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問題是，這樣的指控，雖應者雲集，卻也是漏洞百齣：一則，當事老師是教音樂的，如果應試教育癲狂，則音體美根本都“課時不保”。這種背景下，音樂老師跟考生之間，能有什麼“過節”或“仇恨”?既然沒有齟齬，冷血之説從何而來、學生“仇師”情緒因何而生?二則，當時的監考，未必是看客想像中老師面對學生;相反，恰恰是學生背對著老師。在所有學生背對著老師答卷的時候，老師猝死講臺，又非隕星墜地，如何能引發考生“判斷研究病情”的豐富內心戲?學生的眼睛，就算背後也長了一雙，心思估計大多也在試卷之上。再則，考場那麼多人，縱使有個把“冷血無情”，也不算什麼怪事，就像大街上蕓蕓眾生，指望人人古道熱腸，反倒顯得太過矯情。“家長”慷慨發文，固然大義滅親地揭露了孩子的冷血，但，這能推而廣之，認為一屋子孩子都是狼心狗肺?
事實與邏輯，推理與佐證，總不能喪失起碼的理性。學生冷血不冷血、基礎教育偏激不偏激、生命教育缺失不缺失，這些，都可以商榷，可以論辯，甚至可以“討伐”;但，總不能因為有了先入之見，就羅織半真半假的“事實”，來坐實內心的想像。這種誅心之論，把事實真相當做橡皮泥，把私人立場當做律令，聽風就是雨，能討論出怎樣契合公平與正義的規律或真理?
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箭在弦上，基層青年教師生存狀況也值得關切，減負也好、轉型也罷，都是迫在眉睫的事。不過，心平氣和想辦法，不等於非要製造“憤點”來施壓。如果一位教師的非正常死亡，被“收拾打扮”、被“異化表演”，恍惚間竟成為推動教育改革的神秘力量——這究竟是法治或制度的悲哀，還是“借人命説話”的謀略之吊詭?
生如夏花，逝如秋葉。一個年輕教師，她有自己的師生關係，有自己的教學情感。猝死也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事實不厘清、真相不分明，卻活生生把她的學生們推到輿論審判的風口浪尖，這，算不算對逝者最大的褻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