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訓與校園足球
中國職業足球的未來在青訓，青訓裏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園足球，這是全球公認的足球規律。據中國足協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以青少年球員為主的業餘球員中，安徽、內蒙古、山西、湖南等12個省市區業餘球員註冊人數為0。在足協備案的各年齡段的青少年球員只有37490人。而德國是600多萬人，泰國有28萬人。今年曆史性地進入世界盃決賽圈的冰島全國只有33萬人口，其註冊球員也超過2萬。
“足球運動最根本就是兩條，第一個是基礎，就像蓋房子一樣打基礎，基礎就是要把青少年發展上去。第二位是聯賽水準，要把聯賽組織好，並形成産業化，這樣才能有青少年運動員的出口，才能進一步鼓勵青少年參加足球運動。但就像《足改方案》裏説的那樣，要‘久久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説。
在《關於印發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年)的通知》裏，對校園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標(2016～2020年)是：校園足球加快發展，全國特色足球學校達到2萬所，中小學生經常參加足球運動人數超過3000萬人。全社會經常參加足球運動的人數超過5000萬人。全國足球場地數量超過7萬塊，使每萬人擁有0.5～0.7塊足球場地。
自2014年下半年教育部接手主管校園足球以來。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對近萬名中小學校長、體育教師的調查顯示，影響校園足球發展的五個主要因素依次是：師資隊伍滯後、時間不足、經費缺乏、學訓矛盾、場地不夠。調查顯示，91%的校長、68%的體育教師認為：影響校園足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師資問題：一方面，在一些地區，體育師資配置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些校園足球特色學校，雖然體育教師不缺，但高水準的足球師資相當缺乏。“不要説高水準的，就是會一點足球的老師都很少，所以培訓力度需要加大；其次， 場地設施嚴重不足，未來校園足球、學校體育真要大發展的話，這是最大的瓶頸。”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説。
2015年1月，教育部聯合體育總局、財政部等相關部門成立了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領導小組。各級地方政府則陸續成立了校足辦，作為協調地方各部門合作的執行機構。
三年時間，教育部已經認定兩萬所校園足球特色校，102個試點縣，12個實驗區。去年年底建成了4個滿天星的訓練營。國家級的教師培訓近3萬人，加上省市的培訓，共計20萬人參訓。
2017年初，足協又發佈了《中國足球青訓體系建設“165”行動計劃》，即完善中國足協與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全國“校足辦”)在統一規劃下的工作機制，推動青訓中心、職業俱樂部梯隊、社會足球青訓機構等6個平臺的建設，同時強化技術服務、青少年競賽訓練體系等5個方面的保障。這一計劃旨在打破體育與教育兩個系統之間的壁壘，讓青訓體系具有更廣泛、更紮實的底座基礎。
“校園足球這幾年的發展確實很好，但過於求速，也産生了很多問題，比如網路上流傳的‘足球操’等流於形式的足球課，地方對中小學過於看重競賽成績，挑尖子。它既破壞了足球普及，破壞了足球人口增長，很多有天賦的人失去了踢足球的機會，根本沒辦法露頭，同時，也導致了足球人才的匱乏，導致國家隊整體水準的落後。這就是方向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方向錯了，一切都錯了，底下再努力沒有用。”張路作為教育部校園足球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也為中小學足球課編制視頻教學片，對此深有感觸。
對於校園足球，張路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現在正與老東家國安俱樂部一起，向北京各地區的一百多所小學提供小場地圍欄、服裝、管理系統，並通過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給予足球老師每人400元/年的補貼。預計今年投入1500萬。
國際足聯對草根足球、6歲到12歲的小學生的規劃是，建立4v4、5v5的小場地圍欄。“為什麼這樣才有效果？因為在小場地圍欄裏邊，空間小，有圍欄，不用跑那麼遠撿球，每個球員的觸球次數就多，時間長了，反應能力也就快。就是讓他們瞎踢，這種對戰的方式不要求有那麼高的教練水準，在對戰的同時也能提高他們的創造力、合作意識、足球思維。這是國際足聯總結出來的足球規律。”張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他認為，小學階段對學生搞好足球普及和啟蒙非常重要，在初中、高中、大學階段，則應該注重 組建校園梯隊，進行校際間的足球競賽，並從中選拔優秀人才。但不能完全丟棄學習，在有著完善校園足球體系的南韓，每個在不同聯盟踢球的小球員，都可以在畢業後進入更高級別的學校繼續足球生涯，但是有一個前提是，如果沒有完成必修課程，無法繼續升學和踢球。所以南韓足球職業聯賽的運動員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但足球是淘汰率很高的運動，我們不應該像以前的足球培養方式那樣，種了一棵樹，毀了一片林。”張路説。
改革進入深水區
中國足球想進世界盃，還要多少年？採訪中，有人説15年，有人説20年，有人説30年。
無論如何，大家的共識是，10年之內，中國足球都是打基礎的階段。圍繞著《足改方案》出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之下，國內的足球場地明顯增加，校園足球開展火熱，青訓梯隊也在逐步建立。面對良好形勢，此前在德國受到習近平接見的志丹縣足協主席丁常保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行政力量用好了，對足球是有幫助的，但好的政策一定要堅持，有延續性，如果還像以前，一個領導上來一個思路，那就完了。”
作為革命老區，沒有任何足球資源的志丹縣，搞競技體育並不現實，早在2003年，時任國安俱樂部副總張路就建議丁常保踏實“發展校園足球、舉辦學生聯賽”。縣足協在2003年成立後，丁常保到處拉贊助，但這只是杯水車薪。後來經過張路的引薦，志丹縣在2009年11月被納入“中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發展計劃”。次年，中國足協又授予其“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試點縣”。目前，志丹縣的足球普及率高達30%，成為國內草根足球的代表。
丁常保的擔心不無道理，中國官員管理足球的歷史由來已久，為了2002年的世界盃，官員閻世鐸兩次暫停聯賽升降級。2008年奧運會，官員謝亞龍搞聯賽南北分區，韋迪提出國奧打中超。2003年甲A聯賽改成中超的最後一年，官員南勇作為足協的領導制定了有漏洞的聯賽積分規則。差點導致“輸球保級”國際笑話。
2017年1月18日在武漢召開的第十屆中國足協第三次會員大會原則通過“2020行動計劃”。計劃提出，到2020年，青少年足球註冊人口達100萬，其中女足10萬；構建涵蓋校園足球、職業足球等領域的業務發展體系；FIFA世界排名男足進入前70位，女足進入前10位。男足各級國家隊設置的大賽目標為，2019年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亞洲盃打入四強，2017年22歲以下(U22)亞錦賽小組出線，2019年U23亞錦賽打入八強。
為了進一步提升本土球員實力，充實國家隊實力。2017年以來，中國足球對中超聯賽連續發佈引援調整費(控制外援轉會價格過高)，限薪政策(控制隊員薪水過高)，U23政策(為了讓本土23歲球員有更多上場機會)，“梯隊捆綁俱樂部註冊制度”等政策。
依據“梯隊捆綁俱樂部註冊制度”制度，中超和中甲俱樂部必須獨立擁有U19、U17、U15、U14、U13五級梯隊，中乙俱樂部則必須擁有U15、U14、U13三級梯隊，這些梯隊必須是俱樂部自己擁有所有權，不允許過去的“挂靠”方式，否則中國足協將不給相關俱樂部進行註冊。
這一政策很明顯是為了完善各俱樂部的青訓建設。在此之前，俱樂部“重視青訓”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號，吆喝聲多、行動者少。中國足協“補短”青訓體系的措施，還包括增加青少年培養發展預算，建設青訓中心，在全國青少年聯賽中推行單年齡段建隊比賽，避免以大打小和雙年齡段球員缺失現象。
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在2018賽季聯賽動員大會上表示，中國聯賽虛火必須降下來，要敢於向頑疾開刀。他説，“盲目投資、惡性競爭等聯賽的虛火必須降降溫，只有這樣職業聯賽才能走上良性的健康軌道。我們深知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敢於涉深水區，啃硬骨頭。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敢於觸及深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
“目前來看，基本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政策都沒有跟俱樂部有過深入溝通，這必然不會達到政策制定的初衷。我認為市場行為應該讓市場來調節，而不應該用行政手段。足協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多與行業人士溝通，不要自己拍腦門，聽某人出個主意覺得不錯就去執行。舉幾個例子，因為去年的中超聯賽射手榜前10名只有一個本土球員武磊，有領導竟然打算提升本土球員的進球積分。還有些具體問題，職業足球運動員上學問題，包括稅收優惠問題。這些到現在都沒有很好解決。”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該人士認為管辦分離以後，體育總局對中國足球的管制反而更嚴了，“急於出成績啊，要不然沒法交待啊。”
“幾十年的國家行政管理習慣和公務員優越感，導致現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維停留在‘我們怎麼管好’而不是‘怎麼動員大家把事做好’的層面上，沒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麼。”中超之父郞效農多年前的觀點依然是本次採訪中多位業內人士的心聲。
隨著中國足球改革進入深水區，更多的“硬骨頭”擺在改革者面前，這份足球大考有待時間的檢驗。（記者/李行 蔡如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