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中國

20多年來,樸濟英眼看著“韓流”在中國流行起來。他從留學到創業,在中國的每一步發展,都踩在鼓點的節奏上。

20多年前,還在學中醫的他,騎自行車看到西單的眼鏡店,幾百號中國人排著隊配眼鏡。儘管1天1萬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週末一天30萬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驚。他下定決定,投資實業。

2005年《大長今》引進中國,帶來了當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風,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院副研究員王曉玲認為,就純輸入的進口韓流而言,《大長今》達到頂峰。

韓流文化的興起,也讓樸濟英的生意開始紅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採訪,“新聞聯播給50秒啊,那個厲害了!”他作為南韓中小企業的代表回答關於“如何看待中國購買眼鏡的消費觀念變化”的問題。

他説到,“以前中國人一副眼鏡是丟了才配,但是現在他們的理念是要求時尚化,而且會備用兩到三副眼鏡,2005年隱形眼鏡也開始流行起來。中國的消費者也講究美了。”

像樸濟英一樣,越來越多的南韓人在中國看到了機會,而望京因為靠近首都國際機場,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南韓人匯聚之地。

21世紀之初,高樓如雨後春筍般噌噌而起,大量的南韓人聚居於此,南韓的公司、銀行、餐廳、娛樂場所等進駐其間,作為北京最大的南韓人聚居區,這裡被稱作“北京的飛地”“中國南韓城”。

很少有人能説清楚,目前在中國生活的南韓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見到一個南韓人。”樸濟英説。

在2008年一場被稱為“韓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機之前,這個數字很龐大。據統計,當時僅在望京居住的南韓人就有5萬。

全職太太權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裏分辨不出國籍的南韓人。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她感慨中國的變化太快了。在商店購物、菜場買菜,人人都掏出手機,用支付寶、微信結賬;出門打車,都用手機提前叫好車;網購的快遞速度目前已經超越了南韓。她的手機裏裝著各種中國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藥水,都從網上買。

她覺得中國人很有人情味,不會韓語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兩隻食指從太陽穴開始往上指,問女主人“生氣了嗎”。

這些超越國家語言的“肢體語言”讓她覺得,這個因為貧窮而輟學打工的中國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質,陪她買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麼名字,每次服務時間是2小時,為了教她漢語,常常超過這個時間,卻從不計較。“十分純真,這樣的人在南韓很少見”。

她還邀請過在中國教她漢語的大學生老師到首爾,住在她家裏,帶她去首爾弘大、梨大這種“很南韓”的地方,而沒有去濟州島,因為那裏已經沒有南韓特色了。

權素姬還堅持每天閱讀中國新聞——儘管目前她只能讀懂標題。2013年年初,長春一名男嬰被偷車賊掐死在雪地上,這個新聞讓她揪心,“因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裏,孩子“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因為都長得一樣,只是語言不同”。

她把4歲的孩子送到中韓雙語幼兒園。在她看來,孩子從小就會説漢語和韓語,“能讓他們在中國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歡吃中國菜,每週都會去中國餐館吃一頓飯,比如烤鴨、麻辣燙等。

有時候她也忍不住感嘆,“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孩子上學的問題,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這裡的南韓餐廳很多,連外賣都是韓語服務,生活太南韓了”。

她喜歡南鑼鼓巷、芳草地,離望京地鐵站僅一站之遙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離這片“與南韓聯繫過於緊密”的土地的一個方向。因為“那裏有個更真實的中國”。

發展快了,太快了

儘管在中國生活23年,回到南韓時反而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説他非常了解中國。

喜歡《三國演義》,視趙雲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們稱為“中國通”。不過,他自己不太願意接受“中國通”這個標簽。

“那些在中國沒待滿5年的人,才會説‘對中國我該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會説‘中國範圍太大了,我開始不知道中國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會説‘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中國’。”具滋元説。

當越來越多的南韓人拉著行李來到望京時,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衝著這裡南韓人多慕名而來。

在望京一家房地産仲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經揣著“看看韓劇中的人”的夢想,選擇了到望京區域工作。不過她來了之後,才發現原來大家都一樣是普通人。

她帶著客戶看房子,樓道裏南韓住戶會和中國住戶用蹩腳的中文打招呼。要和南韓客戶打交道,也可以去旁邊的超市請南韓阿姨來幫忙做個翻譯“志願者”,在樓外的四川麻辣燙,去得最熱情的是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南韓年輕人。

儘管樂天瑪特門店關店的消息不時傳來,可在很多望京人眼裏,身邊的南韓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靜。樸濟英很希望這種“平靜”能一直持續下去。

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樸濟英的很多朋友拋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南韓,但他還是留了下來。

不過,當南韓企業、中國企業、南韓人、中國人,從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時,樸濟英選擇離開。2012年,他遷出望京,搬到燕郊。那裏房價便宜,且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不用擔心上學問題。

他眼睜睜地看著望京房價一路飆升,“比首爾的房價都高了”。沒能在中國買套房,成了他的遺憾。

在望京,每人平均租房的價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斷上漲,也促使著越來越多的南韓年輕人分散到北京的各個角落。

成英善已經習慣了中國飛馳的速度。“第二天醒來,又不一樣了,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感覺”。讓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為了迎接奧運會,一半的北京計程車換成現代汽車。“之前都是紅色的計程車,價格都不同,後來統一汽車排量標準2.0L。”

如今,連去南韓留學兩年回來的中國學生,都覺得中國發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級聚餐交份子錢時,只有從南韓回來的小王掏出了錢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機,用微信、支付寶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讓成英善感到壓力。他偶爾去看電影,卻抱怨“電影太貴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價格太貴了。”不過他還是保持了南韓人愛喝酒的豪爽傳統,週末時會和朋友去韓餐店喝兩杯燒酒。

“中國一直走的是一條快車道。”權素姬對中國飛速的發展也感觸良多。

這樣一個飛速衝刺的中國,卻並不能處處都令具滋元感到滿意。為了看兵馬俑、華清池,他去過12次西安。但十幾年後再次來到這裡,曾經“周圍全是農村”的旅遊景區早已修葺一新。“這裡是西安、上海還是北京,我已經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這個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樸濟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後發現,在他新生活的周圍,只有兩家大超市,一家樂天瑪特、一家沃爾瑪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來時發現,樂天瑪特關閉了,沃爾瑪人滿為患。

據稱,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國經營的樂天瑪特門店暫停營業,還有約20家門店自願決定關店,這些佔了樂天瑪特在華門店總數的近90%。

在一段網路視頻中,一群年齡不超過12歲的學生發誓要抵制南韓貨。

同樣是教師身份的樸濟英感到這種做法不妥,小學生沒有判斷能力,“如果這個小學生活到90歲,他80年都有這樣的記憶。但是中韓關係肯定會解決。”

自己在上課時,無論底下是南韓學生還是中國學生,他一直強調要有一個“過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過,出現了趕緊解決”。

去了中國一所知名的外語院校擔任韓語教師,具滋元在上課的時候,同樣會把不同的觀點呈現給學生。

這位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插播少女時代MV、南韓綜藝節目,也會跟著學生一起觀看調侃南韓大叔、揭露社會醜聞的南韓新聞紀錄片。他會説南韓社會競爭壓力大,一些年輕人為了就職不惜整容,也會説在中國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實講,不要讓大家存在什麼幻想。”他説。

不僅讓中國學生了解南韓,每週四,他都要搭公交,從海淀去望京,給南韓同胞講述中國歷史。

“雙方都要認識一個真實的世界,不管是南韓人還是中國人都應該這樣。學習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説。

回到南韓,具滋元都有些不適應了。網上購物都要交給妹妹完成,因為自己懶得申請賬號。吃飯更習慣拿筷子扒飯,而在南韓的飲食習俗中,喝湯和吃飯都應該用勺子。

更有甚者,當他端起飯碗時,母親就會一臉驚訝地看著他,説“你怎麼這麼沒禮儀?”因為在南韓,“端碗吃飯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儘管兩個孩子回到南韓上大學,樸濟英自己暫時還沒想過回南韓。“我已經離不開中國。”他坦言。

對於樸濟英來説,首爾到北京坐飛機只需要1個小時40分鐘,比上海都要近。“實際上,我在生活上也離不開”。他的微信裏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國人。

“我的人脈、對社會的看法都是在中國形成。”樸濟英説。

有南韓留學生説,每次回到首爾時,他的朋友説要帶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發現“好吃的菜”並不是指傳統韓餐,而是中餐、西餐,這些他在北京都能嘗到。“不是有個説法嗎,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對成英善來説,他從沒打算回過南韓。他更擔心的是,回國之後,同樣不能接受國內的看法。“一直在南韓成長的人,想法特別窄,接觸的範圍也特別窄,遇到外國人,‘唉,什麼呀’,如果看到新聞裏和中國相關的消息,就説‘當然’!和他們在一起的話特別有壓力。”

樸濟英認為,國外留學的經驗非常重要。“如果我沒有留學過,也可能跟國內的南韓人一樣,看法狹窄。”

深陷中國朋友圈的樸濟英,身邊很少有人和他説“薩德”兩個字,他也不會主動談及。

“兄弟之間、鄰居之間吵架不高興都會有的,但是過了某一個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兩家之間,關係已過了,起訴了、打官司了,就麻煩了,不好處理了,感情就是這樣的。因此這個感情破壞了,肯定就後遺症大了。”樸濟英説。

在中國待久了,樸濟英理解了中國話的“深意”。這幾日,他約一個中國朋友吃頓飯,對方回復“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國人的習慣、做法”,推測對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氣氛不好,不願和南韓人來往太多。

一位在南韓留學兩年的中國留學生,看見在他回國乘坐的飛機上,幾乎沒有遊客的身影,在以往這個季節,都是人滿為患。

他本來已經入職某國內旅遊公司,但因為南韓團體遊産品下架,最終面臨失業的困境。

成英善有個朋友,跟中國一家電視臺合作了一個中韓合資項目,策劃了一年,最終流産。

王曉玲説:“南韓人跟中國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溝通都是比較近的,很容易成為朋友,並不是説今天就完全變了。”但是,“民間感情,傷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説,“老百姓之間還是得多交流。先坐下來聊聊天,聽聽對方説了什麼。”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點,韓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滿等號的中國食客;四川火鍋店門口,推著嬰兒車的南韓媽媽,起身和中國朋友道別;大廈外,三四個中年男子一邊抽著煙,用夾雜著英文和韓語的中文聊著天。這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鐵站附近一處“望京南韓城”的建築外,不知何時起,招牌中間的“韓”字,不見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權素姬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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