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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2月17日電（記者段敬芳）日前，中國音樂學院院長、著名作曲家王黎光在就音樂教育和藝術人才培養接受專訪時，提出中國音樂學院十二個字的辦學理念：“承國學、揚國韻、育國器、強國音”。

執掌中國音樂學院：承國學 揚國韻 育國器 強國音

中國音樂學院是以中國音樂教育和研究為主，培養從事中國音樂理論研究、創作、表演和教育人才的高等音樂學府。歷經九任院長的共同努力，獨創性地探索和建立了中國特色的自我教學體系，培養了大批中國藝術方向的優秀人才，素有“民族音樂家的搖籃”和“民族音樂殿堂”的美譽。

對於中國音樂學院的今後發展，王黎光表示，中國音樂學院必須牢記發展中華民族音樂藝術的建校初衷，發揚光大中華文化之音樂精髓，建立中國自己的教學體系、培養中國自己的藝術人才、創作中國自己的音樂作品。“我提出了中國音樂學院十二個字的辦學理念：承國學、揚國韻、育國器、強國音，要將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到了檢閱辦學成果的最高度。”

承國學：國之典，人之學。是中華民族核心的價值理念和追求，是中華兒女的血脈和靈魂，是中國音樂學院信仰的天空和大地。

揚國韻：形之雅，聲之悅。彰顯傳統文化自然本真、含蓄悠遠、生生不息的高雅氣質，使中國音樂獨秀世界之巔，綻放百姓人家。

育國器：天之器，地之品。塑造人文底蘊深厚、行為舉止陽光、音樂藝術精湛的綜合人才，養學子平凡而高尚、普通而卓越之大氣。

強國音：禮之國，樂之根。深植“承國學、揚國韻、育國器”的辦學基因，遵循建校宗旨。創藝術包容氣氛，建文化警示機制，實現世界一流跨越式內涵發展。

學音樂要花多少錢？ 家庭情況不是決定性因素

外界普遍認為，學音樂之路真得很苦很苦，又需要花很多錢，普通工薪家庭難以承受。對此，王黎光表示，學習音樂必須吃得了苦。音樂藝術的學習首先要從技術學習開始，器樂表演專業的技巧需要不斷重復若干年枯燥乏味的練習，作曲技巧更是要面對大量艱辛複雜的習題作業，尤其是聲樂表演專業的技巧問題，看不見摸不著，必須經歷苦苦練習、慢慢感悟等。同時，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是學習音樂藝術多年延續下來的必要手段。

至於學音樂要花多少錢，王院長説，一般從六歲開始學習專業技術到考上大學之前，花費是不少的，每個老師根據自己和學生的情況收取學費也是常見的學習方式。“在這裡我特別説明，這個收取學費的情況和黑錢交易考大學不是一回事兒！我沒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學習藝術需要天分和優秀的老師指導，家長們切記不要主觀望子成龍而忽視了孩子真正的興趣和愛好，明明不是學習藝術的材料而非要實現家長自己的夢想，其結果就是，付出很多又耽誤了孩子前程。”

至於什麼樣的家庭有可能考入音樂類院校？王黎光認為“這沒有標準答案”，王院長用自己為例現身説法：“我學習音樂就是從愛好開始的，我父親是軍人，母親是醫生，兄弟姐妹都是軍人出身，唯獨我沒有子承父業而走上了學習音樂藝術的道路。家庭情況不一定就是絕對的決定性因素。”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報考本科層次藝術類專業，文化成績只需要達到當地二本線的65%。王黎光表示，“這個標準低了”。目前有這樣的偏見，藝術類學生的文化素質不需要太高，也不可否認存在著這樣的社會認識，學生學習不好，家長無奈説，那就考藝術吧。這樣的偏見是與部分藝術教育者重視技巧輕視人文的教學理念分不開的，根源上是浮躁功利的社會思潮。多年來，成名成星的部分藝人暴露出學識修養不夠，道德品質不高，但不妨礙他們活躍在媒體上接受粉絲的崇拜等現象也起了誤導作用。“我認為，文藝的健康發展要求文藝工作者文化素養不僅不能低，而且要比自然科學類的要求更高，想學好藝術必須有相當高的文化底蘊。”

正在規劃音樂專業和國學通史協同互動式教育

2015年，王黎光調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對於中國音樂學院的教學體系建設、人才隊伍培養、學科設置佈局等問題，王院長表示，中國音樂學院正處在重要的發展時期，多任院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面對全球藝術院校辦學競爭激烈，誰的文化底蘊深厚誰贏，誰的教學管理科學並適應當代藝術教育發展規律誰贏。藝術可以追求個性，管理則恰恰相反。顯然，目前要面對的是如何解決大學管理和獨特的中國音樂藝術教育體系建立的問題。

王黎光認為，文化和藝術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各類藝術形式的專業技術問題，四年大學足夠解決的了，“功夫在詩外”的藝術修養需要終身修煉才能達到，如果學習之初就放棄了人文修養，走到頭也就是個藝人而已，絕不可能成為藝術家。不可否認，“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意識在一些人的腦子裏依然存在。中國音樂學院不僅僅有能力培養出無數詮釋中國文化藝術的鋼琴家、小提琴家，還要培養出無數古琴、古箏大師，竹笛大師及二胡大師，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實現中國音樂文化繼承和發揚的偉大目標。

在多元化的時代，沒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就沒有資格成為多元中的一元。中國器樂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有了長足的發展，歷經幾代中國藝術家的艱辛探索，無論是樂器改良、技巧演變、作品創作等，都發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王黎光認為，不是西洋樂器比中國樂器有魅力，而是中國器樂作品太少。

王院長以小提琴和二胡做比較：小提琴的作品從18世紀古典樂派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到浪漫樂派舒伯特、門德爾松、舒曼，再到民族樂派的柴可夫斯基、西貝柳斯、德沃夏克等等，風格廣泛，題材豐富並百聽不厭，沒有哪個人能在有生之年演奏完這些音樂大師的全部作品。二胡的情況就略有不足，從附中到大學，再到研究生一直演奏《二泉映月》的尷尬讓我們有一段時間不得不面對，雖然不能説是普遍現象，但也確有此情此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巨大的文化力量和文化自信，這種力量和自信無法從抄襲和複製中得來，只能從繼承和創新中崛起。中國器樂人才的培養首先需要從根本上加強對音樂教育、音樂創作和傳統文化的學習及研究著手，高度保持對傳統文化的深度認同。

王院長透露，中國音樂學院正在規劃音樂專業和國學通識協同互動式教育的課程設置，使中國精神成為未來中國藝術家的內核。音樂教育要技術層面和創作新作品一起抓，同時還要提高國學課程並致力於提高學生的傳統文化認同度，培養學生對音樂藝術和中華民族的溫情和敬意。當學生自豪“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大中華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時，他們自然就會創作和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優秀作品。中國音樂學院未來的音樂教育中，運用我們的教學優勢，面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招收演奏中外器樂的學子，大家一定會看到更多的人學習中國器樂，也一定會看到更多的人學習西洋樂器的最終目的是演奏美妙的中國樂曲。

王院長表示，中國音樂學院更注重將西方音樂文化中的精華，吸取並落實到中國文化的本真當中來，以其“鋼琴、小提琴、大提琴”教育為手段，最終達到詮釋中國音樂的目的。説白了就是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音樂作品，展示中國音樂走向世界的文化胸襟，用中國樂器演奏中國音樂作品，夯實中國音樂不可複製的文化唯一，加之成就突出的中國聲樂（俗稱民歌）、中國音樂學等，由此而建立中國音樂學院全面學科均衡發展，特色學科重點扶持的辦學方針，始終如一地堅持中國文化特色不變。

王黎光的兩個“12年”：用12年成為電視人，再用12年成為電影人

王黎光1991年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1991年至2003年先後任北京電視臺總編室科長、臺長辦公室副主任、新聞部主任、新聞中心主任（主編：《北京新聞》、《北京您早》、《晚間新聞報道》、《今日話題》、《第七日》、《首都經濟報道》、《紀實報道》等新聞欄目），2003年至2015年任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2015年11月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

對於自己的從業經歷，王黎光笑著説，“我有兩個‘12年’：1991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視臺，一幹就是12年；2003年調任北京電影學院，一幹又是12年。人生就是這樣，不可能一次就業定終身，每一次從業都是為下一次從業打基礎。就我們藝術行業來説，算是‘人生采風’吧。我用12年成為電視人，再用12年成為電影人，葉落總要歸根，最後的職業回歸到我的音樂藝術本行兒了。過去的24年中，我把音樂創作始終放在首位，俗話説，這是我的看家本事，是老本行兒。”

在北京電視臺新聞中心工作，王黎光主編《北京新聞》等多個重要欄目，新聞報道任務繁忙，但還是抽出時間創作了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京華煙雲》等音樂作品，主題歌《天地之間有桿秤》《發現》也被廣為流傳。在北京電影學院工作，他分管學生工作，時間比在電視臺充裕了很多，創作了電影《集結號》《唐山大地震》、電視劇《貞觀長歌》《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等音樂作品，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等獎項。

對於中國音樂教育的前景，王院長談到，作為音樂教育工作者，教育規律是我們都該關注的大課題，我們對教育前景充滿信心的同時也必須看到一些問題。大學是學術的載體還是人的載體？大學和人的關係該如何處理好？如今一到畢業季，總有些校長們精彩發聲，致辭越來越華麗，但並不是自己所寫，畢業生的品質越來越差，都不是自願學的。

最後，王院長總結説，大學的品味不能受校長個人的嗜好而左右，大學的品質不能因校長的虛張來衡量；個人的嗜好淩駕於大學之上的結果就是學科偏、學術腐，個人的虛張淩駕於大學之上的後果就是信仰無、眾人欺。一個沒有品位和品質的大學是沒有尊嚴的，而大學的尊嚴不是大學校長的尊嚴，是學術的尊嚴，科學的尊嚴。不用暢想太長久的目標，解決好當下這一現象就足以看到今後的教育前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