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聯，做縣域經濟數智轉型的“城市合夥人”

前不久，浙江寧波余姚市因為一場“破紀錄”的無人機燈光秀破圈了。

夜幕降臨，千余架無人機從姚江畔起飛，串聯起這座古城的人文歷史與智慧時代的科技美學，創造了古城的新貌。

余姚是王陽明的故鄉，有“陽明故里”之稱，誕生了黃宗羲、蔣夢麟、沈君山等歷史名人。“姚江千里海汐應，山井亦與江潮通”是古詩句中對它的描述。同時，這裡還是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發源地。

穿越千百年的歷史隧道，今天的余姚，已經是十足的經濟網紅城市。2023年，余姚以1513億元的地區生産總值位列浙江省第四，縣域經濟競爭力位列全國第九。在賽迪百強縣的研究報告中，余姚位列2023中國縣域經濟第十三名。

其實，這座浙江省東部、杭州灣南岸的歷史名邑，早已發展成為全國新型工業化示範基地、省內首批“工業強市”。有數據統計，余姚已累計培育國家級“單項冠軍”示範企業10家、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36家，包括國家專精特新重點“小巨人”企業7家，設立研發機構企業數達872家、位居浙江省第六位，累計14項關鍵技術填補國內空白。

顯然，這座城市發展的腳步並沒有停歇，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余姚在智慧化産業的佈局正加速推進。

2024年1月初，特斯聯華東總部落地余姚中意寧波生態園，光智資本與余姚舜工集團、陽明基金設立數十億元人民幣産業基金。2023年12月20日，中意寧波生態園數字經濟産業直播基地正式啟動；同年9月，佔地200畝、總投資約25億元的鋰離子電池負極活性包覆材料項目落地，成為繼容百鋰電池後，余姚市在新能源電池産業鏈上“補鏈”的又一重大佈局；2023年1－8月，余姚市新增簽約項目65個，總投資額達到404億元。

近年來，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的浪潮逐漸下沉，縣域經濟的數智化轉型越來越成為數字經濟的主戰場。作為縣域經濟數智化轉型的“排頭兵”，余姚如何駛入數字經濟的快車道？余姚走出的“余姚模式”對我國各地縣域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又有哪些啟示？數字經濟向縣域下沉是否會釋放更多市場潛能？

1．數字化下沉，縣域經濟需求強勁

縱觀我國宏觀經濟格局，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直觀反映了國家經濟狀況。

據賽迪顧問《2020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統計，我國Top100的縣域城市，佔地不到全國的3％，人口僅佔全國的11％，而創造的GDP卻佔全國的10％。而全國縣域GDP總量增至39．2萬億元，佔全國GDP的38％。包括余姚、昆山、江陰、張家港等33個縣域已跨入千億GDP俱樂部，其中昆山市和江陰市的GDP就已突破4000億元。從每人平均來看，Top100的縣域每人平均GDP更是超過11萬元，遠超全國7萬元水準。

有了如此強大的經濟基礎做支撐，數智化技術向縣域下沉為縣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三大趨勢——

首先，縣域基礎設施智慧化水準不斷提升，為建設城市數據大腦等數字化管理平臺，提升數字化運營能力提供了全新的機會；

其次，數字要素向縣域經濟下沉，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佈局使得技術與數據越發充分，縣域獲取數據要素的通道更廣闊，方式更多樣；

最後，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智慧設備及技術與縣域生産、生活深度結合，將催生縣域城鄉數字化治理能力，重塑城市與縣域的關係。

由於不同縣域經濟的産業稟賦不同，各地産業智慧化升級過程中形成了六大典型的發展模式——

一是以余姚市、昆山市、江陰市、張家港等為代表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創新驅動主導模式；

二是以晉江市、南安市等為代表的粵閩浙沿海城市群産業集群驅動主導模式；

三是以長沙縣、瀏陽市、寧鄉市為代表的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融合驅動主導模式；

四是以龍口市、膠州市為代表的山東半島城市群傳統産業升級驅動主導模式；

五是以神木市、準格爾旗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資源驅動主導模式；

六是以仁懷市為代表的核心企業驅動主導模式。

無論何種模式，數字經濟的滲透都對産業的聚集融合、效率提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各地立足自身産業資源稟賦優勢，通過激發數字經濟巨大的賦能作用，將有力推動縣域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2023年，國家高度重視縣域經濟的發展問題。中央一號文件中，“縣域”一詞共出現13次，囊括了城市規劃、産業體系搭建與配套、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的建設。

在縣域經濟數智化轉型的進程中，余姚無疑是“排頭兵”。

早在2011年，浙江省政府與國家工信部、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簽署了《關於共同推進浙江省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和“智慧城市”建設試點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並出臺了《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開展智慧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省範圍內全面啟動智慧城市試點建設工作。同年，寧波市政府提出《寧波市加快創建智慧城市行動綱要（2011－2015）》，明確了智慧城市的建設內容和要求。

彼時，余姚也順應時代趨勢，積極響應浙江省和寧波市的政策號召，編制了《余姚市智慧城市建設行動計劃》。

智慧城市的建設龐雜且多樣，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找到抓手，能夠頗具效能地提升整個縣域智慧化的進程，並形成獨特的産業模式。

2．尋找數字經濟時代的“城市合夥人”

對於余姚而言，建設智慧城市背後，更深遠的一重意義是，能夠推動一場城市級別的産業智慧化升級。

今天，余姚已經走出了一套“余姚模式”，其關鍵一環，便是打造産業集聚，以數字經濟為主線，數字化治理為牽引，加快構建縣域數字化生態系統，促進縣域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整體來看，推進縣域經濟數智化，各地城市管理者或多或少都繞不開以下核心問題：

1．重概念、輕行動，靠文件驅動，統籌機制不健全；

2．脫離實際需求，産業求大求全，缺乏差別定位、佈局，發展思路不清晰；

3．缺乏長效運營概念，只求短期彙報，形式大於內容。

余姚則在頂層設計階段就清楚認識到自身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內在需求，重構生産力與生産關係，創新生産工具，避免單純複製大中型城市的數智化轉型經驗；結合余姚本地已經聚集的産業稟賦，通過引入特斯聯這類具有資本運營管理能力的城市合夥人，助力整座城市的智慧轉型。

在實際的城市轉型進程中，産業園區往往被視為城市的縮影，同時也是城市創新發展的有利抓手。在余姚城市智慧化升級過程中，中意寧波生態園是重要載體。

2015年，中意寧波生態園正式落地，為余姚整體智慧化進程按下了加速鍵。目前，園區已形成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及數字經濟三大重點産業。其中，“數字經濟創新提質”更是浙江省的“一號發展工程”。

2023年，中意寧波生態園引入一家關鍵企業——特斯聯。特斯聯的到來，為該園區，甚至整個余姚的智慧化進程落下了關鍵一子。

2023年2月，特斯聯與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寧波生態園達成全面合作；2024年1月，特斯聯華東區總部落地余姚。特斯聯將為余姚發展智算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建設智慧園區，推動余姚城市智慧産業的發展。

余姚推進産業數智化轉型的思路從何而來？又反映了余姚的哪些需求痛點？這或許可從山東威海此前引入戰略項目的案例中窺探究竟。

2015年，三星計劃把威海印表機産能全部遷往東南亞。針對三星擴大産能、降低成本的意圖，威海提出“廠房就地建、産業全鏈條、供貨零庫存、配套零距離”的方案，多次赴南韓三星總部對接，最終打動了三星。

後來，威海還引入了惠普、富士、大振、億和等整機與配套企業，形成産業集聚與配套，進而實現了産業裂變、突圍式發展，“留三星、引惠普”也成為了一段佳話。

事實上，威海此次招商動作背後，真正引入的是四個象限的能力，即産業集聚、運營管控、資本運作與生態閉環。

這四個象限能力相互協同，幫助威海解決了城市高品質發展的四大核心需求——差異化定位；發展個性化産業；重實際場景以及産業長效運營。

而在余姚佈局智慧産業的過程中，也存在相似的需求。而特斯聯的到來，則圍繞余姚的産業發展需求，帶來了四個象限的能力。

從單點智慧設備提供商到城市級智慧解決方案提供商，特斯聯一直在數字經濟領域不斷迭代生長。

如今的特斯聯，從城市智慧化的頂層設計開始全盤規劃，一邊拓展數字經濟的底層AI、IoT與數據能力，一邊聯合各類合作夥伴共生共建，整合化地輔助城市運營者打造智慧化産業。

這套打法直擊客戶需求痛點——城市管理者需要的不僅是一套讓城市“智慧”起來的解決方案，更看重龍頭企業能夠發揮自身優勢，帶動産業整體轉型的能力，最終在本地形成産業集聚效應和生態閉環。

本次簽約中，特斯聯就將産業、生態能力帶入園區。從簽約的眾多企業中，如：思必馳、思美遙望、上海千機、上海易行時代動力、360魯大師控股、上海眾帥機器人、東陽利維能新能源等，能看出，未來將形成以AIoT＋多應用場景的可行性産業生態，加速數字經濟、智慧産業的直接落地。

完成生態搭建工作後，産業與生態的正常運維是一場更大的考驗。例如，要解決“合理化預測産業運轉、升級所需的生産要素分配，並科學助力産業及生態發展”問題，考驗的不僅是城市管理者對産業的理解與思考，更重要的是真正實現可脫手的運維能力，讓生態與産業能夠互相促進，迭代而行。

本次簽約中另一個重磅消息是，特斯聯旗下的光智資本設立了數十億元的新産業基金。該基金能夠將生産要素中的資本進行再分配，並圍繞特斯聯所在的AIoT行業展開資本化運作，滿足城市産業佈局、産業孵化和産業集聚的需求。“産業資本牽頭，科技企業搭臺，地方政府全面支援”是一套已經被驗證有效的打法，而光智資本也成為企業賦能城市産業數智化轉型的重要抓手。

2020年起，特斯聯打造的智慧城市旗艦産品AI CITY開始在國內多座城市落地，這不僅是對於資本運作能力的考驗，同時更是對項目落地後如何科學運維的挑戰。在特斯聯的理念中，城市場景繁雜，環節瑣碎，單點的、針對性的智慧設備、解決方案並不能解決城市中的所有問題，這是城市難以智慧化的癥結所在，也正因如此，需要一個統一的智慧化平臺來統籌管理城市中的各個智慧單元。

伴隨特斯聯AI CITY在多座城市的落地，特斯聯逐漸形成一套“産業賦能運營－運營賦能金融－金融賦能生態－生態賦能産業”的商業模式。基於這套模式，特斯聯的解決方案表現出強大的可落地性，並在多地得到驗證。

2020年至2022年間，特斯聯先後在重慶、德陽、武漢打造了三座AI CITY。以武漢AI CITY為例，特斯聯武漢AI CITY位於蔡甸區中法生態城。結合蔡甸區深厚的生態文化及産業底蘊，特斯聯武漢AI CITY集中聚焦三大産業板塊發力：數字經濟、新能源、新零售。

在數字經濟方向，特斯聯匯聚上下游産業生態，攜手千余家覆蓋政産學研等領域的合作夥伴，在蔡甸區共築精細化生態圈。在重視大型科技企業導入以及創新人才引進的同時，特斯聯加大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植，打造開放、創新的市級及省級孵化器，幫助創新企業快速增長。

在新能源方向，特斯聯通過部署“光儲直柔”、源網儲荷一體化等技術，整合“雙碳”及全場景智慧化産品板塊，打造華中地區低碳智慧新樣板。園區先期在廣場、建築屋頂、停車場等場地布設分佈式光伏發電系統示範，同步布設的並網設備及儲能系統，提高了園區的電消納水準，滿足了園區內充電樁、照明、展示功能性設備的電力供應需求。

在新零售方向，特斯聯將新零售打造成未來城市生活中活躍的經濟場景，通過與移動視頻領域的優秀合作夥伴攜手，進一步助力蔡甸區新零售産業帶建設。園區專門規劃電商直播片區，搭建全面支援電商直播産業發展的平臺，推動園區內電商直播企業的繁榮發展，打造國內領先的新零售創新示範區和新消費時代下的未來之城。

多重發力之下，歷時一年，武漢AI CITY共吸引入園、孵化企業近30家，打造創新創業項目50余項，成為武漢創新智慧園區的樣板。2023年12月，武漢青創園亦落地武漢AI CITY，正式揭牌運營。

類似的故事同樣也發生在重慶、德陽。于特斯聯而言，將技術轉化為城市管理者所需要的，能夠帶動産業升級的號召力，是其獨有的優勢。此次與余姚的合作，則是其對此前成功模式的又一次複製。

這個過程中，相較于專注技術方案本身的供應商，特斯聯更像一個不可或缺的“城市合夥人”——既是AIoT項目技術的提供者，也是智慧園區的管理運營者，同時還是具備資本運作能力、創新孵化能力的産業號召者。

3．時代呼喚“余姚模式”

“余姚模式”背後，映射著中國數千座縣域行政區數智化轉型的迫切需求。

早年間，智慧城市建設初期，很多項目經費普遍側重“建設”而非“運營”，大量單體智慧設備投入後，彼此之間的數據孤島難以打破，導致項目落地卻無法有效協同運營，最終只能淪為空殼擺設，甚至出現很多重復建設。要讓智慧城市真正“智慧”起來，需要立足城市原有的産業基礎和真實的場景需求，從頂層設計開始全盤規劃。

各地政府往往會聚焦自身已有的資源稟賦，完成頂層設計的工作。然而，到了實際落地環節，城市管理者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引入適配地方經濟的上下游産業，依然有很多不可控因素。這種背景下，政府往往會傾向於選擇有成熟技術、商業落地能力強且能撬動整個産業鏈上下游生態的智慧城市服務商作為“城市合夥人”，共同完成城市産業的智慧化升級。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周漢民也曾表示：“從科技創新實踐看，骨幹企業的作用至關重要，唯有骨幹企業強，才能帶動産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一起強。”

不過，不同經濟體量的城市對智慧城市的建設需求有所不同。

北上廣等大型城市數智技術及産業基礎更加雄厚，綜合項目體量也更大，各類項目數量更多。因此，一線城市的數智化轉型需要不同細分領域的企業“群策群力”，共同拼湊出一副完整的智慧城市版圖。

相比之下，以余姚為代表的大量縣域城市數智産業基礎和資金實力都相對薄弱，對數智化項目的持續性、落地性要求更高。

未來，縣域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和産業數智化轉型，註定是一個需要城市管理者和産業界共同解決的長期課題。特斯聯和余姚的合作，則為此寫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