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現場 第三集 遭遇民國

　　武漢，中國的工業重鎮，一個由武昌、漢口和漢陽三鎮組成著名城市。自一個半世紀前，張之洞在這裡開展洋務運動後，漢口逐漸繁榮，被譽為東方的芝加哥。1911年10月9日，暮色降臨，漢口正與武昌隔江相望，此時，長江還在漲水，仿佛蘊藏著一場革命風暴即將到來。第二天淩晨，在武昌這座稱作"中和門"的城樓上，革命黨人開槍射擊清朝的守備哨兵，攻佔了黎元洪統領的指揮部，黎元洪率部起義。

　　武昌新軍的槍聲敲響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喪鐘。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全國十八個省相繼宣佈獨立，一場波及全國的辛亥革命拉開序幕。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飄揚，孫中山先生多年為之奔走吶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變為現實。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當清朝君臣爭論立憲新政之際。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紫禁城裏慌作一團。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議對策，決定迅速調動精銳北洋軍向武漢逼近，一場真正的較量開始了。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潮這場較量將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東方。兩名澳大利亞人捲入了這場革命，從此與中國的民國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其中一位就是十年前享譽世界的莫裏森。

　　10月11日，就在起義的第二天，遠在北京的莫裏森便給《泰晤士報》發出第一封北京專電，電報描述了這場起義對清政府的巨大震動："北京被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嚇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滿朝文武，憂心如焚。"

　　隨後，莫裏森專程奔赴動蕩中的漢口。此時，戰爭的硝煙剛剛散盡，武漢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莫裏森只在漢口呆了五天，從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報》連續發出了近萬字的電文，向世界報道了首義後武漢的情況。在他的印象裏："人民死傷不多，但財産損失嚴重。革命黨人秋毫無犯，北洋軍隊肆意淫掠。""清朝必須推翻，這大概是民心所向。"

　　這時候，革命的真正領袖孫中山遠在海外，黃興還在香港，莫裏森雖然沒有見到這些著名人物，卻在革命黨人的隊伍裏意外地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澳大利亞的同胞端納。他的身份是美國《先驅報》的新聞記者。

　　1911年12月1日，端納向《先驅報》發出了一篇兩千字的電訊："今天早晨，一場生死鬥爭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間進行。炮彈在紫金山頂到平原處一帶呼嘯，彈片在高處和遠處飛散，中國革命黨人幾乎沒有傷亡，處在低處的清軍士兵正在作絕望的掙扎───" 電文中所稱的城市就是南京，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在辛亥浪潮中，宣佈獨立的各省，紛紛懸挂起共和的旗幟，唯獨張勳統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的最後一個要塞，佔領南京就可能結束戰爭。11月，共和軍隊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鎮江，準備攻打南京。端納匆匆趕到這裡，他自告奮勇，冒險登上了紫金山，親自偵查清軍情況，並身先士卒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鬥。傍晚，當攻城還在繼續的時候，端納悄悄地離開陣地，在一個已被控制的太平門附近的車站電報局內，靠著蠟燭和一枝鉛筆，起草了電文，向世界報道了這場戰鬥。

　　端納是個天生的冒險家。八年前，他隻身從澳大利亞來到香港，開始了他在中國的記者生涯。此時，在羅湖橋的對旱，清王朝已經。旁觀者都以為聯合成功了。

　　幾天后，馮玉祥又趕到徐州，在那裏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變以來撲朔迷離的政局逐漸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大屠殺。國共合作的陣線徹底破裂。

　　革命者的鮮血映紅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幟倒在了血泊中。

　　宋慶齡憤怒至極，決定離開武漢。

　　7月14日她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國革命軍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宋慶齡選擇這一時刻來表明她的堅定信念。在聲明中她説："我心中對革命沒有失望，我感到失望從豐饒的角裏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從黃浦江畔的外灘直插上海喧嘩的商業中心。靜安寺路就像一條小溪，靜靜地流過跑馬場，流過高墻和鐵門圍著的公館進入當時鄉下的地方。"在路盡頭的一個公園裏，端納找到了上海的革命黨人伍廷芳，自那以後，他就牢牢地和這個革命運動連在了一起。

　　果然，幾個月之後，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傳到了這裡。11月6日，革命黨人攻佔了江南製造局，上海隨之光復。獨立各省的代表紛紛雲集上海，準備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當他們為誰來領導即將誕生的共和國爭論不休時，一位眾望所歸的人物從海外歸來，這個人就是同盟會總理孫中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端納參加了總統就職儀式，並將這個重大新聞通報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納收到了孫中山的專電，邀請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幾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華民國要説的話，但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從一個大鼻子的年輕澳大利亞記者的打字機上敲出來的。

　　採訪：邢建榕

　　革命黨人紛紛擔任了重要職務，杭州的參謀長職務授予了一位叫蔣介石的年輕軍官。他曾在日本聽過孫中山演講，一聽到革命他就從日本軍校趕了回來，在到杭州之前，他曾與端納偶然相識，多年以後，端納成了他的私人顧問。

　　長江流域戰火紛飛，莫裏森卻一直關注著北京。在他看來，更戲劇性的新聞必將在這裡誕生。幾天之後，袁世凱乘坐的火車駛進了北京站。走下火車的袁世凱直奔紫禁城，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把最後的希望都寄託在他的身上。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武漢前線的戰事尚未全部結束。袁世凱一面繼續派兵向南方施壓，一面又派代表秘密與南方政府談判。為了儘快推翻清王朝，避免更大規模的生靈涂炭，孫中山提議，只要袁世凱能夠迫使清王朝自動放棄政權，南北議和，他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推舉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在得到南方領導人的承諾之後，袁世凱軟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佈詔書，宣佈清廷退位。時刻關注著紫禁城的莫裏森立即向《泰晤士報》發出了一篇題為《帝國下詔宣佈共和》的通訊，搶先報道了清帝遜位的消息，被譽為"當年的獨家新聞"。

　　兩天之後，袁世凱如願以償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並把政治顧問的位置留給了莫裏森。

　　採訪張功臣

　　袁世凱上任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條竟是將王府井這條最著名的商業街改為莫裏森大街。

　　採訪張功臣

　　出任大總統後的袁世凱並不滿足。1914年，他在太廟舉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禮，緊鑼密鼓地為復辟帝製作準備。瘋狂的皇帝夢使袁世凱鋌而走險。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納從上海匆匆趕到北京，接管紐約《先驅報》在北京的辦事處，同時兼任上海《遠東評論》月刊主筆，每月回上海一次發排稿件。他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中中，財政部長周自齊是端納最要好的朋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黃浦江畔的一座高層建築裏，端納正在忙著將《遠東評論》稿件付印，突然接到財務總長周自齊的急電：即回，事關同盟國，情況嚴重。

　　懷著莫名的興奮，端納匆匆趕往火車站。夜間快車隆隆駛進北京，他預感到一個重大新聞就要誕生了。出了北京站，端納坐上人力車，顛顛簸簸直駛美國公使館，街道兩邊店舖的百葉窗裏透出的絲絲燈光逐次熄滅，繁忙的一天結束了。耳邊隱約傳來麻將牌嘩嘩啦啦的聲響，偶爾還有幾聲嬰兒的啼哭。

　　到了美國公使館，公使芮恩施正在門口等他，這位通常十分鎮靜的公使看起來有些焦急不堪。他告訴端納袁世凱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做著某種交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端納的遊説下，中國也匆匆地宣佈對德宣戰。並收回對山東的佔領權。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國收回山東佔領權的當天晚上，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來到天壇，面見睡眼惺忪的袁世凱，宣讀了日本的"強烈不滿"，然後他用手杖重重地敲著桌子，把一份威脅的文件留了下來。

　　日置益走後，袁世凱氣急敗壞。事後，一位總長幾乎含著眼淚告訴芮恩施説，日本提出了極其苛刻的條件，要是接受的話，那將要斷送中國的獨立，淪為日本的附庸。

　　夜色中，端納走進位於東總布衚同的周自齊的公館。周自齊不敢透露詳情，端納提議："我把認為日本可能向中國提出的要求都開列出來，你可用鉛筆將其中不對的劃掉。"

　　他們開始了一次特殊的筆談。

　　端納開出一串要求，周自齊用鉛筆將其中幾點劃去。周自齊啟發地問：軍火在哪製造呢？端納便寫下"兵工廠"，控制兵工廠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這樣，端納寫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周自齊逐條印證。控制若干條鐵路，發展礦業、進駐軍隊，都在日本的要求的範圍之內。

　　端納當即向《泰晤士報》發出電稿，列舉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警告世人亞洲的戰火一觸即發。電文稱："日本向中國要索的種種利權還未經官方公佈，但據報它們包括以下各項……"

　　然而這條消息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採訪：邢建榕

　　第二天晚上，端納來到莫裏森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寓所。言談中，莫裏森起身説要到書房去一下。端納注意到，莫裏森順手整理了一下書桌上的文件，並故意在中間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隨後徑直走出了辦公室。

　　端納心領神會，機會來了，他朝書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進大衣口袋。這正是端納一直為之奔走的"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要求"的全文譯本。

　　端納立即擬就了另一篇電稿，將二十一條全部內容轉發給《泰晤士報》，一經披露，輿論譁然。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超出了袁世凱的想像。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立即發出了《告全國父老書》，呼籲抵制《二十一條》。

　　5月7日，惱羞成怒的日本在山東增兵三萬，威脅中方在48小時內必須答應二十一條，與此同時，駐日公使陸宗輿向袁世凱報告，日本政府暗示，如果接受二十一條將支援他改制稱帝。5月9日，一門心思要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訂了經過修改後的"二十一條"。

　　消息傳出，舉世震驚。5月9日當天，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奮然投江自盡。

　　年輕的毛澤東寫下了明恥篇，並手書"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在北京，20萬人到中央公園集會，捐款100萬元作為救國基金。上海國民外交後援會等致電袁世凱誓死反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天津南開學校17歲的中學生周恩來上街演講，號召國人誓雪國恥。全國教育聯合會規定各學校以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

　　四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為了解決戰後問題，協約國召開巴黎和會。這一年，莫裏森已因病回到英國，雖然重病在身，但他還是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巴黎和會。在中國留歐學生的要求下，中國代表團提出了"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但遭到大會的拒絕。

　　5月4日，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這天，莫裏森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中國人民覺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寫信詢問北京的情況。《芝加哥每日新聞》特派記者紀樂士給他回信説："北京到處可見激昂的學生在街道上大聲疾呼，已經達到狂熱程度，他們告訴路人，由於內閣中某些親日成員的過失，已為國家帶來莫大屈辱。他們很有理由把這些閣僚稱為被日本收買的賣國賊。"

　　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簽訂和約的最後期限，年輕的中國外交官顧維鈞等人拒絕出席簽字儀式。遠在英倫的莫裏森，當即發表評述説："和平條約全文，對中國來説，比她原先預料到的還要壞得多，簡直是災難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活著的有地位的中國人，有足夠厚的臉皮，敢於簽署這個條約。"

　　此時莫裏森已經中並在身，但他仍唸唸不忘中國。去世前幾天他對身邊的人説："此刻，我的一個希望就是回到中國。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來對我充滿愛戴的那些中國人中間。"

　　然而內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經顧不上他了。莫裏森帶著未了的心願離開了人世。

　　孫中山逝世後，端納前往東北，被張學良聘為私人顧問。在他看來，張學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國的人，但張學良身染毒癮，端納勸張學良強制戒毒。九一八事變後，端納陪同張學良到歐洲療養。回國後，端納又投到蔣介石幕中做他的私人顧問，並在西安事變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端納最終還是為蔣介石所不容，憤而離開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在日本軍隊設在馬尼拉的一個俘虜營裏度過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戰後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國海軍醫院治療。

　　1946年11月，端納回到上海，在宏恩醫院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端納完全知道自己的處境，他重返中國，其實是尋找最後的歸宿。 端納死後，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端納的墓碑如今已難以找到，據説當年他就埋葬在宋耀如的旁邊。因為宋耀如，他最早了解到了孫中山的事業，並最終走進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這位澳大利亞認為中國耗費了一生的精力，功過是非，只能留給後人評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