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7日,人們在法國巴黎沙特萊廣場舉行集會,呼籲人們健康出行,減少私家車的使用。新華社記者 陳益宸 攝

今天,霧霾已是全球公害之一。霧霾襲來之際,無論生活在何處,都會感同身受——眼前灰濛濛的一片,呼吸不暢、心情陰鬱,由其帶來的危害防不勝防。可以説,霧霾已大大影響了你我他的生活品質,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悖。所幸的是,各國對此高度重視,而全球治理的思路正浮出水面——

霧霾已是全球性難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5月12日公佈了有關世界主要城市大氣環境的統計結果。WHO指出,全球一些城市的大氣污染正快速惡化,達到了“災難”水準,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針對PM2.5設定的環境標準值是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10微克,PM10為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20微克。在對全球103個國家和地區共3000多個城市的PM2.5和PM10數據進行分析後,世衛組織認為,達標城市的人口僅佔樣本總人口的16%。

報告還顯示,全球空氣品質最好的十大城市集中在歐美,而全球PM2.5最高的10個城市集中在亞洲和中東地區。即便在較富裕國家中,不達標的城市也佔56%。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霧霾在全球大城市中最為糟糕,PM2.5數值有時接近1000。過去三年裏,新德里房價甚至下跌了21.7%。孟買、開羅等城市的空氣污染超標也高達5倍。

蒙古國的空氣污染也十分嚴重,由於超負荷工作的發電廠向空氣中噴吐滾滾煙塵,首都烏蘭巴托一處棚戶區的PM2.5水準在2016年12月16日一度升至每立方米1985微克。為了鼓勵居民使用電熱器取暖降低污染,蒙古國政府2016年12月23日表示,2017年1月1日起將不再徵收夜間電費。

發達國家中也能聽到霧霾警報之聲。據德國媒體報道,2016年12月29日,西班牙啟動首例機動車限行。馬德里當局當天向市民發出空氣重度污染的預警。馬德里市將霧霾預警調至第二高的級別,即三級預警,並決定啟動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馬德里市有320萬人口,約180萬輛機動車,時常被惡劣的空氣品質困擾。

2016年11月底開始,法國巴黎出現了“10年來最嚴重的空氣污染”,霧霾在12月內三襲巴黎,政府決定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採取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限速等緊急措施。歷史上,巴黎僅在1997年10月、2014年3月、2015年3月和2016年12月初動用過“限號出行”的手段。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NASA)通過高解析度全球空氣品質指標衛星地圖,追蹤了過去10年全世界不同地區195個城市的空氣污染趨勢。從NASA用2005年至2014年數據製作發佈的全球霧霾分佈圖中可以看到,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相對較好,而亞洲多國遭霧霾籠罩令人震驚。

戳中經濟增長的痛點

國際社會已開始關注霧霾。但是,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很慢,發展中經濟體增速也未止跌回升,治理空氣污染會不會影響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先污染後治理似乎成為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不二選擇,霧霾的存在,也好像有了十分合理的詮釋。不能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犧牲落後産業,成為放慢治理腳步最有説服力的理由。那麼,空氣污染和經濟增長究竟有什麼關係?要治理霧霾是不是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必然放慢?

有觀點認為,一個深受霧霾影響的經濟體,光從宏觀上進行經濟速度控制,會造成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而要從微觀上控制,涉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以及機構利益,相關實施成本很可能會迅速上升,短期內實行起來困難。

但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在2015年一次會議上表達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人們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誤區,比如在講到霧霾問題時,認為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放慢經濟增速可以換取環境改善。林毅夫説:“不能説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係,但這不是根本問題。環境污染跟發展結構有關係。”林毅夫説,在老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於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如日本、南韓,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産業結構造成的。在他看來,“我們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力,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環境惡化”。

事實上,回顧發達國家的歷程,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經濟增長和空氣污染以及霧霾的産生有一定關係,但並非絕對而唯一的正相關關係。

在1955年以後的10年裏,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2%。在此期間日本的火力發電、石油石化和鋼鐵等重污染産業,都是作為引領其他産業起飛的戰略性産業。日本對石油化工、電子、汽車等大量投資,促使各項經濟指標均超過戰前水準。

在霧霾的治理過程中,到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淘汰了約30%的傳統工業,新技術、新産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960年到1971年經濟結構調整的十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也超過了10%。日本是能源進口國,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起,利用廉價而充足的進口原油調整能源結構,煤炭佔能源消費總量從50%下降到25%,對空氣污染的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美國整體經濟增長率在上世紀40年代初達到15%以上,但在洛杉磯爆發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歲月裏,1952年和1955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僅為3.8%和7.1%。再觀察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能源結構,煤炭高達50.4%,石油與天然氣佔43.8%,水電和核能僅佔3.8%。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採煤、有色金屬和鋼鐵業等傳統産業進入需求下降、增長緩慢的階段。到了70年代,科技革命處於突破階段,帶動了美國經濟增長。由於石油作為能源來説,比煤炭具有許多優點,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的大約20年中,石油與天然氣在美國能源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1970年達到76%,煤炭的比例降到26%。2015年,美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石油佔36%,天然氣佔29%,煤炭佔16%,核能9%,各類可再生能源佔10%。

英國的煙霧事件和經濟增長水準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十分密切。從1952年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發生後,1956年、1957年和1962這幾年英國經濟速度都在2%以下,嚴重的煙霧事件也在這些年份中再次發生。事實上,英國經濟當時處於衰落之中,一直沒有擺脫“英國病”的魔咒,整體經濟增速並不快。到了2014年,英國能源消費中,石油和天然氣消費佔比均為34.4%,煤炭消費僅為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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