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一起修壁畫是怎樣的體驗
李雲鶴和李曉洋，祖孫倆的人生軌跡有一種神奇的呼應。
1956年，24歲的李雲鶴還在山東老家，剛從學校畢業，響應國家號召去西北。本來目的地是新疆，因為想順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記者注：當時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歲的李曉洋從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室內設計專業畢業，本來還想在國外再待兩年，但護照到期，得回國換護照。這一回，再也沒走。“像一種安排，讓我走上了這條路。”
現在，李曉洋和爺爺、叔叔都在一線修復壁畫，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們在爺爺奶奶家吃飯，飯桌上就聊壁畫修復，‘唉，前兩天那個壁畫那個部位是怎麼弄的’，然後全家開始討論。有時吃完飯散步，爺爺就一邊走一邊給我講。”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爺爺是會發火的人。”李曉洋説，從小到大，爺爺從來沒在生活上説過自己一句；而在工作第一年，爺爺第一次訓了他。
2011年12月，李雲鶴帶隊的甘谷大像山修復組因為天氣寒冷暫時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不允許浪費時間，老人就給新人培訓怎麼做石膏翻模，李曉洋也在其中。第二年3月，工程復工，需要石膏翻模，結果幾個年輕人全忘了。“爺爺挨個兒批評，‘怎麼這麼不用心！’一邊批評，一邊現場又教了一遍。”
其實，李雲鶴特別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直到現在，老人仍然戴上頭盔和手套，跟年輕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腳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人都管他叫“爺爺”，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聽都很驚訝，“李老師，你怎麼這麼多孫子啊”。
李雲鶴經常給孩子們講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自己剛來敦煌不久，院裏請來一位捷克專家做指導，但這位專家每天要曬日光浴，覺得敦煌條件太艱苦，沒待多久就走了。李雲鶴特別遺憾，只好揣摩捷克專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創新適合莫高窟壁畫的修復方法。
在上世紀60年代，李雲鶴修復了敦煌莫高窟161窟，此後他每年都要去那個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復壁畫過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藝能保持多久——時間證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沒有任何問題。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佔到三分之一。年輕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機會，院里長期和日本、英國、美國等國的研究機構合作與交流。年輕人的觀念也更加開放，常會主動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藝。但李曉洋深知：做文物修復，不是創作，是保留，創新也要在“守舊”的基礎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絕對不能用鋼釘”。
曾有人建議他們用3D列印，比如佛像的胳膊斷了，可以3D列印一個，肯定比人手操作精準，但最終修復師們沒這麼幹。李曉洋説：“這一次的確是復原了，但會對後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礙。創新的材料和工藝，可以在做複製品時嘗試，對文物本體的修復，我們還是堅持用傳統工藝。”
修復前後的照片對比，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作為一個資深跟班，李曉洋清楚地記得，1998年的夏天，爺爺在甘肅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復原修復工程，放暑假的他就跟著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別大，成年人站到跟前還沒佛像一個耳朵大”。李曉洋跟著爺爺吃住都在工地，條件十分艱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懸崖下，颳風漏風，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點離市區相當遠，水電都費事，有的地方還要搭帳篷。尤其是新疆克孜爾石窟，爺爺去修的時候，連一棵樹都看不見。”李曉洋説，現在條件好多了，但修壁畫仍然是個苦活兒：修墓室壁畫，陰冷，地面能滲出水，好多人關節疼；在高原地區修壁畫，一修幾年，留下高原後遺症；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修復現場也是塵土飛揚，“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蓮花座下的坤門，那麼大一個泥塊，一個人搬起來都費勁，打磨後，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陽北嶽廟是李曉洋真正開始修復壁畫的地方。2012年8月剛來時，廟中德寧之殿墻上的壁畫幾乎完全被浮塵遮蓋，“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畫”。修復團隊搭了四層高的架子，開工——他們的對手有粉塵、蝙蝠糞、破碎的磚，還有悶熱的天氣。“每天就在架子上待著，一坐一天，越高越熱，沒有一絲風，下班回去，衣服脫下來能擰出水。下雨更糟糕，進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見熱氣蒸騰。”
修復完成後，北嶽廟的一個工作人員激動地對李曉洋説：“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楚的畫面！”
而對李曉洋來説，工作最快樂的時刻，就是做修復對比的時候。修之前，拍個照，修完後，同角度再拍個照，“兩張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種震撼，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李曉洋説：“我能修壁畫，我很幸運。我能有幸看到、觸摸到幾千年傳承的藝術品，更要沉下心，拾起這門手藝。”
“什麼是工匠，就是時間。”這個道理，李雲鶴懂，李曉洋也開始了自己的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