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每小題3分，共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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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古體
古體詩，亦名古詩、古風或往體詩，指的是産生於唐以前並和唐代新出現的近體詩(又今體詩)相對的一種試體。它的特點是格律限制不太嚴格，篇幅可長可短，押韻比較自由靈活，不必拘守對偶、聲律，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不過唐人的古體以五言、七言為主，雜言也多以七言為主體。
五七言古詩自漢魏以來已經有了悠久的傳統，至唐代又發生了新變。唐代社會生活領域的擴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複雜化，要求詩歌作品在表現範圍上有較大的開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嚴整的近體詩走向定型化，更促使這種少受時空限制的古詩朝著發揮自己特長的道路邁進。一般説來，較之魏晉六朝詩歌大多局限于比較單純的抒情寫景，唐人的古詩則趨向筆力馳騁、氣象崢嶸、邊幅開闊、語言明暢，不僅抒寫波瀾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動，還直接敘述事件，刻畫人物，鋪捧場景，發生議論，使詩歌表情達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發揮。唐代詩人中也有接近於漢魏古詩含蓄淳厚作風的，如王、孟、韋、柳，但較為少見。不構成唐人古詩的主流。另外，在音節上，唐代古詩受今體詩的影響，或則吸取聲律的和諧與對仗的工整，或則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徑，皆不同於晉、宋以前詩歌韻調的純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調論者以唐人古詩為漢魏以來古詩的“變體”，並不算錯。只是他們從伸正黜變、榮古虐今的傳統觀念出發，貶抑唐人古詩的成就，甚至宣言“唐無五言古詩”(李攀龍《唐選詩序》)，那就太過分了。清王士禛《古詩選》在五言古詩部分選了一百多位漢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陳于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五家，還説是“四唐古詩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詩選.五言詩凡例》)，顯示出同一偏見。倒是明末許學靈在《》中強調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體”，它以敷陳充暢為特色，不能拿漢魏古詩委婉含蓄的作風來硬加繩尺，可謂通達之見。
至於同屬唐人古體，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別，這個問題比較微妙，須細心體察。我們看五七言的區分，雖只在每句相差兩個字上，但造成的節奏感和韻調感卻很不一樣。五言字少，念起來有一種安詳舒緩的氣度，近乎平時的語調;七言音促，上口時會給人以發揚蹈厲的感覺，類似于朗誦或歌唱表演的聲腔。試讀“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惑。竊比稷與契”(杜甫《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杜甫《石壕吏》)這樣的句子，無論敘事還是抒情，口氣何等自然平實，不帶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幹門，細柳新蒲為誰顰”(杜甫《襄江頭》)，以至於“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馬》)則不管是悲慨還是喜頌，是仄腳還是平收，念起來都有一種異乎尋常説話的調門。抑揚頓挫，鏗鏘成韻。我國古代傳統上有讀詩和歌詩的區分，西洋歌劇音樂亦有宣敘調與咏嘆調的歧異，五言和七言在調式上的分別大抵如此。這就是為什麼五七言古詩儘管都起源於民歌，而五言詩在東漢葉以後即日漸脫離音樂，取得獨立的發展，七言詩卻長時期停留在樂府歌行體的範圍內，直到唐代還常以七言短章合樂歌唱的緣故。
(節選自陳伯海《唐詩學引論》，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