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Comte 書中的中國官員著正裝 1696 圖片由於碩提供
在文明傳播的複雜性中,我們發現在中國從事福音傳播事業的人,很多被中國文化所征服,主張融合;而遠方的羅馬教廷卻更多地堅持排斥原則,拒絕理解和寬容。我曾從中提煉出了一個跨文化溝通的原理,叫“前線疏通,後方阻隔”,這適用於今天外派人員與本部的一般關係,也適用於意識形態的上層與日常生活中的下層對外來文化的感受距離。
如同愛恨交加的一對戀人,中法相互吸引的情結像夢幻一般延續著。不過在國家式微的全球化世界,以國家為單位的交往已經被其他各種形式予以補充,甚至取代,更小規模的有城市間的直接合作,有企業、商業、學校、研究機構,有藝術家、哲學家和普通人的交流;更大的有地區共同體(例如歐盟),有無限網路上的各種認同社區,全球社會世界已然形成,等待超越國家的全球公民登堂入室。國家應該扮演的最佳角色是職能性的,為世界人民服務,而不是相互之間的力量制衡。莫蘭告誡説:“我們越是自主就越是要擔當不確定和不安寧,也就越需要連結。我們越是意識到在宇宙中的自我迷失和被置於一次未知的探險,我們就越需要與我們的人類兄弟姐妹相連結。在我們的人類社會中,離散、封閉、斷裂、拆解、仇恨的力量變得如此強大,那麼,與其夢想萬世和諧或渴望天堂,不如去承認,對於人類而言,在生命力上、在社會上和在倫理上友誼和愛情的必要性,沒有它們,人類就會生活在敵對和挑釁之中,並日趨乖戾和衰敗。”
因此,中法關係不只是外交的,不只是文化間的尊重,不只是交換技術或商品買賣,還需將心比心地體味人類的共性,還需要認同自由平等正義權利的普世價值,還需要關切全球化以來人類日益緊密依賴的共生命運,還需要建立世界社會的新的符號象徵體系。用莫蘭的概念是一種世界秩序的“社會神話,在塑造每個共同體自己的共同祖先和設立崇拜儀式中,將其成員變成手足兄弟。”“最複雜的社會在具備了它們獨特的共同體連結的同時,也充滿了敵對、抵抗、無序,這些都與自由不可分離。此外,在個人心目中,連結始於責任、智慧、創意、相互協助和愛。”地球有限資源的共用是我們共生的第一個考驗,和平自由的環境是相依為命的首要條件,共同創建我們的“跨文化”精神家園是“人類夢”的願景。
古老中國經歷了光榮和讓世界矚目的輝煌,近代以來卻災難連綿,充滿屈辱、文化自戕和自賤。20世紀末以來的經濟成就使許多中國人重新找回了自豪感,但文化的青黃不接與倫理的坍塌使更多的人焦慮,自由、公正和尊嚴遭遇挑戰,“中國夢”在中國人心中底氣不足。同時,中國經濟的增長在讓世界欽佩的同時,“中國夢”的鑼鼓喧天也造成了世界的不安。中國將給世界和未來帶來什麼?
夢屬於算命先生,夢屬於神話,是文學和哲學的載體。著名的奧地利醫生弗洛伊德的《釋夢》告訴我們,“夢,充滿了意義,顯示著一種心理結構,與清醒狀態時的精神活動狀態有關。”清醒時的衝突和緊張在夢中變成不受拘束的意識流動,從中獲得一種“願望的滿足”。但夢斷斷不是願望的實現。如果只能在夢的潛意識中信馬由韁,卻不能在現實社會中直抒胸臆,那將在天網恢恢的審查中再度遭受摧毀。
此刻“夢”的敘述表徵著雙重隱喻:一種是宏大的“國家夢”,表達了中國的世界雄心;一種是微小的“公民夢”,渴望著個體的生命尊嚴。兩種夢想之間本來不衝突,願望總是可能實現。但有兩個前提:讓普通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有尊嚴生存的空間,讓“中國夢”成為“人類夢”的一部分。中國走向世界攜帶的應當是文化財富、生命智慧、個人創造精神與正義保障下的社會凝聚力與和平的追求,是世界社會建設的透明的、具體的合作方案,而不只是暴發戶的蠻橫,不只是外交發言人的“感染力”,更不是自我膨脹的帝國幻夢。
在人類主義者莫蘭眼中,一種人文主義的夢想“既包含著共生的理性(普遍性),也要看到它的近乎神秘的信念。如此,我可以説我有自由的信念,有博愛的信念。”他還引用了貝多芬一部四重奏曲的題記: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莫蘭對著兩個短語的闡釋是,“非如此不可嗎?表達的是對世界、對現實、對惡以及對命運的反叛。非如此不可!表達的是對世界、對現實、對惡以及對命運的接受的必要性,這無非是為了抵抗世界的殘酷,與惡作戰並改變命運。”
美好夢想的捷徑是讓普羅大眾安詳自由地生活,“中國夢”的境界應當是人類美德的回歸。我們應該像法國哲人蒙田那樣,對美德的韌性充滿信心﹕“我們身上的鎖鏈,磨斷要比掙斷更需要韌性。遇到任何變故也不能背離生活的美德。{……}不論風暴如何強烈,美德決不半途而廢,會繼續走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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