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就是最好的”
在3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館裏，有關災難的痕跡無處不在。吳宏遠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一開始博物館只是想盡可能多地保存文物、留下記錄。可後來到了災區，他們發現，博物館想帶回來的東西太多了，絕不只是斷壁殘垣裏的遺物。橫幅標語、志願者穿過的衣服、醫院的白板、軍人的請戰書，他們都想保存起來。
在他看來，這些東西也是一面鏡子，它們的存在反映了地震的另一面——比如，絕境中生出的希望的力量，比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團結的力量。
劉小敏總能聽到一些遊客講起自己劫後余生的經歷。有人看著一些參與過抗震救災的軍人的物品，就會忍不住摸心口，“要是沒有這些人，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聽的次數多了，劉小敏忍不住去捕捉更多的細節，地震時災區通信交通中斷，一群老百姓在絕望中迎來一次又一次余震，而足以支撐他們不垮掉的，可能也就是從天而降的軍人了。“就跟渴了很久的人終於盼來了水源。”劉小敏説。
那些劫後余生故事的後續往往伴著眼淚。博物館展出了好幾雙手套，其中一雙的主人是濟南軍區某部隊的戰士，那雙手套已經磨破了，上面混合著黑色、紅色、褐色的痕跡，旁邊的介紹只有寥寥一句話，“這雙手套曾經參與清理過廢墟100多方、搶運糧食5000公斤、搭建板房245間”。
一雙來自四川本地部隊的手套也被安放在博物館裏。那雙手套的故事複雜些，年輕的戰士寇小凱為了營救一個5歲的小男孩，先用鐵鏟將水泥塊掏出後，再徒手刨，手套很快磨破了，他取下來繼續刨。
他赤手刨了4個小時20分，指甲蓋最後被掀起，血和水泥灰結成血痂，一部分結在了手套之上，把棉麻的手套染成了黑紅灰相間的顏色。
劉小敏很清楚這一切的原因。一位叫吳利的戰士在紙上曾寫下：“我看到有一名戰士抱出一個孩子來，當時還有呼吸，但過了一會兒就離開了這美麗的人生，這麼小的孩子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多救一個人。”
博物館的角落藏著太多這樣的文物，它們不顯眼，看起來也臟兮兮的，但劉小敏知道，這些東西能讓博物館承載更厚重的意義。
有博物館學者認為，地震博物館在中國當下，更有著不平凡的意義。這類真實記錄“當下遺産”的博物館，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鏡子。
劉小敏能準確找到藏在一個拐角的勇士壯行酒碗碎片。那時，部隊30余名軍人共飲壯行酒，準備奔赴因山體坍塌造成的“孤島”營救。他們喝過壯行酒，酒碗碎了一地，建川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把這上百塊碎片一塊塊地撿了回來。
碎片的隔壁住著另一個故事，這場營救的敢死隊隊長給妻子留下了一封手寫遺書，“老婆：明天我要帶隊到小龍潭接受搜救任務，如果我犧牲了，不要難過，將來等我們的孩子長大，告訴他(她)，他(她)的父親是一名軍人！照顧好父親，保重！”隊長的妻子那時已經懷孕了，但這個父親來不及守著孩子出生。
“這些當兵的娃娃好多也才十七八歲，他們也沒經歷過這些事情，但這是他們的職責。”張體軍看著碎片嘆氣，“在父母眼中，他們也是小孩子，卻要冒著生命危險去經歷這些。”
博物館裏保留下了當年部隊使用的衝鋒舟、請戰書、防止迷路係在樹上的紅布條、打給酒店借桌子的借據，以及政府手寫的加急文件、企業的捐贈支票單和物資，甚至老知青訂制購買的蚊帳。
一開始，工作人員撕抗震救災標語時，還被軍人抓過。樊建川曾對人回憶説，後來解釋了目的，對方同意讓他們把用過的標語盡數撕走。
博物館還保留了從災區帶來的紙條，被營救的老百姓拜託軍人尋找自己的親人，他們留下了自己的電話，無一例外地，會在紙條最後加上一句，“茂縣家人都很安全”“你的弟弟xxx一家平安”“一切都好”。
四川省中醫院骨科病房地震時立起的簽名白板也被拉了回來，有人在上面寫“今日我們共同祈禱”“感謝志願者為傷員做的一切”“四川湖南是一家”。
“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這八個大字寫在了白板的最上方。
張體軍説，他最難忘的是一張比“V”的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地震中被埋150小時後成功獲救的虞錦華。雙腿高位截肢後，她衝著鏡頭露出了笑臉，還用右手比了個“V”，一旁的醫護人員也笑了，用戴著手套的手同樣比了個“V”。
“如果是我自己經歷了這些，我可能接受不了。可是看看這些照片，你又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張體軍笑了笑，“人，活著就是最好的。”
這本“日記”寫了10年依舊未完待續
博物館正式開館那天，是2008年6月12日，離地震發生過去了整整一個月。
整個展覽都倉促極了，布展是臨時設計的，甚至還沒來得及給文物寫解説詞，可張體軍還是驚呆了，他們沒有做任何宣傳，洶湧而來的人潮卻把他幾乎逼到了墻根處。
不一會兒，啜泣聲就冒出來了。隔得遠遠的，彷彿被傳染似的，張體軍和身邊素不相識的遊客都小聲哭了起來。
哭聲中，突然有人笑了起來，用方言戲謔道，“你們咋回事，咋個博物館到處都是酒香哦？”
入口處擺著一座酒廠送來的瓦礫碎片，工作人員那幾天太忙了，忙到沒有留意碎片上都沾滿了酒香。地震時酒瓶碎了，酒灑了一地，而氣味還一直縈繞其中。
展覽結束後，工作人員開始為文物一一撰寫解説詞，災區民眾也找上了門，有人看了他們的展決定把逝去親人的遺物捐來，就這樣寫寫新詞又添文物，過了好些日子。
張體軍記不清楚後續文物的捐贈持續了幾年。後來，很多民眾送來了許多遇難者的照片，他們在出口不遠處給幾百名遇難者做了面部的浮雕。
關於博物館文物的故事還在繼續。有媒體披露，開展前兩小時，獲悉辦展消息的機構和人員還在送來自己的物品：武警部隊抗震救災的旗幟，“5·12”地震致殘人士後援基金的廣告牌，志願者穿過的T恤……
北川原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的日記及其遺物，在地震一年之後也被放進了博物館。每一位講解員都會在這裡停留，然後講述馮翔的故事。
“它或許會讓人從另一角度去思考震後的心理重建，讓我們更多關注對於人性的研究和剖析。”樊建川解釋了這本“震撼日記”還要繼續收集文物的原因。
“范跑跑”的教學用具和他的眼鏡也被館裏收錄，“之所以展示範美忠老師，是因為我們尊重范老師的言論自由……針對范老師的言行，社會公眾褒貶不一，而這也證實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樊建川説。
肖波説，當下，人們對文物的認知在深化，過去，普遍都認為100年曆史以上的才能叫做文物。但如今，革命年代的物件、改革開放時期的，乃至地震時的實物都成了文物的一部分，它們和歷史博物館之間談不上取代與不取代，“這些博物館都是對歷史進程的一次記錄”。
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博物館，不僅記錄歷史，還能契合當代人的感情需求，源源不斷地吸引觀眾前來參觀。
“面對不懂的遊客時，有一種感覺想把我們知道的東西全部告訴別人，而面對災區的人，我更想去了解，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劉小敏清楚自己繼續走下去的動力，“介乎于這種心理狀態，堅持下來還是不難的。”
她很清楚，就像博物館的主題“震撼日記”一樣，寫了10年，這本“日記”依舊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