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 我們的國慶記憶
謹以此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七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位詩人發出“時間開始了”的感慨。七十年崢嶸歲月裏，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國慶記憶。這記憶既是個人成長的私人敘事，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國歷史，既銘記新中國創造者和建設者的豐功偉績，也激蕩著每一個中國人熾熱的愛國情懷。
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夠的界碑邊升起國旗
王子冰
16歲那年的冬天，我從寒冷而乾燥的豫東平原北上參軍，坐汽車、轉火車、乘飛機，用兩天一夜的時間來到了新疆阿圖什，成了一名戍守邊疆的戰士。戎馬倥傯十六載，驀然回首，南疆的沙塵、北疆的風雪、高原的烈日、邊關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跡。
邊關，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風景。
10年前的秋天，我到“西北第一哨”白哈巴邊防連任職。那裏的冬天雪深天寒，九月十月便開始下雪。當時，山裏還沒通公路，長達半年的“封山期”只能靠自給自足。為了讓戰友們安全順利過冬，我要在國慶節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資的儲備。直到新中國60華誕到來，軍地共同組織了一場升國旗儀式，才讓我暫緩了行程。
白哈巴村生活著哈薩克族、蒙古族、維吾爾族3個民族，每週一的升旗儀式幾乎雷打不動。國慶當天，每個人更是盛裝出席。我初來乍到，被那次升國旗儀式所震撼。
戰士把國旗拋向天空那一刻，隊伍裏響起了國歌，不論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還是哈薩克族的懵懂少年，大家都跟著官兵的節奏，迎著凜冽的寒風，唱著心中的民族戰歌。
隊裏有個名叫加爾恒·坎森的哈薩克族少年，有先天的認知障礙，在官兵的幫助下才學會識字、唱歌。他唯一會唱的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每次升旗時，都是他最激動的時刻。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村裏的少數民族群眾會説漢語的還不多，官兵在連隊開辦了“漢語教學班”，報名的人很多，最想學的就是國歌。
關山萬重，祖國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樣。在這個西北邊陲的小牧村裏，她同樣偉大而神聖。
不久後，白哈巴迎來了入冬後最大的一場雪。一夜之間，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葉小舟，封山期開始了。封山期最怕停水、停電。連隊飲用的是雪水，用電主要靠配發的柴油發電機。遇到地下管道凍住或發電機損壞，生活就變得格外艱難。
但是，只要有機會，我依然會騎著駿馬，背著鋼槍，穿行在邊關的風雪裏，去瞻仰國境線上的一座座界碑。
在旁人眼裏，界碑或許只是一磚一石，但在我們心裏，重逾千斤。
封山期的時光很慢，日子就像界河裏凍住的水，似乎靜止了一般。我每天都會站在二樓俱樂部的窗戶前，隔著玻璃，遙望遠處的雪山。直到來年四五月份，山上的雪像被扯脫線的白毛衣，一點點褪到山頂，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時，春天就來了。
界碑旁有一片松樹林，俯瞰其輪廓頗像祖國的版圖，官兵便稱其為“中華林”。為了讓“中華林”名副其實，一茬茬官兵不斷地修剪、移植、補種，每年國慶節，大家巡邏到這裡，都會站在“中華林”前，進行一次宣誓，用鏗鏘的誓言吼出滿腔的忠誠。
“西北之北，大雪紛飛。走不完的巡邏路，看不夠的界碑……”後來，我寫了一首關於邊防的歌，這首《西北之北》在朋友圈裏連續幾天被“刷屏”。
祖國的邊關越來越美。白哈巴修通了公路，接入了市電，網路也覆蓋到周邊的牧區，以後不會再有“封山期”。資訊發達的時代，牧民借助旅遊開發富了起來，也忙了起來。但每週一的升旗儀式從未間斷，每家每戶的門楣上都插上了國旗，清風徐來，像一片紅色的海洋。
今年國慶節是新中國70華誕，除了升國旗儀式，白哈巴還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台主題晚會。除了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哈薩克族的“黑走馬”、蒙古族的頂碗舞，我和戰友還為晚會創作了歌曲《為祖國站崗》，只等那天軍民同臺，普天同慶。
我每次休假回家，總被朋友問起：“邊關那麼苦，為啥你總説邊關很美？”“當兵那麼久，真的不會膩嗎？”其實，我很想告訴他們，邊關最美的不是風景，而是守衛在那裏的那群人。他們從懵懂無知到眼明心亮，從當兵吃餉到心懷家國，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而是一國之安。
阿爾泰山物産豐富，每座哨所都處在邊境前沿，許多盜獵、盜採的人員總會利用各種手段躲過盤查、遁入深山或越過邊境，我聽許多老兵講起過他們與盜山者之間的鬥智鬥勇。狼群報恩、哈熊襲營、山盜謎蹤之類的故事，總讓我聽得欲罷不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希望這些故事能夠流傳下去，讓後來的戰友續寫這些故事時，也傳承起這種精神。
守衛一條邊防線，刻下一生戍邊情。桌上的日曆越來越薄，預示著我的軍旅時光所剩無幾。我知道，今後無論走到哪，邊關已和我的生命融為一體，衛國戍邊的情懷永遠都不會變。
(感謝“一號哨位”對本文約稿的支援)
無數難忘日夜只為那個偉大時刻
陶西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同學們一道，排著整齊的隊伍，迎著晨曦，滿懷豪情地走向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為了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們經歷了無數個難忘的日夜。
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北京四中。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奄奄一息，無人顧及教育，學校破爛不堪。由於通貨膨脹，要用一袋麵粉繳納學費。初中年級已經沒有完整的課桌椅，學生要抽籤自備桌椅。我家從東單小市買了一套舊課桌椅，我的同桌李敖從家裏搬來一張小八仙桌。還有同學摞起幾塊磚頭，上面放一塊木板當課桌。
開學3個多月後，我們到學校才發現，國民黨士兵在校門口站崗，不許進校，連書包都不許取出來。原來，傅作義的部隊已經把學校作為陣地，操場上架起4門大炮，軍隊駐紮在校園裏，連我們的課桌椅也被當成柴火燒了。
學校停課到年底，忽然有的同學傳來消息，希望大家回校。我們回校時，看到校長室前的地面上整齊地放著一排排步槍。國民黨兵躲在屋子裏，不出來了。當我正在納悶時，幾位高中同學，後來知道他們是地下黨的同志，站在椅子上，對大家激情滿懷地説：北平已經和平解放，傅作義軍隊就要出城整編，解放軍就要進城了，希望同學們一起歡迎解放軍進城。同學們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
接著，我和不少同學一道，每天來到學校，學唱革命歌曲《東方紅》《你是燈塔》《解放區的天》，用彩色的紙做小旗子，聽解放區的故事。1949年年初，北京四中的隊伍在西四牌樓的路邊，揮舞著小旗，高唱著歌曲，歡迎從西直門進城的解放軍坦克和戰車上豪邁的戰士。
不久，地下黨和老區來的同志接管了學校，學校開始復課。那時，黨在青年中的週邊組織還沒有公開。但是，在學校裏建立了進步的圖書社，在圖書社裏除了有毛主席等領導同志的著作，還有趙樹理等作家的小説，像《李家莊變遷》《李有才板話》等。不少同學去看書，實際是接受革命的啟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5月地下黨的青年週邊組織成員公開身份並轉為團員，原來我所在的班裏已有兩位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成員，他們也是我最早相識的團員。
當時，最令人激動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後，大軍南下，捷報頻傳的時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有喜訊傳來，同學們就上街遊行慶祝，白天舉著紅旗，晚上提著燈籠，一路高歌，一路歡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南下工作團，開闢新解放區的工作，於是學校裏又掀起參加南工團的熱潮，四中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還有初中同學踴躍報名，隨軍南下。
當年7月，北京市為了加強學校的革命隊伍建設，成立了大中學生暑期學習團。在黨員班主任和班上團員的影響下，我已申請入團，所以也被允許進入學習團學習，這是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礎的重要時刻。學習團的主任是彭真同志，有4個分團，三分團主要是中學生，分團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們每天早晨提著馬扎，唱著歌排著隊去會場聽報告，聽了艾思奇、胡繩、劉瀾濤、榮高棠等領導和專家的報告，學習了社會發展史、黨史、學生運動等理論。
在8月燦爛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學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民主廣場上莊嚴宣誓，成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
接著，就是迎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和開國大典。當時，天安門廣場還是丁字形，堆積著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同學們和許多群眾一道來到廣場進行清理，在垃圾的底層甚至還發現明清時代的殘留。大家揮汗如雨，但心情舒暢，每個人都希望讓廣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的啟航。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四中同學穿著當時最美的禮服——白衫、藍褲子，早早地來到天安門廣場，雖然位置離城樓較遠，但個個精神抖擻。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莊嚴的時刻到來。下午3點，廣播喇叭裏傳來毛主席洪亮的聲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頓時廣場紅旗飄舞，萬眾歡騰。接著舉行閱兵式，我們仰頭看著飛機轟鳴著飛過蔚藍的天空，感到無比自豪。閱兵式後，我們起身開始遊行，校旗飄舞在隊伍的前面，從廣場遊行到學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歡呼歌唱，還扭起了剛剛學會的秧歌，久久不肯散去。
70年前的這一天，鐫刻在中國的歷史上；迎接這一天的日日夜夜，鐫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鐫刻在我們的心裏。
(作者係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榮譽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