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近年來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中國堅持認為，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變，而“一帶一路”建設正是體現了中國對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構想和政策應對。需要冷靜、理性、辯證地看待“逆全球化”，中國必將發揮重要引領作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也在加強。未來一個時期，“一帶一路”建設可結合“新型全球化”有序開展。
2017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達沃斯舉行，此次年會的主題是“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習近平主席首次出席該論壇並圍繞全球化問題發表重要演講，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美國《紐約時報》刊文評論稱， 在中國成為影響力遍及全球的超級大國的道路上，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是合乎邏輯的一步。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稱，面對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一個堅持改革開放的中國可以成為新的全球領導者。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進入了低潮期。面對近年來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中國堅持認為，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改變，而“一帶一路” 建設正是體現了中國對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構想和政策應對。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者安德魯•埃萊克（Andrew Elek）所言，想要削弱傳統貿易壁壘正變得越發睏難，“一帶一路”關注的是彌補各國在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方面的缺口，這將有助於減少供應鏈的障礙，這種基礎設施和能力建設合作是一個“正和博弈”，“一帶一路”可以推動相關國家通過“富有創造性的新手段來促進全球經濟的一體化”。
準確認識“逆全球化”及其深層原因
全球化是一種歷史進程。19世紀以降，在工業化大發展的背景下，全球化獲得充足動力，進而逐漸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經濟體系。然而，全球化並不是線性發展的，在過去兩百多年間亦是有起有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便是全球化的低潮期，各國紛紛採取以鄰為壑、害人損己的經濟政策，終致陷入慘烈戰爭之中。西方工業化國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戰結束後美國“獨步天下”為甚。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網際網路經濟勃興，在資訊通訊技術的助力下，跨國企業得以在全球構建生産鏈條。發展中國家的低工資、廉價原材料和潛在市場吸引西方企業和資本家爭相“開疆拓土”。對此，美國著名史學家韓德（Michael Hunt）曾批評説：“他們擁有一種幾乎是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忽略當地人民的意見，在那些政府羸弱的國家橫行無忌”。
正如全球化的輿論旗手、《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所言，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時尚，也不只是一股經濟熱潮，它是一種替代了冷戰體系的國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全球市場的壓力將迫使政府放權，私營部門隨之擴權。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美國也將佔據無可挑戰的全球領導地位。的確，在蘇聯垮臺後，很多國家進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那些長期遠離世界經濟體系的國家一時間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則成為全球化的另一動力來源。
然而，時移世易，過去數年來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面臨轉折。美國對全球化的“雙刃劍”效應抱怨日深，認為全球化給自身帶來的負面影響日增，包括就業崗位流向海外、技術優勢漸被削弱。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質疑自由貿易理念，指責中國等國搞不公平競爭，誓言要幫美國鋼鐵工人重新贏回他們的工作。歐洲的“反全球化”情緒也日漸高漲，其對移民問題更為關 注，人員的自由流動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在難民危機的衝擊之下，歐洲民眾的不安全感陡增，歐洲一體化進程倍受打擊。英國“脫歐”足以説明問題的嚴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反歐洲一體化的政黨和政治組織勢力隨之做大，如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丹麥“人民黨”等等。
在發達國家質疑全球化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一時也無法成為支援全球化的旗手。過去幾年來，“金磚國家”等難以保持“增長冠軍”的頭銜，它們遇到的經濟和社會挑戰不容小覷。中國經濟增速呈下降趨勢，並且面臨金融體制、國有企業、就業市場等方面的艱巨改革任務。俄羅斯、巴西等長期以來依靠出口能源資源和大宗商品的國家，則需經歷更為困難的轉折期。土耳其等國還面臨國內政治動蕩的考驗，非洲的尼日利亞、肯亞等則飽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的襲擾。此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分化也不應忽視，比如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
毫無疑問，全球化的“動力”出現問題，世界也一直在承受著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過去幾年來，沉重的債務及其連帶的經濟不安全感，導致消費需求下降，跨境投資萎縮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全球經濟活動的腳步大大放緩了。美國和歐元區的需求大約降低了20%。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年裏，全球貿易增速是生産增長的兩倍，體現了國際商品流動的高度活躍。但是，2015年世界經濟實際增長3.1%，而全球貿易僅增長2.8%。跨境資本流動也嚴重倒退，據稱已經降低至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準。
全球化進程為何出現這樣的變化？從更深層次的原因看，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雖續有發展，但“西方”、“資本”、“國家”這三個重要角色的位置卻沒有被擺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於“西方化”，美歐以冷戰的“勝利者”自居，力圖以自身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 其二，資本驅動的全球化重“生産”而不重“分配”，不僅導致美歐國內日趨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而且還造成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受損，一些自然資源條件差、地緣區位不佳的國家甚至長期處於全球發展的“邊緣”地帶， 成為滋生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反全球化、反現代化勢力的溫床。其三，消減政府管制、弱化國家角色被當作全球化的目標，迷信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致使政府無為、治理缺位。簡言之，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化雖然總體上帶動了世界的發展，但存在諸多弊端。實際上，西方精英也已經認識到，過去數年來，全球化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正如英國《金融時報》主編巴伯（Lionel Barber）所言，舊的、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化1.0”時代已經過去，世界正在迎來包含更多非西方現代性元素的“全球化2.0”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