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中美經貿研究組成員李稻葵、厲克奧博、馮明、徐翔、吳舒鈺、石錦建、金星曄、胡思佳、張馳、周迪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試圖遏止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改變貿易合作,扭轉貿易逆差。特朗普聲稱美國在“全球化”中“輸了”,來自中國的進口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而2018年美國政壇將迎來中期選舉,特朗普出於政治目的,更是不斷對中國挑起貿易糾紛。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針對中國“智慧財産權侵權”的總統備忘錄,內容包括對價值6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798.6億元)的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標誌著特朗普醞釀已久的對華貿易戰正式打響。在301調查報告中,美國還針對中國的産業政策提出諸多質疑,指責中國政府在外資準入、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中國製造2025等政策上對外資企業造成了不正當競爭,隨後發生的中興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增加了中美兩國貿易走勢的不確定性。表1給出了中美過去將近30年來的四次貿易戰,均以中國承諾採取相關舉措、中美達成相關協議為得到化解。但是我們認為,這次的中美經貿摩擦不同於以往的四次貿易戰。

首先,我們認為,中美經貿摩擦的根源在於中美兩國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格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國內“精英的美國”與“傳統的美國”激烈博弈,雙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國,而中國在十八大以來,自身發展道路和體制已然清晰,邁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新時代。中美兩國的這種改變讓特朗普總統上臺以來的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客觀事實。

第二,面對貌似嚴峻的形勢,必須明晰底線。我們認為中美關係並不會走向全面對抗,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成本我們完全可以承擔。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關乎公司發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國享受美元霸權體系紅利亦需要中國的支援、參與;二是目前以特朗普總統為代表的、在美國佔上風“傳統的美國”與“新時代的中國”的訴求在戰略上是互補的,特朗普總統代表的美國所希望“減倉”的,如擴展全球貿易、改善氣候變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當前中國所希望“加倉”的。三是,我們認為中方能夠做到以史為鑒,精準管控分歧,不給極端派、挑釁者任何可乘之機,不會擦槍走火。

第三,面對中美經貿摩擦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短期內,中方需要把握主動權,以戰促合,可以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儘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讓步,但是對於“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阻礙中國經濟升級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長期來看,中方要做好持久準備,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同時苦練內功,以最大的決心精準落實各項改革方針大略。

最後,我們認為,如果應對得當,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個重要標誌,即,美方的“三個接受”。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事實,中美雙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

中美合作關係的新格局必須、也一定能夠形成,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破繭之工”。


以鬥促合、苦練內功,打造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

一、經貿摩擦的根源:兩國國內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

我們認為,中美兩國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所以中美關係的性質也隨之和以往不同了,這是中美經貿關係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國”與“傳統的美國”激烈博弈,中美經貿關係成為唯一共同的靶子

從美國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在於美國國內“兩個美國”矛盾的激化以及“兩個美國”的矛頭全部指向中國。具體而言,“兩個美國”分別指代精英的美國和傳統的美國。

“精英的美國”,即我們所習慣和熟知的美國,比如高校學者、世界銀行、華爾街等金融機構等等,而這一部分群體也恰恰是我們中國學者和精英階層赴美學習工作的過程中能夠接觸到的主要群體,這些導師和同學大都是美國社會中的精英之精英,毫無疑問,他們能夠很好地代表一個“精英的美國”,但是可能並不能夠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國人,因此,在國內,那些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最了解美國的人,對於真正的美國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對於“精英的美國”而言,他們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假設[ 引自發表于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旗下雜誌《外交事務》2018年3、4月刊,由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伊萊拉特納的文章《思慮中國》。],這派人認為,只要充分保持對華優勢,美國就能夠阻止中國在軍事領域試圖與美國競爭,其關鍵在於“美國主導”,無論是上世紀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兩極格局瓦解後的單極世界,由精英群體統治下的美國都謀求在世界範圍內各項事務各個方面的絕對領導權和控制權。

“傳統的美國”則是一個我們相對較為陌生的美國,也是當今美國總統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非精英人士,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所寫,美國的國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紀的最初幾批定居者來到北美時就已經形成了。這些最早來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們不是作為英國的代表來到北美開疆拓土的,而是為了逃離本土的宗教迫害來到美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國民性就已經形成了。

就對外貿易而言,“精英的美國”和“傳統的美國”分歧的聚焦點在於是否需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和保持聯繫。對於代表“精英的美國”的群體而言,無論是從上世紀裏根的喊話“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還是布希政府推行的“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 並非“單邊主義”或“孤立主義”,而是以美國實際利益為導向進行參與。]外交政策,都明確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積極融入的立場,奧巴馬在提出“新人造衛星時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對於美國已經身處全球化經濟當中,並且需要不斷加強全球合作的事實表示了認可。

相比較而言,對於代表“傳統的美國”的群體而言,孤立主義其國民性的最重要表現之一。美國自身地理位置不同於歐洲任何國家,其幅員遼闊,鄰國較少,自建國初期,美國人便崇尚孤立主義。縱觀美國經濟史,自17世紀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後,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裏都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既沒有在本大陸上開疆拓土的行為,也沒有到海外殖民的衝動。即使是出兵菲律賓,也是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才決定的,“我曾尋求幫助……在白宮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後,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聲音……那就是除了佔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19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門羅主義”的本質也在於無法忍受英國和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處謀求勢力範圍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精英的美國”還是“傳統的美國”,其矛頭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中國。對於“精英的美國”而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反過來違背了美國對於中國的預期,為了建立和維護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體將矛頭指向中國,意圖于鞏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權威和領導,奧巴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談到,兩年內中國太陽能板的世界份額由5%上升到60%,儘管這項技術是在50年前由貝爾實驗室發明的,但是美國沒有任何一所公司躋身世界前十。對於“傳統的美國”而言,中國廉價的人力成本等生産要素方面的優勢使得國際分工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就業崗位從美國流失,無論是2017年4月美國商務部對進口鋼鐵和鋁産品啟動的232調查,還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其最終目的都在於通過各種手段將製造業帶回美國,從而為美國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因此,在當下美國內部矛盾激化,外部衝突對象同時指向中國的背景之下,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具有它的雙重性:它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在中美貿易戰裏,中國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國”,還需要應對來自“傳統的美國”的我們所陌生的利益衝突。

反觀中美歷史上的主要交往,從民國時代到抗戰時期,從冷戰時期到21世紀,都是在美國已經完成其國際主義戰勝新教徒的孤立主義情緒之後所進行的,我們所熟悉的美國,僅僅是美國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並非美國發展過程中的常態。我們所熟悉的美國,是“精英的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美國,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為代表的精英所主導的美國。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這個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國,所代表的是一個更為“傳統的美國”,是那個新教徒來到美洲定居時的美國。

當下,由於中美雙方各自經濟社會政治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需要經歷一段必要的磨合期,並且最終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在這個新的均衡中,美國必須承認中國獨特的經濟政治制度,必須承認中國在經濟和整體國家實力提高之後,能夠在相應的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享有相應的控制權和影響力。我們堅信,這樣一個新的均衡一定能夠到來,儘管其中的過程必將是曲折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磨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堅持鬥爭,又要維持和發展雙方的合作關係,堅持矛盾統一的一體兩面。

2.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進入新時代

美國在變,中國也在變。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國人民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前進;政治上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得到了明顯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中國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資本,已然清晰的中國道路反過來又支撐著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綜合絕大多數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在2025-2030年之間將大概率超過美國,這將改寫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相對格局。當前,對於已長期扮演全球超級大國角色的美國而言,面對一個發展道路不同、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與之差距逐步縮小甚至部分領域有所超越的新時代的中國,貿易等局部領域衝突不可避免,需要較長時間適應、磨合與接受。具體而言,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有三大變化。

變化之一是中國發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先後提出了中國夢、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重大論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明瞭方向、提供了理論支撐,中國的發展道路已然清晰。黨的十九大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長期的奮鬥目標:從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條非常清晰的中國發展道路。根據2010年至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測算,要實現到2020年國民收入和每人平均收入“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於6.43%,結合當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實際運作情況,6.43%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增速水準,只要未來三年不出現大的經濟金融危機,實現“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幾無懸念。進一步,如果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收入水準定義為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中位數水準[ 即當前英國、法國、日本的相對水準。],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測算,中國要在2050年實現十九大確定的戰略目標,需要在未來33年裏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準;分階段而言,如果中國能夠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麼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梳理美國、日本、南韓等發達國家相應發展階段的經濟史可以發現,上述增速預測依然是相對保守的,未來33年,如果中國不發生重大經濟金融危機,中國的2050年戰略目標很可能會提前實現。

變化之二是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四大發明”、“基建狂魔”、“厲害了我的國”是當下稱讚中國的流行語,但這些詞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後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明顯躍升。中國經濟體量在過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長,佔全球經濟的份額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國佔全球經濟的份額已由本世紀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國GDP佔美國的比重由本世紀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至2016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7.2%,明顯高於美國2.1%的年均水準、全球2.5%的年均水準、發展中國家4.0%的年均水準,為主要經濟體增速之首。從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13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1.6%,超過美國(18.2%)、歐元區(8%)和日本(3.7%)貢獻率之和。中國貨物貿易佔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務貿易佔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務貿易總量排名從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數據來源:WTO數據庫。]。2012至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到20.2%,2015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躍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831 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並創歷史新高[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FDI 數據庫。]。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內需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過去十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105.7%;受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2009年,內需的貢獻達到142.6%;即使是全球經濟復蘇、貿易回暖的2017年,內需的貢獻也達到90.9%。2017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2007年提高13.5個百分點,是名符其實的經濟穩定運作“壓艙石”和“穩定器”。

變化之三是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主動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為全球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夢不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蘊含著中國強大起來後要為全球發展和人類命運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對此身體力行。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中國同沿線66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領域雙贏合作加強,2017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73745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其中,出口增長12.1%,進口增長26.8%;沿線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3857家,增長32.8%。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相繼設立,G20峰會、上合組織峰會、金磚峰會等一系列國際會議成功舉辦,體現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國際影響,中國正在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央。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