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現場》第四集 潮起潮落

　　1917年，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推翻了資産階級臨時政府，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為了尋找革命的夥伴和同路人，他們密切地關注著東方並把目光急迫地投向了中國。

　　1923年，在廣州，在軍閥統治的包圍下，孫中山重組國民政府，並提出了三民主義建國學説，掀起了二次革命的熱潮。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引起了蘇聯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先後派出兩名記者維金斯基和馬林，前往中國考察和報道中國革命。不過他們還有另外的身份，共産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

　　在廣州，他們會見了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將領，回國不久在〈真理報〉上報道了國民黨的發展和活動情況，並指出："在中國南方革命工會運動的基礎上，共産黨無疑將成長壯大。"這是世界上關於中國共産黨的最早報道。

　　而此時，屢遭挫折的孫中山也注意到了蘇聯的革命，他意識到中國革命有了一個學習的榜樣，他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説："我們已經喪失了從美英法和其他國家得到援助的希望，現在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的國家只有蘇俄。"

　　不久，孫中山聘請鮑羅廷作為自己的政治顧問，他在中國的公開身份是俄通社記者。沒過多久，他通過蘇俄和共産國際的報刊發表文章，透露出對國民黨組織和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廣州政府的失望，決定幫助改組國民黨。

　　在鮑羅廷的呼籲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對國民黨進行改組，中國共産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大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選舉産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檢察委員，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共黨員名列其中。1月24日，蘇聯大使加拉罕發來賀電，但就在第二天，列寧不幸逝世的消息傳來，孫中山當即宣佈休會三天，以示哀悼。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南方工農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的高潮，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0年，一個外國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位外國人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女記者、著名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來到中國，從那之後，她先後六次來中國，1958年最後一次來華時已是72歲高齡，在北京定居12年後去世。

　　還是在童年時代，有一次斯特朗伸出小手臂想要擁抱紫丁香花，但紫丁香高傲地不理她，那美麗誘惑著她，卻又可望而不可及。斯特朗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是一個同世界隔離的孤單動物。

　　從那時起斯特朗就開始努力尋求擺脫這種孤獨感的途徑。在一首詩中斯特朗寫道："我們為什麼要設法藏起/自己那一束微光？/它們匯集在一起，/就發出金色的光芒。"

　　在她的感覺中，遙遠的中國仿佛就象一束紫丁香深深吸引著她。

　　1925年10月，斯特朗乘坐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第一次來到中國。在北京稍作停留後，她隨即踏上了一列開往張家口的火車。兩天后，斯特朗來到了塞外沙漠中的馮玉祥軍營，這裡已是初冬時節。

　　在斯特朗眼裏，馮玉祥是一個表情冷漠、高大健壯、生活簡樸的人。他信奉基督教，中國的傳教士稱他是"基督將軍"，他們讚賞他禁鴉片的法令和他部隊的風紀。

　　斯特朗慕名而來。當問及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個省時，馮玉祥答道："我缺乏經驗，控制好一個省已經很吃力。" 斯特朗認為這是馮玉祥的巧妙。在斯特朗看來，與北方另外兩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相比，馮玉祥是唯一一個將對後來歷史産生影響的人物。

　　斯特朗回到北京後不久，在蘇聯駐中國使館遇到了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夫人范婭。范婭告訴斯特朗："從北方你不能了解現代中國。你應該看看廣州，這是很重要的。"

　　從北京到廣州，斯特朗趕到恍若從古代的亞洲來到了現代世界。當時，中國的革命正在這裡走向高潮。廣州和香港的工人以頑強的鬥志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約十萬名各界群眾舉行示威遊行，聲援香港罷工。

　　斯特朗是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唯一允許登陸採訪的記者。罷工領導人蘇兆徵告訴她，這場罷工不是種族鬥爭，不是中英鬥爭，而是階級鬥爭，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廣州，斯特朗通過鮑羅廷認識了宋慶齡。此時，孫中山剛剛去世，宋慶齡沉靜而優雅的風度，給斯特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從少女時代，宋慶齡就渴望接近革命運動的中心，渴望幫助孫中山，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革命。在與孫中山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共擔革命的風浪和辛勞的工作共同分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現在，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承擔起革命的重任。

　　正當斯特朗結束廣州的採訪離開中國時，另一位美國女記者走進了中國，她就是瑞娜。瑞那長一頭火焰般的頭髮，無論走到哪都引人注目。瑞那有一種天使般的氣質，但對北京的美國使館來説，瑞娜是個危險人物。瑞娜夫婦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負責外交和宣傳的陳友仁委託，主編一份英文宣傳報紙《北京人民論壇》和主持一個新聞社。

　　當時的北京，控制在軍閥張作霖手中。這個以殘暴聞名的東北軍閥毫不留情地鎮壓進步力量，《京報》主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後遇害。

　　陳友仁一直受到張作霖的通緝，瑞娜夫婦正是陳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選。他們是職業記者，而且是西方人，可以不受中國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動，

　　共産黨人李大釗成為他們的直接領導。在得知被列入張作霖的黑名單後，李大釗躲進蘇聯大使館避難。於是，瑞娜幾乎每天都到使館去聽取李大釗的指示。

　　一天，一位美國記者告訴瑞娜，張作霖正計劃綁架她和丈夫，為了逃避迫害，瑞娜夫婦最終決定離開北京。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到李大釗。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的憲兵衝進蘇聯大使館，抓走了李大釗。28日李大釗死於絞刑。生前李大釗曾對人説："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樣，看看她如何忠誠于我們的事業。她在危難時刻為我們工作，但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在南方，國民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恐慌。帝國主義指使直、奉兩軍閥聯合起來，在北方進攻馮玉祥國民軍，向南方包抄廣東革命根據地。這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工農群眾運動日益高漲。在人民的熱烈支援和許多國民黨將領的紛紛要求下，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

　　瑞娜夫婦來到廣州，目睹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革命熱潮，並隨軍出征。

　　國民革命軍士氣高漲， 勢如破竹，10月10日攻佔武漢三鎮。（51）

　　瑞娜、威廉夫婦隨同北伐軍進入了武漢。在整個北伐過程中，共産黨員們的英勇善戰給瑞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約400名安源礦工參加了葉挺獨立團，他們戰功顯赫，被譽為鐵軍。

　　武漢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點。俄國十月革命後一些國家爆發的革命都已相繼平息，只有在中國武漢，大革命還繼續上演著最後的悲壯。一個個關注革命的記者，從世界各地趕來目睹這裡的盛況。（31）

　　1927年初，國民黨左派政府從廣州遷到了武漢，汪精衛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鮑羅廷擔任國民革命政府顧問。

　　在武漢的鄱陽路上，有一座廢棄的教堂，二十年代在這裡主持教堂的神父叫魯茲。這是一位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宗教人士，人稱"紅色神父"。許多來到武漢的外國記者大多居住在這裡。1927年初，瑞那也住進了這裡。有了瑞那，這裡變得格外熱鬧起來。到武漢後，瑞娜成了鮑羅廷最欣賞的助手。她不僅繼續主編《人民論壇報》，同時擔任鮑羅廷的新聞宣傳秘書，負責接待所有前來武漢採訪大革命的外國記者，安排他們的採訪，向他們提供新聞稿件。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宣佈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武漢方面召開會議，宣佈開除蔣介石黨籍。中國一時出現了北京、武漢、南京三個政權的鼎足而立的局面。

　　斯特朗看到了大革命的消息，她不願意錯過目擊革命的機會，就滿懷熱情地趕來中國，就像當初趕往俄國一樣。郵船到達目的地上海，斯特朗驚異地上了岸。看到的是一個恐怖的上海。主要街道上一片狼跡，士兵成群結隊，撲面的風中依稀還有血腥的味道。

　　當斯特朗乘坐的郵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時，上海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屠殺。

　　1927年3月，隨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北伐軍進入上海，蔣介石加緊了反共步伐。4月12日，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發生。數小時內，暴徒們打死工人百餘人，打傷數百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1700多支，並佔領了上海市總工會。

　　斯特朗企圖找到勞工領袖，了解更多的情況。一位經歷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國記者勸她説："既然蔣介石沒有找到他們，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會給他們帶來危險的。"

　　斯特朗在上海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建議她去漢口，説那裏才有真正的革命。美國副領事看了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身份證後，告訴她多數記者都在"揚子江上游"。她決定溯揚子江而上，前往那個吸引著全球目光的地方。

　　在漢口，斯特朗又見到了宋慶齡，宋慶齡邀請她一起住在中央銀行大樓頂層。大樓入口處有兩位身著整潔軍裝的國民黨衛兵站崗，他們的臂章上印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記，負責保衛宋慶齡和銀行的財産。中央銀行雖然是國民黨的政府銀行，但當時已陷入窘迫的處境。每天早晨，斯特朗都看到數百名苦力在銀行前排隊，等待提取大量銅幣。

　　與宋慶齡相處的日子裏，宋慶齡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説：

　　"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溫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條，穿著清潔的亞麻布旗袍。舉止謙和端莊，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稱。現在她年輕居孀，卻仍然為實現孫中山的夙願而奮鬥。雖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著一種鋼鐵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頂住家庭與社會的一切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

　　斯特朗為宋慶齡的勇氣所震撼，而宋慶齡也被斯特朗的熱情、智慧所感染。在動蕩不安的境遇下，兩名女子對革命的信心卻從來不曾動搖。

　　沿著武漢的沿江大道，有許多石砌的大樓，這是當年外國租界留下的印跡。在距中國銀行大樓不遠，有兩棟相對而建的大樓，一棟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對面則是鮑羅廷的居所，這裡樓下是瑞娜的主持的《人民論壇報》辦公地點。

　　斯特朗成了這裡的常客。斯特朗説，因為我去俄國太晚，沒有趕上俄國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國來，以便趕上時候。鮑羅廷卻意味深長地説説："斯特朗女士的時間總是不湊巧的，她去俄國太晚，而現在她來中國又為時過早。"

　　5月，恐怖開始籠罩武漢。

　　蔣介石切斷了武漢的財政來源。禁止在上海和武漢之間的長江上運輸糧食。人們衝向宋慶齡居住的銀行大樓。斯特朗目睹了這一驚心動魄的場面：

　　"銀行大門緊閉。 一天又一天，饑餓者、窮人擁擠到那裏，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後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

　　在北方，馮玉祥打敗奉系張作霖的軍隊，佔領鄭州。歷史印證了斯特朗的預言，兩年前還謙虛地説自己經驗不足的馮玉祥，此時已成為政治格局中一顆舉足輕重的棋子。

　　武漢政府派出專列前往鄭州談判，謀求馮玉祥的支援。交通部長孫科負責安排這趟專列。在這趟專列上，斯特朗和瑞娜是僅有的外國記者。

　　漢口站臺上一時充滿了熱切的期盼。外交部長陳友仁前來送行，他給斯特朗和瑞娜帶來了必需品。

　　汪精衛的夫人也來為丈夫送行。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是專列上最顯要的文職官員。在斯特朗看來，他身著普通灰色西服，白襯衫敞著領，更像個大學運動員，而不像個四十二歲的政治家。

　　走上這趟專列的還有譚延闿，唐生智等將軍。

　　馮玉祥隨後到達鄭州。他乘坐一輛貨車，以表示他作風簡樸。

　　但斯特朗後來才知道，馮玉祥一直坐在舒適的專列包廂裏，直到鄭州前一站才改坐貨車。斯特朗估計，這是一種有效的軍事策略。

　　漢口來的所有高級官員都下榻在鄭州的中國銀行。6月10日，汪精衛與馮玉祥開始會談。會議在夜以繼日地進行。斯特朗卻發現這些將軍們在飯桌上緘口不提正事，他們興趣盎然地談論蒙古和甘肅兩地哪兒的蒼蠅更多，而不談論任何中國和整個世界等待他們決定的重大問題。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時，馮玉祥的外事代表把他對斯特朗的書面問題的答覆轉給了斯特朗。他宣稱對武漢政府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絕對忠誠，還宣佈他的部隊將要改組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

　　帶著客客氣氣得來的勝利，專列回到了武漢。旁觀者都以為聯合成功了。

　　幾天后，馮玉祥又趕到徐州，在那裏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變以來撲朔迷離的政局逐漸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大屠殺。國共合作的陣線徹底破裂。

　　革命者的鮮血映紅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幟倒在了血泊中。

　　宋慶齡憤怒至極，決定離開武漢。

　　7月14日她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國革命軍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宋慶齡選擇這一時刻來表明她的堅定信念。在聲明中她説："我心中對革命沒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背離了他們曾經走過的路。"

　　刊登宋慶齡聲明的《人民論壇》在面世之前就被汪精衛政府查抄了。好在在此之前，瑞娜已經用電報將全文發至紐約。第二天，全世界都聽到了宋慶齡發出的勇敢的聲音。

　　在人們眼中，宋慶齡就像一座風雨中的雕像，象徵著一種不屈的力量。

　　宋慶齡和陳友仁、鄧演達等組成的國民黨左派政府前往莫斯科尋求幫助。瑞娜與宋慶齡一起逃離上海，偷偷搭乘黃浦江上的一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斯特朗和鮑羅廷乘坐越野汽車穿越戈壁灘返回蘇聯。

　　莫斯科車站上歡迎宋慶齡的場面十分隆重，但她漸漸感到了失望，蘇聯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原來承諾的有利支援。史達林也沒有因為發生"四·一二"政變而改變支援蔣介石的政策。曾派往中國的蘇聯的特使岳飛神密自殺，一切讓宋慶齡深感寒心。

　　而此時在上海外灘的大華飯店，伴著喜洋洋的樂曲，成千上萬朵玫瑰花鋪天蓋地的撒落，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第二年初，兩個人的婚照被刊登在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消息傳到莫斯科，宋慶齡聽説蔣介石為此還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她憤怒的説："如果他是基督教徒，那麼我就不是。"

　　壞事接踵而來，在莫斯科寒冷而乾燥的冬季，一直陪伴宋慶齡的瑞納因病去世。

　　瑞娜的葬禮由斯特朗和鮑羅廷的秘書等人安排。蒼茫的暮色中，大約一百人的送葬隊伍穿過白雪覆蓋的城市。 一位美國記者寫道："宋慶齡選擇步行，蘇聯政府為她提供的一輛專用轎車緩緩跟在身後。她凍得厲害，裹著大衣還在發抖，但她沒有離開隊伍。她堅持要來與瑞娜告別。她對瑞娜的真誠情感，明顯表露在她的優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