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傳統美國”與“新時代中國”的訴求在戰略上是互補的
正如上文所述，當下兩個不同的“美國”同臺演繹，傳統的美國佔了上風。傳統的、光榮孤立的美國試圖減少國際貿易，減少全球治理參與和責任承擔。事實上特朗普總統也是這樣做的。在貿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樣夥伴關係協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威脅實質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惜與大量盟友挑起貿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退出巴黎協定。
與之相對，新時代的中國比以往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治理。在中國的政治家看來，對外開放、增強合作不是做姿態、圖虛名，而是“帶來進步”的要義，是“歷史潮流”，更是馬克思主義所言“從各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通道。2012年以來，中國與冰島、瑞士、南韓、澳大利亞、喬治亞、馬爾地夫等國簽署自貿協定，並積極參與中日韓、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2013年至今設立上海等12個自貿試驗區，並將一些試驗區內的改革措施向全國推廣；中國承辦20國集團首腦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海合作組織領峰會會議。
從宏觀來看，中美兩國有著相似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基本要求都是讓本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幸福水準得到提升。為了實現相似的目標，為何兩國會選擇完全不同的做法？當前需求的互補是否是暫時的表像？
我們認為，這種互補的背後有著文化、經濟與制度的基礎。與美國相比，中國在文化上更願意接納與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歷史上對封閉有著更慘痛的記憶，在經濟上更注重發展與增長，在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上能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因而這種需求的互補是長期的、可持續的。
首先，面對當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兩國在“開放”這一問題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處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態度也不同。傳統的美國崇尚孤立主義，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對開放沒有好感。精英的美國繼承的是歐洲的一神教傳統，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都只認可一個神，使命都是宣揚唯一的神的光輝，在最大範圍內清除異端，因此精英美國的開放是“以我為主”的開放，是“傳教式”的開放。與之相對，以天下為己任一直是中國精英階層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堅持的原則，即便有“中央之國、天朝上邦”的優越感之時，中國也從未強迫他國放棄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因而，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傳統的美國感到厭惡，精英的美國將不能同化的異己視為敵人，而中國則既不對開放本身感到厭惡，也願意與不同於己者進行合作。
其次，中美兩國對開放的歷史記憶不同。回顧經濟史，不難發現美國在二戰前是一個封閉大市場，20世紀的頭20年，出口占美國國民生佔總值的比例僅為6%-7%，遠低於歐洲同期20%-30%的水準；1861年進口貨物平均稅率提高至47%，一戰前一直維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美國經濟在封閉之下快速發展，1894年其工業産值超過英國，每人平均GDP 1913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説，對於封閉而言美國的記憶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對於中國而言，1840年後的近代史歷歷在目，封閉所帶來的貧窮與落後，改革開放前後的對比更堅定了當前中國社會對開放的決心。
再次，兩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6月末，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歐洲央行論壇發表題為《當增長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講，他認為當下美國的問題表現為四方面，即中位數工人工資的增長停滯，經濟與社會流動性下降，經濟承壓地區與人群面對的日益增加的社會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異化與對制度的不信任。換言之，伯南克認為美國的問題從本質上講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當下美國社會關注的不是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而是已有財富如何在不同階層間分配的問題。而中國的政治精英認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來自發展，改變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美國的每人平均GDP是中國的7倍，經濟建設依舊是中國事業的中心。
貿易對於增長和分配分別意味著什麼？毫無疑問，對外開放能夠帶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論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還是保羅·克魯格曼的産業內貿易都在論證這個觀點。然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論證時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費者，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而忽略其異質性，也就忽略了經濟全球化背後的分配效應。給定一個沒有政府的假想經濟體，如果當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主要集中在貨物産品出口時，貿易的一部分收益便會流向工人；如果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集中在資本輸出，則收益很難自動流向中下層中産階級。因此，在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框架下，國際貿易有可能加劇社會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長的中國擁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國對全球化抱有疑慮，這是擁有經濟基礎的。
最後，兩國政府參與經濟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開放並非沒有負面影響，面對這種影響兩國選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國的開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開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開放。概括地講，中國優先開放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沒有優勢的行業引進國外資本以學習技術、管理經驗，並逐步培育國內的市場與企業，再逐步開放，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與之相對，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濃厚的自由主義底色，即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也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抱有疑慮，近期的301調查等鮮明的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的這一態度。而事實上，美國年初發佈的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報告同樣是精英美國所為，不代表特朗普。美國焦慮來自中國消解國際貿易負面影響的經驗與其一貫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指責市場換技術、政府補貼技術研發是表像，是站不住腳的。畢竟，任何一家企業選擇進入中國市場都是自願行為，沒有強買強賣，沒有1840年的堅船利炮逼迫，合作産生的紅利本就應雙方共用；美國政府對技術研發的支援也不能被忽視，畢竟網際網路誕生於從國防部，F22、B2、E4等美國軍機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跡。
綜合以上分析，傳統美國與新時代中國需求的互補有著深刻的歷史、經濟、社會基礎，並非一個暫時的現象。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輪中美貿易衝突將是局部性的，不會演變成全面的貿易戰，更不會形成新的“冷戰”，換言之不會出現全面的軍事對抗或“貿易斷交”。
3.中國可以承擔中美貿易摩擦的短期衝擊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量為5056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進口總量為1304億美元。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産品的平均關稅在3%左右，貿易戰打響後，這一關稅將提升至25%。我們估算了兩種情況：
情況一：美國加關稅，中國不加徵報復性關稅。根據近年來關於中國對外貿易的研究，中國對外出口價格彈性（即出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出口數量變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約在0.5[ 比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
孫剛, 劉旸.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於國別(地區)層面和行業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
范金, 王艷, 梁俊偉. 中國進出口價格彈性研究[J]. 當代經濟科學, 2004, 26(4): 87-92.]。給定中國不進行報復性反擊，這一關稅徵收後，中國對美出口量將下降11%，即500億美元。目前中國的GDP為12萬億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將拖累中國GDP增速0.4個百分點。
情況二：美國加關稅，中國加徵報復性關稅。據近年來相關研究測算，中國進口價格彈性（即進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進口數量變化）為0.48[ 此數據來源的研究為：
孫剛, 劉旸.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於國別(地區)層面和行業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倘若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同等水準的報復性關稅，則中國凈出口直接受影響將下降到400億，對中國GDP增速的拖累將從不加報復性關稅的0.4個百分點下降到0.34個百分點。
除了直接影響，我們還考慮了貿易戰對整體經濟影響的乘數效應。我們認為，短期來看，乘數效應有限，由於企業短期絕大多數生産要素已經確定，貿易戰的影響難以快速傳遞到投資方面。因此，短期來看，中美貿易帶來的衝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除了這種關稅形式的貿易衝擊，還需關注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的打擊。我們認為，美國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懲罰措施是一种經濟恐怖主義，特朗普創造了一個經濟恐怖主義行動的記錄。在以往，很多跨國公司違背了美國的相關條例都是罰款：BP，英國石油在墨西哥灣漏油，罰款208億美元；大眾汽車排氣門造假，面臨最高180億美元罰款；瑞銀（UBS）也是被罰款。但是美國對中興通訊的懲罰卻完全不一樣，不光要求中興通訊承擔鉅額罰款，更是不允許中興通訊購買相關的美國晶片産品，這等於是要把一家跨國公司掐死，這是恐怖主義行為。如果美國繼續對華為等中國企業施加此類懲罰，中國可以通過制裁蘋果等美國企業進行反擊。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經濟高度相容，這種行為恐怕兩敗俱傷。所以理性分析，我們認為，美國應該不會繼續對諸如華為這類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予以禁售等懲罰措施，
三、應對之策：戰略定力、以鬥促合、苦練內功
儘管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並不會走向全面對抗的局面，但是中美這种經貿關係的變化卻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事實。從短期來看，我們需要應用底線思維，分析這種變化對中國帶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並給出詳細的、能落地的可行性應對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動性；從長期來看，我們更要有戰略定力和戰略眼光，在全球環境和外部關係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兩國各自面臨的內部經濟社會秩序的調整，給出政策建議。
1.短期：把握主動，以戰促合
針對當前的貿易摩擦，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傳統美國”思維，從諸多的採訪資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從青年時期就認為，很多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佔了美國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傳中曾稱：“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須堅持立場，否則只能任人欺負”。因此，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問題上，我們很難用講經濟理論或講故事的方式讓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維邏輯還具有典型的運營型企業家的風格，相比長遠的戰略，更重視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借助特朗普的特點，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也就是説，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儘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灣和南海等問題，對於“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針對中國技術發展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
圖為中美貿易量最多的産品列表（2017年） 數據來源：CEIC數據庫
但是，考慮到美國的競選週期，中美貿易談判很可能無法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貿易戰這張牌不斷發酵，獲得選民的期待，此時，對於特朗普來説，中美貿易談判沒有結果就是最好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國可能會中美貿易關係上承壓。因此，短期來看，我們提出的建議為：以戰促合，在中期選舉之前，對美國採取的貿易制裁堅決採取反制。特朗普若要爭取連任，對於美國經濟的短期走勢必然有所顧忌，貿易戰極具擴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主動回應，為中期選舉後的實質性談判爭取籌碼。
為了深入了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狀，我們將行業分類進一步細化，探究在三級行業分類標準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情況。由表1所示，中國對美國單項産品的進口量遠低於對美國單項産品的出口量。對美國進口量最多的産品集中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領域，其中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飛機、飛行器設備和汽車的進口都超過100億美元。除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之外，進口量較高的産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屬廢料等原材料製品以及頁巖氣等礦物燃料。中國對美國出口量最多的産品主要分佈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以及雜項製品領域，其中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的出口已經超過雜項製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行業。2017年中國對美最主要的出口産品為通訊設備和自動化數據處理儀器，兩者均隸屬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行業。事實上，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對美貿易的依賴度在過去幾年正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因此在短期內，我們完全可以承受貿易戰，重點針對對美進口較多的飛機、農産品和汽車進行反擊。
然而，對我們而言，短期之內的貿易戰的目的，是為了以戰促合，“和”的目的是為了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中國完全有能力解決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以開放中國的汽車市場為例，2017年，中國汽車進口量高達121萬輛，而美國汽車年産量1210萬輛。據估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對美汽車進口增加300萬輛，則能縮小近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根據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頭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在北美地區的産量總計達到860萬輛，而外資車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區的産量達到870萬輛。因此，如果中國對美國開放汽車市場，不僅將受到全世界車企的歡迎，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的需求將拯救底特律。作為特朗普而言，把“鐵銹地帶”重新拉回繁榮，無疑將使他寫入美國的歷史。
圖為最近十年以來中國的原油進口結構變化 數據來源：CEIC數據庫
此外，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礦物燃料進口依賴度正屢創新高。隨著美國頁巖油開採技術的不斷完善，中國對美國的石油進口成井噴式增長，2008年中國從美國的原油進口僅有250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進口則高達31.5億美元。對美適當擴大原油進口有助於多元化我國的進口能源結構，降低對單個國家的能源依賴，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來中國從最主要的10個原油進口國進口原油的結構變化，由表可見，中國的原油進口集中度正在不斷降低，2008年從前五個和前十個原油進口國進口的原油佔總原油進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對應佔比則分別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國年消費原油6億噸，其中2017年原油進口量突破4億噸，而美國原油2017年年産量超過5億噸，出口量已經超過OPEC大部分成員國，今年很有可能超過1億噸。此外，當前美國天然氣産能過剩，而且由於主要産氣的州天然氣運輸基礎設施很差，很難向港口運輸，導致氣價很低，僅相當於中國到岸價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國能夠大量進口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一方面將拉升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於能源的在美國國內更加清潔化地使用，在國內使用更多地天然氣，對中國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國未來逐年增加油氣從美國的進口，也將有潛力減小數百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
由此可見，中國完全可以用汽車、原油和農産品為談判籌碼，去滿足“傳統的美國”，甚至超預期的為特朗普提升勢頭。通過這些措施平衡中美貿易，既拉動中國國內消費，又能提升美國産能，解決産業工人就業。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對美順差的減小，美國將更加依賴中國經濟的發展，底特律將可能成為基於中國需求重新輝煌的城市，未來中國對美國勢必會有著更多地籌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