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又叫重症監護室，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下稱301醫院）重症醫學科的ICU中，聚集著全院最危重的患者，同時也匯集著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和精英的救治團隊。
一眼望去，ICU病房裏躺著被各種儀器包圍的重症患者，監護儀、呼吸機、微量泵系統、血濾機……這些儀器通過各種管道及電纜將患者從頭到腳纏繞住。這裡的絕大對數患者處於昏迷或者被鎮靜狀態，一動也不動，整個病房只有護士的腳步聲和醫療儀器跳躍的警報音。
重症患者由於其重要生命器官功能障礙或衰竭，體溫、血壓、心率等生命體徵值常處於異常狀態。所以，對重症患者的迴圈、呼吸、代謝等生理參數的監測，是醫生幫患者“救命”的重要依據。
患者何時用的哪種藥、尿量多少、進食哪些東西、護理治療項目以及他們的體溫、血壓、心率、氧飽和度變化等，都是醫護人員密切監測和記錄的重要參數。在3年前，為記錄這些數據，護士常常忙得“腳不沾地”，筆頭工作佔用了她們大量時間，護理患者的時間則相對減少。“護士的工作看似很忙碌，卻又非常低效”，301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康紅軍教授指著墻上一張約有A3大小的海報告訴健康界，“像這種大小的記錄單，護士每天都會寫滿正反面。”而這些數據，往往都要人工去採集、輸入並用語言加以説明。
令人遺憾的是，護士手寫的這些數據並不能形成為同類疾病研究助力的數據庫。“一般這些手寫數據會隨著患者的病歷歸檔封存，科室並沒有統一的系統去儲存它們。”
在和康紅軍的交談中，健康界感受到ICU醫療品質監測與管理僅用複雜來形容是不夠全面的。現代化的重症醫學迫切需要管理模式的革新，在當今科技背景下，一場資訊化革命洶湧而來，勇立潮頭。
資訊化革命來襲
2014年7月，康紅軍從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留學歸來，擔任301醫院ICU行政副主任。
回國之後，看到同事們低效率的忙碌，對比美國的資訊化，康紅軍意識到ICU資訊化建設勢在必行。同在美國留學歸來的301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周飛虎也在致力於推進學科資訊化的建設，於是重症醫學科將“臨床大數據與資訊化管理”作為重要發展方向，聯合某科技公司共同研究系統的開發和部署。
為滿足新的臨床和科研需求，系統上線後還要不斷完善資訊。為此，科技公司團隊緊守床旁，一直進行各種技術更新。“整個項目還在進一步優化中，結構化的數據庫也在同步建設並且已經初步形成了。”康紅軍興奮地説。
在資訊化建設中，他們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溝通。醫生團隊對電腦知識了解甚少，工程師又不了解臨床需求，雙方的溝通時常是“雞同鴨講”。在康紅軍看來，這幾乎是“醫工結合”時都會遇到的問題。
為克服這一困難，科技公司的研發團隊在ICU“駐紮”三年。這三年裏，雙方不斷磨合，通過反覆溝通和實驗，ICU資訊化系統最終成功上線。
以質控相關指標指導臨床
醫生為患者診療的過程，是一個資訊採集、加工和利用的過程。該系統可以把每個患者及其産生的資訊匯總到醫生桌面上。
臨床資訊系統（CIS）通過對實時數據的採集、管理和整合，
並經分析和篩選後進行預警和指導治療
該系統對ICU內每個患者的實時情況進行可視化顯示，讓醫生對患者情況一目了然。同時，該系統將每個患者的檢測、掃描和治療狀態用圖表進行表示，使臨床醫生能夠快速深入了解患者狀況。
重症病人臨床治療的集束化相關性分析
重症患者每天都在産生海量的醫療數據，對於康紅軍來説，這些數據就是極有價值的“富礦”。“通過梳理和提煉，這些臨床數據對提高臨床救治水準，做臨床科研等都有巨大幫助。”談及ICU資訊化建設的最突出意義，康紅軍認為，它不僅提高了醫護的工作效率，還讓ICU有了自己的數據庫。現代醫學發展過程中，真實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相較傳統的隨機對照研究（RCTs）展現出不可或缺的優勢，而RWS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的，因此在資訊化建設基礎上，醫療大數據能夠以最快的速度讓資訊産生價值，為患者服務。
ICU裏的遠端“患者”
如果説301醫院ICU資訊化部分“解放”了院內醫護人員，那麼遠端醫療則“拯救”了無數其他醫院的患者。
據了解，301醫院遠端醫學中心成立於1997年，是國內最早開展國際國內遠端醫學活動的單位。作為301醫院對外服務的窗口，經過22年的發展，該中心規模位居全國之最。據康紅軍介紹，目前為止，301醫院已經與1300多家醫院實現聯網，“這些使用遠端醫療的醫生和患者，就是醫院資訊化的另一大用戶。”
作為國內最大的遠端會診中心，為更好地服務患者，301醫院研發出一套遠端會診系統，電子化管理遠端會診病歷。
301醫院遠端醫學中心APP
在遠端醫療APP中，請求會診的醫院可以查看醫生資料，選擇會診醫生；接受會診請求的醫生可以查看患者病情，並寫上會診意見。
康紅軍在遠端會診中
翻看APP，健康界發現請求ICU會診的不僅有縣級醫療機構，甚至三甲醫院也佔有一定數量。“請求會診的醫院級別越高，帶來的患者病情越複雜。”康紅軍告訴健康界，不同於其他科室的遠端會診，ICU接到的遠端會診患者無一例外，都是危重患者。
醫療資源分佈不均一直是我國醫改難題，遠端醫療的出現讓這一現象得到緩解。每次200元左右的會診費不能給醫生帶來什麼，卻讓更多重症患者免除來北京的舟車勞頓，並收穫重生的希望。
數據共用下的患者隱私保護
遠端醫療等醫療行為讓醫療資訊化建設打破數據孤島，轉而走向共用、開放。
在醫療大數據發展中，301醫院早已實現院內數據共用。“從技術上來説，院內任意一台電腦都可以查看每位患者的資訊，但前提是，醫生要先申請授權。”康紅軍告訴健康界，為了保障患者數據安全，301醫院由資訊中心統一管理數據的授權。值得一提的是，當用於醫生科研時，患者個人資訊的數據字段是不被公開的，“一般這種時候，患者的年齡和姓名都會做特殊處理。”
很顯然，作為一家部隊醫院，數據安全的級別相對更高。醫療行業的性質決定了醫療大數據的價值，隨著醫療數據的“流動”，醫療機構的數據資訊就像一塊誘人的蛋糕，無疑讓醫院外部駭客蠢蠢欲動。
據《經濟觀察報》披露數據，2018年全國三甲醫院有247家醫院檢索出勒索病毒。2018年，我國醫療體系遭受攻擊的頻率呈明顯上升趨勢，網際網路安全問題對醫院等公共機構的威脅不容忽視。
在醫院管理人員對網路安全問題越來越敏感時，301醫院卻從未發生過網路攻擊事件。“安全是醫療大數據的首要問題，如果不能保障患者隱私安全，我們寧可不用醫療大數據。”康紅軍告訴健康界，從醫院硬體到軟體系統，再到防火牆，301醫院設置多個保護屏障，牢牢鎖住醫院數據“大門”。
“資訊化建設將不斷升級”
伴隨ICU資訊化時代的到來，技術手段解放了醫務人員，惠及異地患者，也保障了數據安全。但康紅軍仍認為，ICU資訊化功能亟待完善。首要問題，便是醫療大數據的共用。
縱觀我國醫院資訊化建設，不同醫院使用的商業化資訊系統均存在差異，技術提供者達300多家，數據結構和標準都有所差異，數據整合也缺乏統一標準的醫學術語，這直接導致數據共用和整合受阻。
據康紅軍介紹，我國自2002年已採用國際疾病編碼和國際手術編碼，但這兩大術語還不能覆蓋醫療記錄中所有臨床資訊，而且目前較為廣泛採用的醫學系統命名法-臨床術語（SNOMED CT）、統一醫學語言系統（UMLS）、以及醫學語言、百科全書與術語命名通用架構（GALEN）等在中國並不使用。因此，在我國醫療體系中，想對一位患者醫療記錄進行追蹤幾乎不可能，這源於缺乏統一的全國性平臺整合所有醫療機構的數據。
幸運的是，這一現象正在發生改變。2018年9月13日，《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試行）》出臺，該文件從規範、標準，安全、隱私保護等多方面作出明確規定。
正是源於政策上的支援，301醫院ICU在資訊化建設上的步伐邁得更大，“就像電腦一樣，有了第一代，我們還要不斷開發，升級成二代三代四代。”康紅軍表示，對病情危重程度的評估、疾病風險預測及對患者生存率的預測等功能，未來都有望在ICU資訊化建設中實現。“大數據一定會從ICU資訊化平臺起飛，為提高醫療品質做出巨大貢獻，造福危重患者。”
專家簡介：
康紅軍，醫學博士，主任醫師，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解放軍總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後。主要學術專長：常年從事危重症患者救治，在膿毒症、複雜感染、多發性創傷以及熱射病等領域具有豐富的臨床實踐及較好的基礎研究；每年收治危重患者900余人，院內、院外及遠端會診患者300余人，危重症搶救成功率95%以上。科研領域：危重症醫學；熱射病臨床與基礎研究；臨床大數據研究；膿毒症的相關研究；幹細胞、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等領域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30余篇，其中SCI收錄10篇，Medline收錄2篇。擁有發明專利1項，軟體著作權3項，實用新型專利2項。主譯著作2部，副主編4部。承擔國家自然基金1項，北京市自然基金1項，軍隊及省部級課題7項；參與國家及軍隊課題8項；在美研修期間從事美國國立衛生院（NIH）課題1項。同時與哈佛大學醫學院及梅奧診所開展兩項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 2015年獲得解放軍醫療成果二等獎1項，2017年獲得北京市醫學科技二等獎1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