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城鄉建設經濟系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陳淮：最大的創新是遵從客觀規律

三、我們還得遵循人口集聚的規律。這一條就更為難，不要以為很容易。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城市化過程中都曾經或者正在犯一個同樣的問題，如果任由人口自發聚集的話，像超大、特大城市集聚差不多是個規律。在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的時候，十九世紀中葉，那時候倫敦人口占到英國一半以上，那時候正是蒸汽機、紡織機發明之後，工業化急劇取代手工勞動的高潮過程中，在這篇文章裏描述了在城市化下英國工人階級雇傭勞動力住房嚴重困難的極端情況，30年代的《摩登時代》描述了美國城市化工業化高潮中一個叫做卓別林的農民工進城在失業和就業之間反覆、交替的這麼一個很心酸的過程。全世界，倫敦用了一百年消除了貧民窟，紐約用整整50年才初步的消除了貧民窟現象，美國現在新的華人聚集區正在形成新的貧民窟，全世界發達國家唯一沒有新形成貧民窟的只有一個，就是剛才賀主任講的。但是我不贊成賀主任説日本的城市化是成功的，相反，日本至今城市化的痛仍然是過梳化、過密化共存。大家有沒有看過《非誠勿擾》，葛優領著女朋友到北海道旅遊，北海道風景秀麗，當然街道也很整潔乾淨，但是他走到一個酒吧街説“把四姑娘叫出來”，然後出來四個老太太，説春夏秋冬四個姑娘就是我們最為年輕的了。日本之所以有90年代的房價問題，之所以有後來經濟發展的問題，其中都和區域大中小城市人口過度向兩大都市圈集聚集中有關，更不要説剛才賀主任説的後續新型經濟體包括約翰內斯堡和裏約熱內盧包括奧斯卡金獎的影片描述的孟買也包括我們的近鄰南韓首爾，南韓2700多萬人一多半集中在大首爾地區，這些人口過度向特大城市集聚導致的後果我就的效果不説了。我們如何避免人口聚集出現的既符合規律又有副作用的教訓對我們來説是個考驗。當然，城市管理中，我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中國自己摸索、發展。

四、要遵從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功能分區以及循序發展、産業承載、基礎設施鋪設等諸多是有客觀規律可循的，特別是城市的管理是一門高深學問。我們別認為城市管理是開黨組會可以解決的，別以為憑主觀想像就能夠解決好城市的問題。我們計程車問題幾十年到今天還沒有解決好，北京721下了一場兩個小時的急雨，全城交通癱瘓，死了幾十人，淹了幾千輛車。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城市這個資源集合體非常脆弱，可能引起的危機包括不僅是就業、經濟增速、産業轉型、資源枯竭還包括自然屬性的，比如説地震。我們媒體曾經多年來説寬馬路、大廣場是不科學發展觀，一場汶川地震讓我們知道了，哪怕是縣城這樣的小城市，更不要説上海、北京，一定要有寬馬路、大廣場。因為它是城市減防災設施的必要組成部分，沒有這些設施一旦發生情況如何急救、老百姓如何疏散，這些都是早在20世紀初舊金山大地震之後，人們已經總結了城市一定要有這樣的設施。不僅自然災害會導致空氣污染，比如十年前的藍藻事件，無錫蘇州太湖污染，水質是臭的；比如工業事故，集化爆炸，松花江排入污水造成，哈爾濱連續四天斷水，恐慌，我們城市怎麼應對，比如説拉薩烏魯木齊暴亂，城市管理更是挑戰，其中可以探索的部分，創新同樣需要我們思考。現在坦率説，城市管理中的矛盾並不是法律和政府所能管得了的，全世界共同的經驗實際上有1/3是社區族裔自我管理組織實現的，比如中國城、富人區，社區自我管理、自我協調組織和一部分黑社會管理。比如香港，別以為他們是法制社會，到現在低端勞動力市場、高端的影星、明星甚至部分的輿論、媒體，更不要説文體界都是黑社會，包括滿街擺小攤的，收保護費的。我們管理城市，想既要抑惡又要揚善，不能讓黑社會成為欺壓老百姓的一方面，但是它有它生存的基礎。不只香港包括莫斯科、紐約美國所有城市都有這種幫會。

社區自治組織可能需要更大發展，我們都指望政府和法律出面把所有矛盾解決了，以為街道委員會就能擺平所有的事，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我格外強調創新實際上含義是説，網際網路固然好，智慧城市固然新，宜居城市固然美麗，但是所有這些願望的實現一定要有一個基礎叫遵從認知、順應客觀規律。以上僅供大家參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