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攜四川作家杜陽林的最新現實主義題材小説《驚蟄》，在四川成都的天府書展上舉行了“一位少年堅韌成長的人生十年——長篇小説《驚蟄》分享與簽售會活動”。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作家蔣藍，作家杜陽林出席了分享會，活動由著名導演、主持人寒露主持。
《驚蟄》是川北鄉村的少年淩雲青奮鬥、尋找出路的故事。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和家人都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苦難。在這個故事裏，為了走出物質貧窮、知識匱乏的鄉村，淩雲青曆盡了艱辛，可能從大多數十幾歲的少年，特別是生長在城市裏的年輕人的角度很來説是很難想像的，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一樣的困境。《驚蟄》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與今日社會拉開了不小的時空距離，但是它討論的問題依然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小説主人公淩雲青的成長經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歷史巨變的縮影。該書探討的“個人奮鬥改變命運”的主題，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持續閃現，而本書是對這個主題的最新書寫。淩雲青面對著更為極端的成長壓力，擁有更為堅強的意志和更為持久的韌性，這樣的作品對於當代的年輕人也産生了正能量的影響。
《驚蟄》上市後備受關注，作為一本關注鄉村生活、個人成長的小説，出版2個月內已完成了4次加印。評論家認為，小説來自於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切身體驗，對於鄉村生活的描寫細緻入微，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讓讀者很容易進入主人公的童年世界，深刻感受到他與家人一起曾經遭受過怎樣的艱辛、怎樣的屈辱和怎樣的人情冷暖，同時也領悟到他的低調背後所蘊含的苦難經歷的饋贈——沉穩和堅韌。
就如作者杜陽林所説：“如果是‘淩雲青’同時代的人，或者更年長者，因為經歷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變遷，會在閱讀中找到一種‘共情感’；如果是更年輕的讀者，吸引他閱讀的恐怕不是‘引發自身回憶’，而是在精神上達到一種碰撞和共鳴。淩雲青積極上進、不對命運屈服，應該是屬於人們的共有特質，這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的一種精神，無論時空如何更改，都能找到支撐這種精神的勇氣和力量。”
阿來説，他看過這本書“原來的樣子”，甚至是在這個故事于雜誌發表之前，那時就對書中使用的“驚蟄”這個意象印象深刻。在他看來，這個故事中少年淩雲青的成長時期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將起未起的時期，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所以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故事。“這樣的少年生活在四川東北部的偏遠山區，在這樣的地方，不管是地方地域文化，還是地域中成長的少年，也需要被喚醒。改革開放是對全中國的喚醒，少年成長的山區雖然滯後一些，但終於還是喚醒了。”
阿來還提到，文學可以治療苦難。而作家要以一種寬恕的心態來寫那些施罪與我們的人，回望苦難不是增加仇恨，而是和社會與經歷達成一種和解，所以文學有一個偉大的意義。“《驚蟄》有價值，第一個是喚醒。喚醒了自尊，喚醒了自己強大的靈魂，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當你再來回望那些當年的經歷，就只剩下寬恕，只剩下和解。文學中應該包含這樣的東西，這個詞叫救贖、這個詞叫寬恕，《驚蟄》裏也包含了這樣的精神。”
杜陽林坦言，他原本並不太願意談論《驚蟄》的故事與他的個人經歷的關聯，但是在和阿來老師的交流中，逐漸意識到作家的寫作與生活經歷存在非常複雜的關係。而這個故事和他自己的童年、成長確實是密切相關的，許多人物在現實中也都有原型，這也給這部作品增加了一分現實的力量。杜陽林還在活動中著重提到了書中的兩位女性人物——細妹子和淩雲青的母親徐秀英。故事中的淩雲青在成長的過程中，正是從她們的身上獲得了溫暖和勇氣。現實中也是如此。“可以説沒有母親對我的關心，可能我也走不出那個小山村。”杜陽林動情地説道。
《驚蟄》的敘述時間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從時間空間上來説，離現在已很遙遠，但活動現場依然有許多年輕的讀者前來參加。對此，四川作家蔣藍評價説：“這就是故事的力量。”蔣藍也是《驚蟄》的首批讀者之一，他評價《驚蟄》是一部成功的非虛構的結構類型的小説。他認為對於鄉村的貧困和人性，杜陽林寫出了自己的特色，故事裏有溫暖也有殘酷，有的寫得非常尖銳，甚至驚心動魄。
就像阿來説的那樣，“在那種艱難困苦中成長的少年人、青年人，要向環境屈服很容易，因為生活的重負實在太沉重。如果一個生命不是足夠堅強，生活就足以隨時把你擊倒在地。而在《驚蟄》中，我們就看到一個不斷被生活苦難重拳擊倒，然後自己滿面塵灰滿面血跡地爬起來，踉踉蹌蹌前行的少年。”也許這就是當下我們更加需要閱讀《驚蟄》這樣溫暖、自省、面向未來的小説的原因。（王昱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