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寫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對於我來説,有丁點兒詩意,有丁點兒浪漫,真是太難得了。我只有從創作裏才能找到年輕的感覺,我的心在文字中變得豐盈起來,變得年輕起來。”每當丈夫埋怨、家務瑣碎搞得她心煩意亂時,蔣慕平總會爬到二樓,關到府,拿出紙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
以世俗標準衡量,53歲的蔣慕平活得並不輕鬆。她的臉上刻滿了時間的痕跡,大半輩子的時間,她或者在種田,或者在城鄉接合部給人擦皮鞋。獲得首屆農民文學獎的小戲《擦鞋》,就是生活經歷所得。
“我一輩子都沒有什麼如意的事,只有在寫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蔣慕平的家庭是典型的留守家庭。兩個兒子、兒媳在外省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平時,她和老伴兒一個種田打工,一個照顧孫子孫女。
在鶴龍湖鎮古塘村,蔣慕平家的房子是最老舊。房子是1990年蓋的,水泥墻裸露在外面,大門是木頭的,一樓養雞,二樓住人。
“現在起一座新房子,要十幾萬塊,我們哪有這個錢。當年建房子的錢,一家人花了好幾年才還完。”
高一時,蔣慕平就輟學了。1982年,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給了從未謀面的丈夫。
“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哪談得上愛情,沒有愛情。對我來説,愛情只存在於詩歌裏,書本裏。”蔣慕平冷冷地説道。
丈夫不能理解她寫作,她覺得苦悶。她愛看從前在鄉村演出的小戲、花鼓戲,就在幹完農活、伺候完丈夫孩子後,點著蠟燭寫劇本。
“對於我來説,有丁點兒詩意,有丁點兒浪漫,真是太難得了。我只有從創作裏才能找到年輕的感覺,我的心在文字中變得豐盈起來,變得年輕起來。”
1996年,她寫了一個劇本《送公糧》,內容是一個村裏發洪澇災害,糧食收成不好,男人就想跟糧站的人套近乎,以次充好矇混過關。女人知道了這事,趕緊趕到糧站坦誠一切,最後丈夫理解了妻子,夫妻倆高高興興地牽手回家去。
蔣慕平覺得自己構思不錯,但還需要指導,就産生了拜師的念頭。從沒出過遠門的她找到一個在長沙打工的同學,帶她去了湖南省戲劇院。
“我膽子也大,無知者無畏,找到門衛,告訴他我愛好寫作,想拜師學藝。門衛就把我領到大廳,找了戲劇院的領導,一位姓鄒的老師接待了我。”蔣慕平説,對方答應把她的劇本留下,看看有沒有演出機會。
半年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蔣慕平不甘心,寫信過去打聽,得知鄒老師早已調離。“還好,劇本給我退回來了。”
“現在劇本還保留著嗎?”記者問。“早沒了,有一次,因為我熬夜寫作,沒把家務做好,跟丈夫吵架,他把我的兩籮筐稿紙都燒掉了。”蔣慕平黯然道。
在鶴龍湖鎮46個村莊中,古塘村是經濟比較落後的一個。看見鄰村的同學、朋友、親戚,紛紛養魚、打工,發家致富,蔣慕平不是沒羨慕過。2001年,她賣掉家裏養的雞和豬,帶著小兒子投奔在長沙的同學,學做煙酒回收生意。不想,自己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開店才幾個月,就收到不少假煙、假酒,賠了不少。沒多久,便心灰意冷,打道回府。
每當丈夫埋怨、家務瑣碎搞得她心煩意亂時,她總會爬到二樓,關到府,拿出紙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家裏的樓梯,常年上上下下,樓梯角早已磨損,露出裏面的混凝土渣。踩著這些渣子,她默念魯迅的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前兩年,蔣慕平寫齣劇本《鳳凰飛回了梧桐樹》、《白髮鄉官》,又到長沙拜師。“我看到新聞裏經常播,大學生到農村來指導農民科學種田、發家致富,總是想著,如果我們村裏也能來個大學生、有個好的帶頭人,是不是也能富起來?”
“蔣慕平的作品,都是圍繞她的生活、遭遇展開的,寄託了她美好的願望,基本上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張中一評價,“蔣慕平有寫作熱情,有創作天賦。但要走出去,放寬視野,才能有靈感。”在張中一的邀請下,蔣慕平加入了鶴龍湖鎮詩聯文學會,經常和其他會員一起聚餐、采風。
張中一記得,有一次,一些省裏、縣裏的作家來鎮上采風,詩聯文學會的幾個農民詩人也去了,中午一起吃了一頓飯,交流了一下,蔣慕平不大説話。
“我覺得他們好像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怎麼主動。”回憶起這次經歷,蔣慕平説,“好像他們才是文人,我們是鄉巴佬。但我覺得,雅的東西好看,俗的東西也好看。”
“我現在只想著,要是能找到人,一對一地幫助我,從寫作技巧上提高一下,讓我的小戲也能在家鄉演出,這該是多麼人性(方言,意為欣慰)的事!”蔣慕平眼神中都是嚮往。
“讓美好詩意的鄉村都活過來”
張一一的鼻子也發了酸,“我想展開一場實驗,通過對鄉野作家、農民詩人的發動,感染更多人,影響更多地方,讓農村人也多想想內心的東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誰看的書多,誰寫的文章好。”“就先從家鄉開始,從一個個蔣慕平、危勇開始。”
“農民文學獎”頒獎儀式結束後,張一一來不及和熟人們寒暄幾句,就要啟程趕往上海。大家上去和他握手告別,有人説,“一一是大忙人,又是名人,讓他忙去,別耽誤了正事。”
在他們眼裏,張一一是乾大事的人。
張中一2010年發起成立湘陰縣詩聯文學會,為了籌集活動、出書的經費,少不了要拉下一張“老臉”,到處“化緣”。“現在好了,張一一自掏腰包給我們出書。”
徐淩峰説,張一一給我們發起了這個農民文學獎,給農民出書，還搞起了“農民棋王象棋爭霸賽”、農民才藝表演大賽，又出錢又出力,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豐富了。媒體的關注多了,鶴龍湖作為“中國第二蟹鎮”的名氣越來越大了。
為什麼回家鄉“折騰”這個農民文學獎”?張一一清楚地記得兩年多前跟父親的一場對弈,那是他跟兒時鄉村的一次重逢,對未來鄉村的重新打量。
2013年春節,在外漂泊十年的張一一回到家鄉。在跟父親下象棋對弈中,父親連輸三盤。抹掉棋子,父親告訴他,現在下棋的人少了,自己“手生了”,大家不是打麻將,就是買馬買六合彩,哪有人陪他練棋。
“我小時候的鄉村,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父親,雖然大字不識幾個,常給他講三國、講水滸。鄰里之間,農閒時候下棋、講書、看小戲。那時候的時光是美好詩意的。
他拿起手機,打給鎮黨委書記馮為,傾訴苦惱。馮書記也是個“文藝青年”,跟他説,管理大師熊彼特臨終前曾説過,“到了我這個年齡,我知道僅僅有理論,想靠理論來流芳百世是不夠的,除非能夠改變他人的生活。”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扔進了張一一心裏,轟炸出他對家鄉的一個“策劃”。“我要辦一個農民象棋比賽,辦一個農民文學獎,給農民出書、捐書、贈書，弘揚一種文化的氛圍，讓過去的鄉村都活過來。”他在電話裏説。
危勇、蔣慕平、李紅旗、張志明、潘俊權、楊科全、陳細根、蔣春芳、劉叔龍、熊稻波、張正超、……這些農民創作者星星點點地分佈在鶴龍湖鎮46個村中,通過鎮政府的牽線,張一一、張中一將他們集合了起來。
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農民們卻也渴望融入、認可。2014年,第一屆“農民文學獎”評出後,農民詩人們都很興奮。“有人知道我們、幫助我們了。”蔣慕平説。
21日,張一一把一本本還留有油墨香味的由國家級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農民詩人作品集《中國夢�農民夢》送到了大家手中。這是他通過在北京的出版社朋友,以最快的時間、最低廉的成本趕印出來的,一共三千本。
70歲的張中一老人接過書,有些激動。怎能不激動呢?2010年鶴龍湖鎮詩聯文學會成立後,每年都因為資金問題捉襟見肘。每年僅出的一本集子,還是沒有正式書號的。第一年1700冊,第二年1000冊,第三年幾百冊。“化緣”艱難,每況愈下,直讓人對農民創作冷了心。
“如今可好,我快幹不動了,能安心退了。只希望大家有了條件,別失了創作的熱情,發動更多鄉親們學文化、搞創作!”
張一一的鼻子也發了酸,“我想展開一場實驗,通過對鄉野作家、農民詩人的發動,感染更多人,影響更多地方,讓農村人別‘買馬’,別庸俗地只是比較誰家兒女有出息、誰家別墅起得高。也多想想內心的東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誰看的書多,誰寫的文章好。”
“就先從家鄉開始,從一個個蔣慕平、危勇開始。”他説。
2014年,有媒體評選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鶴龍湖鎮“農民文學獎”位列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後,排名第三,被譽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次成功實踐”和“中國小城鎮文化建設的典範之作”。
對於張一一、徐淩峰的這些“折騰”,分管旅遊的候鎮長看得清楚實際。“鶴龍湖鎮被稱為蟹鎮,對我們來説,發展旅遊,名氣最重要。所以張一一要在鎮上做什麼,我們都很配合。最好他們搞得動靜越大越好。”
“如果你讀我作品時忘記我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裏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裏短、發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農民詩人,除去農民的標簽,詩歌的價值何在?蔣慕華説,她的身份順序應該是女人、農民、詩人。“兩個兒子不在家,把孫子孫女託付給我,我要先照顧好他們。家裏有田,不種好地,怎麼過活,別人怎麼瞧得起?”蔣慕平説。
對於農民詩人的詩作價值,張中一看得清醒。“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裏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裏短、發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記者問危勇和蔣慕平,有人對你們關注,是因為你們農民詩人的身份,因為你們的遭遇,而不是因為作品,你們怎麼看?
生活已將蔣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實際,她不避諱自己對好日子的嚮往,又在這“世俗中”堅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們在讀我的作品的時候,忘記問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標簽都不能淩駕於創作本身。”危勇説。
“任何標簽都有局限性,而每個人都是豐富的,創作也是不一樣的。”張一一這樣評價。他説,農民能以身邊的素材進行創作,觀察生活,熱愛生活,有一種文化的嚮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勵和弘揚,而不應該對其作品的藝術水準和文學價值過於挑剔。
傍晚,記者即將離開湘陰,蔣慕平突然打來電話,“我還有話講。你知道那個腦癱詩人嗎?什麼秀華,也是我們湖南的。”
“是余秀華,她是湖北的。”記者告訴她。
“對!”蔣慕平説,“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遠,我早就去會一會她了。我們都是農民詩人。”
“你不是説,農民這個標簽不重要嗎?”記者詫異。
“重要,也不重要。”蔣慕平停頓了一下説,“在張一一找到我們之前,我已經寫了幾十年了。我們知道,我們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沒有他,哪有人會關注我們。”
“能不能在報紙上宣傳一下我寫的小戲。”她的鄉音很重,怕記者聽不懂,她又重復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寫一個成功的劇本,在家鄉演出。“讓大家都曉得,讓別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