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文化情結與“中國夢”[組圖]

莫蘭在家中接受中國日報歐洲負責人付敬採訪  圖片由於碩提供

    作者：于碩，人類學教授，香港理工大學

    中法建交50週年，它是共産世界和資本世界之間開始交往的創舉。戴高樂將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像一艘全球冷戰破冰船，在截然對立的兩種意識形態之間打開了第一個對話的缺口，被視為一次“外交核爆炸”。今天，我甚至願意將中法建交稱為隱形“柏林墻”的坍塌，中國向世界打開了第一扇門，走進來和走出去都成為可能。當時的世界，壁壘分明。西方世界對共産體系充滿警惕，對史達林獨裁和紅色恐怖的殘酷心有餘悸；中國儘管已經與蘇聯交惡，但史達林模式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規律”。戴高樂將軍以其戰略家的遠見力排眾議，做出了這一大膽的選擇，歷史於是將發生出人意料的轉向。從主權國家的雙邊關係開場，在全球公民政治的潮流中漸漸進入高潮。

    我們有必要在政治外交之外去回顧中法關係，討論一種我稱之為的法國人的“中國情結”和中國人的“法國情結”，一種歷史上早已形成的這兩個異質國家之間的相互吸引。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到今天，法國人尋找的是普世性（宗教的或理性的或人道的），這大概可以從哈伯雷和蒙田這兩位偉大的人文主義思想家開始算起，經由伏爾泰一代啟蒙思想家奠定了法蘭西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再到今天以莫蘭（E. Morin）為代表的環球人類主義者，倡導共同創造“人類倫理”，旨在共建我們的“地球祖國”。還有20年來法國綠色生態理念的引進，中歐社會對話的推動和將中國公民社會引入國際舞臺上的努力，也被理解成“民間外交”。中國方面，儘管自古以來從來不缺“天下”觀念和普世價值的追隨者，但佔主導意識的卻是強調特殊性（文化的或歷史的或體制的），這大概可以從近來新一輪對“普世價值”的“地毯式轟炸”得到部分印證。

    從17世紀末開始，中國和法國之間就開始了一種不尋常的交往。那時的兩個國家都處於輝煌的頂峰，史稱“康乾盛世”和“太陽王大世紀”（Grand Siècle du Roi-Solei）。各自都滿懷著文化的自信和對同等高度的“友邦”的嚮往，就像在競賽場上，在高手間合縱連橫才能打出精彩。1685年“太陽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訪華代表團”，由六位成就斐然的法蘭西科學院數學天文學家組成，被命名為“科學使團”。不過，身兼耶穌會傳教士和科學考察使命的學者們一路都在進行天文觀測、地圖繪製，其收穫似乎遠遠大於傳播福音。

    六位“國王數學家”中對中國和歐洲大歷史影響最大的是伯爵路易（Louis Le Comte，1655年－1729年），1687年到中國後起中文名李明，字復初。在5年的逗留時間內，他走了近一萬公里（2000法國古裏），進行人文和天文學考察並傳教。1691年被派往回教廷向教皇傳信，後回法國任耶穌會長老並在大學執教。李明于1696年出版了《中國現狀新憶》（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第一卷，1697和1701年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還特別出版了《禮儀之爭》（Querelle des rites），竭盡全力維護利瑪竇在中國的福音傳播中奠定的“適應策略”，所謂的“利氏規矩”。李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通過一種幾近誇張的讚美方式對康熙年間的中國作了詳盡的介紹，內容涉及氣候、地質、物産、建築、醫學、動植物、語言文字、書籍、風俗、道德、思想、古今宗教、中華民族傑出之處及優缺點、政府形態等，還有傳教士在中國宣講耶穌教義的方式，中國基督徒的虔誠，康熙皇帝在中華全境寬容基督教的敕令，中國人祭祖祀孔的禮儀闡釋等等。李明在向歐洲介紹中國文明的同時，也借此批評歐洲自身的短見和墮落。該書是一本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也可以説是最早的一部關於中國的民族志，為歐洲人認識中國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李明的描述體現了17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對18世紀啟蒙思想家，如萊布尼茨、伏爾泰、魁奈等都産生了重要影響。該書的出版獲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間法文重版五次，並被譯成英文、義大利文和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