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改革已經開展多年，但從結果來看，成效並不顯著。“幾十年的國家行政管理習慣和公務員優越感，導致現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維停留在‘我們怎麼管好’而不是‘怎麼動員大家把事做好’的層面上，沒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麼。”中超之父郞效農多年前的觀點依然是如今眾多業內人士的心聲
世界盃開幕了，沒有中國隊，但中國公司卻在世界盃賽場大放異彩。據市場研究公司Zenith的數據顯示，2018世界盃期間，各國企業投入的廣告費用共24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投入達8.35億美元，佔比近35%，高於美國的4億美元和俄羅斯的6400萬美元。“這麼説吧，俄羅斯世界盃，除了中國足球隊沒去，其他該去的都去吧。”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調侃道。
雖然沒有中國隊，但中國球迷對一些參加世界盃的球員並不陌生。據國際足聯公佈的32強名單，736名參賽球員中包括9名中超球員。這一數字刷新了歷屆中超外援參加世界盃的紀錄。毋庸置疑，這些廣州恒大、北京國安、上海上港等中超豪門高價買來的外援為中超職業聯賽帶來了更高的觀賞性。媒體數據統計，2015年以來，場均上座率維持在2.3萬人以上。
與此同時，中超聯賽的IP價值也水漲船高，2015年，中超公司曾宣佈體奧動力以80億元的天價拍下了未來5個賽季(2016～2020賽季)的中超聯賽全媒體版權。
但自去年以來，中國足協出臺了如球員限薪、U23政策、限制外援上場人數等一系列新政，球迷認為中超聯賽的競爭性和觀賞性受到損害。也使得體奧動力與中超公司商議後將版權週期由五年80億改為10年110億。雖然新協議攤薄了每年的版權費用，“但與前一週期的合同價格相比，仍上漲了近20倍，這給我們的運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也是因為2015年以來足球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出臺，我們認為中國足球仍然是有巨大商業潛力的IP。”體奧動力總經理趙軍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中國足球的現狀，一方面是“金元”足球下職業聯賽的風生水起，廣州恒大、上海上港等俱樂部多次闖入亞冠聯賽四強，廣州恒大還兩次奪得亞冠冠軍，刷新了歷史紀錄；另一方面是男足國家隊成績的止步不前，自2002年韓日世界盃小組出線和2004年亞洲盃的亞軍之後，男足國家隊再也沒能進入亞洲盃四強。奧運會成績更加難堪。男足國家隊僅1988年漢城奧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借東道主之利進入奧運會，但未嘗勝績。
2015年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足改方案》)發佈，之後，中國足球改革領導小組正式成立，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擔任組長，顯示了高層對足球改革的充分重視和改革的決心。
《足改方案》指出，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探索發展職業足球，改革一度帶來活力，但由於對足球的價值和規律認識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行為嚴重，組織管理體制落後，人才匱乏，監管缺失，導致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薄弱，行業風氣和競賽秩序混亂，運動成績持續下滑。
“改革方案50條的出臺，指出足球現狀的同時，也給足球改革提供了具體的方向，如體制上的管辦分離，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訓等。配合各部委出臺的細化方案，中國足球在這幾年中確實在基礎層面有了明顯的進步。”中國足球協會執委辜建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管辦分離
足球歷來被認為是中國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驗田”。這一輪足球改革也不例外，始於中共十八大後，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對建設體育強國，推動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産業協調發展的總體要求。
2014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産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以足球、籃球、排球三大球為切入點，加快發展普及性廣、關注度高、市場空間大的集體項目，推動産業向縱深發展。
《意見》的出臺，打破了制約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之間平衡發展的壁壘，開拓了發展體育産業的新思路，被認為是打響了中國體育深化改革的“第一槍”。2015年也被許多體育人稱作中國體育産業“元年”。
2015年3月，國務院發佈的《足改方案》，從國家層面明確了足球改革的戰略意義，其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這也是國務院第一次就一項體育項目，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出臺改革方案，下發文件。
這份《足改方案》儘管只是總體綱領，但仍有11大項50條款的篇幅，涉及總體要求、主要目標、管理機構、職業俱樂部建設、完善競賽體系、校園足球、社會足球、人才培養、國家隊建設、場地建設管理、完善投入機制等足球領域的各個層面，充分説明瞭這輪改革範圍之廣，環節之多。
《足改方案》提出了中國足球“三步走”戰略，即近期目標是要理順足球管理體制，制定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創新中國特色足球管理模式；中期目標是要實現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準達到亞洲一流，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遠期目標則是要使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足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這次改革方案提出管辦分離其實並不新鮮，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以來就一直被大家所關注，甚至爆發過幾次事件。”兩次參加國務院編制《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研討會並完整經歷中國足球歷次改革的著名足球評論員張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體委出臺了“奧運戰略”。在奧運金牌對提升國家美譽度和影響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較大作用的時代，追求奧運金牌總數而不是金牌品質對於基礎較差的中國體育是一條捷徑。於是，中國體育“避重就輕、避實就虛”，選擇了在金牌數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靈、輕、女”項目作為突破口。從政策和資金上保障那些靈巧型、非身體對抗型的項目，這往往也是全球體育強國普遍開展不多、實力不強的項目。
找準全球奧運鏈的薄弱環節尋求突破是“奧運戰略”的精髓，最後也取得了預想的效果。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起，中國軍團的奧運金牌總數和金牌榜位次就穩步上升。但足球這類成本高、出成績慢的項目就沒有享受到這一時期的“政策紅利”。
於是，足球被推向社會，任其自由發展。1992年，趕在十四大召開前的紅山口會議開啟了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會議主要討論中國足球工作報告及中國足協與地方足協實體化方案等問題。在足球究竟應否和能否實行職業化等問題上，與會代表産生了嚴重的分歧。
幸運的是，當時的足球改革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的支援。李鐵映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強調：足球體制改革爭取一步到位，建立職業俱樂部體制，主要以轉播權、廣告、門票、彩票、轉會費等養活自己；中國足協及各地足協要實體化，足協不要搞成權力機構，應是服務機構。“中國足球也因此成為踐行中國體育職業化的排頭兵。但足協的行政、權力思維也一直被球迷所詬病。”張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1994年開始職業化到2003年結束，甲A聯賽是中國足球市場化改革的第一個十年，2004年以後改制為中超聯賽。“1994年的時候，誰也不知道職業足球應該怎麼搞，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在1993年推出的《國家體委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中就提出了管辦分離的整體思路，後來，國家體委先後裁掉了所有的訓練競技司，設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籃球管理中心等20多個管理中心。這為中國的金牌戰略提供了很大幫助，但足球管理中心領導兼任足協主席的慣例也讓足球協會實際上成為從屬地位。”張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2004年，瀋陽金德主場對北京國安的比賽，因不滿主裁判周偉新判罰點球的黑哨，引發了國安隊罷賽，隨後以大連實德、北京國安為首的七傢俱樂部投資人，發動以“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為主要目標的足球改革，被稱為“G7革命”，這也是中國足協組建職業聯賽以來面臨最大的一次危機。
2001年甲B聯賽發生的“甲B五鼠案”、以及此後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謝亞龍、南勇和俱樂部球員申思、祁宏等人的系列腐敗案例的輿論聲討都指向了政企不分的足球管理體制。“假賭黑的本質是什麼？兩個方面説，一方面是社會風氣的影響，讓足球內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層次的就是體制，他們總是力圖用行政管理市場。”中國足協原聯賽部主任、中超設計者郞效農如此説。
中國職業足球聯盟
2016年2月，根據《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國足協將徹底成為社會組織，擁有機構設置、計劃制定、人事管理、國際交流等全方面的自主權，與體育總局“脫鉤”。足協領導將免去事業單位職務，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將按規定撤銷相關事業編制，告別“一套班子、兩塊牌子”。
隨即，“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宣佈撤銷，這意味著中國足協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局面將不再存在。中國足協將以社團法人的身份對中國足球各項事務進行監督、管理。
“脫鉤”後，中國足協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調整組建了27個職能部門，對中層管理人員也進行了重新選拔任用，力爭讓管理更扁平化、精細化、專業化、科學化。比如，裁判工作從原協會技術部門“獨立”劃撥出來，具體業務由全新的裁判管理部負責。
另外，聯賽管理機構也進行了全面的細分。原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以下簡稱執行局)被撤掉，成立全新的中超聯賽部、中甲聯賽部和中乙聯賽部，每個級別的聯賽都有了專門的管理機構。
尤其是最受關注的中超聯賽的管理，原來由足協下屬單位職業聯賽理事會管理。職業聯賽理事會由中國足協代表、俱樂部代表、地方協會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專家代表組成。由中國足協于2012年設立，得到中國足協授權後負責職業聯賽相關事宜。中國足協對職業聯賽理事會的議案擁有否決權。
《足改方案》中，明確提出成立全新的職業聯賽管理運營機構。這也是管辦分離的具體體現。按照這個方向，新成立的中國職業足球聯盟與原來的職業聯賽理事會有著本質區別。新成立的職業聯賽理事會具有獨立社團法人資格，在法律地位上是全國性的國家一級社會團體，和中國足協是同級社團。
在中國職業足球聯盟方案制定過程中，俱樂部代表與中國足協方面産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前，足協上報總局深改小組的計劃是在2016年年底前成立職業聯盟，但在與俱樂部溝通中，足協始終堅持要對聯盟進行督管，要求在主席等職務上擁有人事權，與俱樂部方面無法達成一致，嚴重影響了職業聯盟的籌備工作。對此，體育總局局長茍仲文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足協應該放手，讓俱樂部成為職業聯盟的主體，不該插手俱樂部事務，這是“與改革精神不符”的，總局還表示，聯盟主席不能由足協任命。
俱樂部方面最初希望採用英超職業聯盟的作法。英超的版權收入屬於英超聯盟，這是因為，英超聯賽不是英足總來辦的，是當年22家一線球隊在英足總的支援之下從原來的聯賽、聯盟裏面脫離出來組建了英超聯盟，並由他們組建的英超公司來運營版權。英足總並沒有取得英超版權的收入，他們的許可權只在於國家隊，對俱樂部完全不具備生殺予奪的權力。
但中超是由中國足協組織舉辦的，所以中超職業聯賽所有權在中國足協，足協與中超俱樂部共同成立了中超公司。由中國足協佔股36%，16傢俱樂部每家4%。“因此我們只能效倣日本、南韓、德國、西班牙等國，和中國足協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滲透、互相支援。”長期關注國內外足球改革的行業記者肖良志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2016年以來，召開了多次中國職業足球聯盟籌備會議，茍仲文和蔡振華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許下職業聯盟成立的日期，至今依然沒有消息。
也有觀點認為，可以把中超公司的功能強化到類似日本的“職業聯盟”。日本職業足球聯盟(J聯盟)則于1991年11月成立，從成立之初就是一個運作獨立的社團法人組織，也就是説日本足協不干涉聯賽運營和組織。當然日本足協規定，所有比賽只要有收入，都要向足協按照比例繳納管理費。
一位參與其中的內部人士表示，足改中，成立職業聯盟被認為是技術上可操作性最強的，畢竟只是足協和常年參加中超中甲聯賽的32傢俱樂部的事，但如果連職業聯盟成立都遇到這麼大的阻力，其他各項牽扯麵更廣的改革，更無從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