京稍作停留後,她隨即踏上了一列開往張家口的火車。兩天后,斯特朗來到了塞外沙漠中的馮玉祥軍營,這裡已是初冬時節。
在斯特朗眼裏,馮玉祥是一個表情冷漠、高大健壯、生活簡樸的人。他信奉基督教,中國的傳教士稱他是"基督將軍",他們讚賞他禁鴉片的法令和他部隊的風紀。
斯特朗慕名而來。當問及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個省時,馮玉祥答道:"我缺乏經驗,控制好一個省已經很吃力。" 斯特朗認為這是馮玉祥的巧妙。在斯特朗看來,與北方另外兩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相比,馮玉祥是唯一一個將對後來歷史産生影響的人物。
斯特朗回到北京後不久,在蘇聯駐中國使館遇到了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夫人范婭。范婭告訴斯特朗:"從北方你不能了解現代中國。你應該看看廣州,這是很重要的。"
從北京到廣州,斯特朗趕到恍若從古代的亞洲來到了現代世界。當時,中國的革命正在這裡走向高潮。廣州和香港的工人以頑強的鬥志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約十萬名各界群眾舉行示威遊行,聲援香港罷工。
斯特朗是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唯一允許登陸採訪的記者。罷工領導人蘇兆徵告訴她,這場罷工不是種族鬥爭,不是中英鬥爭,而是階級鬥爭,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廣州,斯特朗通過鮑羅廷認識了宋慶齡。此時,孫中山剛剛去世,宋慶齡沉靜而優雅的風度,給斯特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從少女時代,宋慶齡就渴望接近革命運動的中心,渴望幫助孫中山,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革命。在與孫中山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共擔革命的風浪和辛勞的工作共同分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現在,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承擔起革命的重任。
正當斯特朗結束廣州的採訪離開中國時,另一位美國女記者走進了中國,她就是瑞娜。瑞那長一頭火焰般的頭髮,無論走到哪都引人注目。瑞那有一種天使般的氣質,但對北京的美國使館來説,瑞娜是個危險人物。瑞娜夫婦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負責外交和宣傳的陳友仁委託,主編一份英文宣傳報紙《北京人民論壇》和主持一個新聞社。
當時的北京,控制在軍閥張作霖手中。這個以殘暴聞名的東北軍閥毫不留情地鎮壓進步力量,《京報》主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後遇害。
陳友仁一直受到張作霖的通緝,瑞娜夫婦正是陳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選。他們是職業記者,而且是西方人,可以不受中國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動,
共産黨人李大釗成為他們的直接領導。在得知被列入張作霖的黑名單後,李大釗躲進蘇聯大使館避難。於是,瑞娜幾乎每天都到使館去聽取李大釗的指示。
一天,一位美國記者告訴瑞娜,張作霖正計劃綁架她和丈夫,為了逃避迫害,瑞娜夫婦最終決定離開北京。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到李大釗。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的憲兵衝進蘇聯大使館,抓走了李大釗。28日李大釗死於絞刑。生前李大釗曾對人説:"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樣,看看她如何忠誠于我們的事業。她在危難時刻為我們工作,但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在南方,國民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恐慌。帝國主義指使直、奉兩軍閥聯合起來,在北方進攻馮玉祥國民軍,向南方包抄廣東革命根據地。這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工農群眾運動日益高漲。在人民的熱烈支援和許多國民黨將領的紛紛要求下,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
瑞娜夫婦來到廣州,目睹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革命熱潮,並隨軍出征。
國民革命軍士氣高漲, 勢如破竹,10月10日攻佔武漢三鎮。(51)
瑞娜、威廉夫婦隨同北伐軍進入了武漢。在整個北伐過程中,共産黨員們的英勇善戰給瑞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約400名安源礦工參加了葉挺獨立團,他們戰功顯赫,被譽為鐵軍。
武漢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點。俄國十月革命後一些國家爆發的革命都已相繼平息,只有在中國武漢,大革命還繼續上演著最後的悲壯。一個個關注革命的記者,從世界各地趕來目睹這裡的盛況。(31)
1927年初,國民黨左派政府從廣州遷到了武漢,汪精衛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鮑羅廷擔任國民革命政府顧問。
在武漢的鄱陽路上,有一座廢棄的教堂,二十年代在這裡主持教堂的神父叫魯茲。這是一位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宗教人士,人稱"紅色神父"。許多來到武漢的外國記者大多居住在這裡。1927年初,瑞那也住進了這裡。有了瑞那,這裡變得格外熱鬧起來。到武漢後,瑞娜成了鮑羅廷最欣賞的助手。她不僅繼續主編《人民論壇報》,同時擔任鮑羅廷的新聞宣傳秘書,負責接待所有前來武漢採訪大革命的外國記者,安排他們的採訪,向他們提供新聞稿件。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宣佈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武漢方面召開會議,宣佈開除蔣介石黨籍。中國一時出現了北京、武漢、南京三個政權的鼎足而立的局面。
斯特朗看到了大革命的消息,她不願意錯過目擊革命的機會,就滿懷熱情地趕來中國,就像當初趕往俄國一樣。郵船到達目的地上海,斯特朗驚異地上了岸。看到的是一個恐怖的上海。主要街道上一片狼跡,士兵成群結隊,撲面的風中依稀還有血腥的味道。
當斯特朗乘坐的郵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時,上海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屠殺。
1927年3月,隨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北伐軍進入上海,蔣介石加緊了反共步伐。4月12日,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發生。數小時內,暴徒們打死工人百餘人,打傷數百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1700多支,並佔領了上海市總工會。
斯特朗企圖找到勞工領袖,了解更多的情況。一位經歷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國記者勸她説:"既然蔣介石沒有找到他們,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會給他們帶來危險的。"
斯特朗在上海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建議她去漢口,説那裏才有真正的革命。美國副領事看了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身份證後,告訴她多數記者都在"揚子江上游"。她決定溯揚子江而上,前往那個吸引著全球目光的地方。
在漢口,斯特朗又見到了宋慶齡,宋慶齡邀請她一起住在中央銀行大樓頂層。大樓入口處有兩位身著整潔軍裝的國民黨衛兵站崗,他們的臂章上印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記,負責保衛宋慶齡和銀行的財産。中央銀行雖然是國民黨的政府銀行,但當時已陷入窘迫的處境。每天早晨,斯特朗都看到數百名苦力在銀行前排隊,等待提取大量銅幣。
與宋慶齡相處的日子裏,宋慶齡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説:
"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溫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條,穿著清潔的亞麻布旗袍。舉止謙和端莊,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稱。現在她年輕居孀,卻仍然為實現孫中山的夙願而奮鬥。雖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著一種鋼鐵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頂住家庭與社會的一切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
斯特朗為宋慶齡的勇氣所震撼,而宋慶齡也被斯特朗的熱情、智慧所感染。在動蕩不安的境遇下,兩名女子對革命的信心卻從來不曾動搖。
沿著武漢的沿江大道,有許多石砌的大樓,這是當年外國租界留下的印跡。在距中國銀行大樓不遠,有兩棟相對而建的大樓,一棟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對面則是鮑羅廷的居所,這裡樓下是瑞娜的主持的《人民論壇報》辦公地點。
斯特朗成了這裡的常客。斯特朗説,因為我去俄國太晚,沒有趕上俄國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國來,以便趕上時候。鮑羅廷卻意味深長地説説:"斯特朗女士的時間總是不湊巧的,她去俄國太晚,而現在她來中國又為時過早。"
5月,恐怖開始籠罩武漢。
蔣介石切斷了武漢的財政來源。禁止在上海和武漢之間的長江上運輸糧食。人們衝向宋慶齡居住的銀行大樓。斯特朗目睹了這一驚心動魄的場面:
"銀行大門緊閉。 一天又一天,饑餓者、窮人擁擠到那裏,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後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
在北方,馮玉祥打敗奉系張作霖的軍隊,佔領鄭州。歷史印證了斯特朗的預言,兩年前還謙虛地説自己經驗不足的馮玉祥,此時已成為政治格局中一顆舉足輕重的棋子。
武漢政府派出專列前往鄭州談判,謀求馮玉祥的支援。交通部長孫科負責安排這趟專列。在這趟專列上,斯特朗和瑞娜是僅有的外國記者。
漢口站臺上一時充滿了熱切的期盼。外交部長陳友仁前來送行,他給斯特朗和瑞娜帶來了必需品。
汪精衛的夫人也來為丈夫送行。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是專列上最顯要的文職官員。在斯特朗看來,他身著普通灰色西服,白襯衫敞著領,更像個大學運動員,而不像個四十二歲的政治家。
走上這趟專列的還有譚延闿,唐生智等將軍。
馮玉祥隨後到達鄭州。他乘坐一輛貨車,以表示他作風簡樸。
但斯特朗後來才知道,馮玉祥一直坐在舒適的專列包廂裏,直到鄭州前一站才改坐貨車。斯特朗估計,這是一種有效的軍事策略。
漢口來的所有高級官員都下榻在鄭州的中國銀行。6月10日,汪精衛與馮玉祥開始會談。會議在夜以繼日地進行。斯特朗卻發現這些將軍們在飯桌上緘口不提正事,他們興趣盎然地談論蒙古和甘肅兩地哪兒的蒼蠅更多,而不談論任何中國和整個世界等待他們決定的重大問題。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時,馮玉祥的外事代表把他對斯特朗的書面問題的答覆轉給了斯特朗。他宣稱對武漢政府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絕對忠誠,還宣佈他的部隊將要改組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
帶著客客氣氣得來的勝利,專列回到了武漢。旁觀者都以為聯合成功了。
幾天后,馮玉祥又趕到徐州,在那裏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變以來撲朔迷離的政局逐漸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大屠殺。國共合作的陣線徹底破裂。
革命者的鮮血映紅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幟倒在了血泊中。
宋慶齡憤怒至極,決定離開武漢。
7月14日她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國革命軍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宋慶齡選擇這一時刻來表明她的堅定信念。在聲明中她説:"我心中對革命沒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背離了他們曾經走過的路。"
刊登宋慶齡聲明的《人民論壇》在面世之前就被汪精衛政府查抄了。好在在此之前,瑞娜已經用電報將全文發至紐約。第二天,全世界都聽到了宋慶齡發出的勇敢的聲音。
在人們眼中,宋慶齡就像一座風雨中的雕像,象徵著一種不屈的力量。
宋慶齡和陳友仁、鄧演達等組成的國民黨左派政府前往莫斯科尋求幫助。瑞娜與宋慶齡一起逃離上海,偷偷搭乘黃浦江上的一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斯特朗和鮑羅廷乘坐越野汽車穿越戈壁灘返回蘇聯。
莫斯科車站上歡迎宋慶齡的場面十分隆重,但她漸漸感到了失望,蘇聯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原來承諾的有利支援。史達林也沒有因為發生"四·一二"政變而改變支援蔣介石的政策。曾派往中國的蘇聯的特使岳飛神密自殺,一切讓宋慶齡深感寒心。
而此時在上海外灘的大華飯店,伴著喜洋洋的樂曲,成千上萬朵玫瑰花鋪天蓋地的撒落,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第二年初,兩個人的婚照被刊登在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消息傳到莫斯科,宋慶齡聽説蔣介石為此還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她憤怒的説:"如果他是基督教徒,那麼我就不是。"
壞事接踵而來,在莫斯科寒冷而乾燥的冬季,一直陪伴宋慶齡的瑞納因病去世。
瑞娜的葬禮由斯特朗和鮑羅廷的秘書等人安排。蒼茫的暮色中,大約一百人的送葬隊伍穿過白雪覆蓋的城市。 一位美國記者寫道:"宋慶齡選擇步行,蘇聯政府為她提供的一輛專用轎車緩緩跟在身後。她凍得厲害,裹著大衣還在發抖,但她沒有離開隊伍。她堅持要來與瑞娜告別。她對瑞娜的真誠情感,明顯表露在她的優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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