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1990年的海灣危機及隨後爆發的海灣戰爭，正如日本保守論客當時所歡呼一般，是天賜日本參與“國際新秩序”千載難逢的良機的話，這回美國的九一一事件無疑又給日本的派兵論者提供了另一否定“和平憲法”的理論根據和藉口。前者美其名為“國際貢獻論”，後者就是日本媒體此刻炒得火熱，被視為事關日本名譽與存亡的“盟國責任論”。
日本當年提出“國際貢獻論”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假借“替天行道”和參與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的旗號，達到送人出兵（將自衛隊派往戰場）的目的。當時的海部內閣在海灣危機發生兩個月後的90年10月，便匆忙向國會拋出主張派遣自衛隊出國的“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充分反映了當局“既要流汗，也想流血”的焦急心情。1991年1月17日，海灣戰爭爆發，日本政府成立“海灣危機對策本部”。24日，內閣決定派遣自衛隊軍機（空軍）出國“拯救海外的日本人”，後因戰爭結束而未成行。
儘管如此，當局仍然派遣掃雷艦于4月出航，打破憲法禁忌，完成了海上自衛隊（海軍）首次出國執行任務的目的。92年6月，眾議院正式通過“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合作法案”（即“PKO法案”）和“國際緊急援助部隊派遣法修正案”。同年9月，參與“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PKO)的日本自衛隊先遣部隊抵達金邊，揭開了戰後日本陸軍正式踏出日本國門的序幕。遠在中東的海灣危機和前後僅達11天的海灣戰爭，居然能為日本的海陸空三軍的鬆綁作出“貢獻”，這恐怕是當事國胡申總統等人作夢也未想到的吧！不少日本政客和論客之所以一談起海灣危機就眉飛色舞，顯然是與他們一開始就將之定位為“千載難逢良機”的戰略及隨後借此打破禁忌，贏得了派遣三軍出國的成績有密切的關係。
叫嚷“不重蹈覆轍”
不過，平心而論，對於日本在海灣危機及戰爭中所作出的“國際貢獻”，日本的派兵論者也有感到美中不足之處。他們耿耿於懷的是，儘管日本為支援海灣戰爭付出了高達130億美元的鉅款，國際間並未給予高度的評價，更遑論換取國際輿論同意日本在軍事方面扮演重大的角色。有人擔心日本將成為脫韁之馬，也有人形容日本宛如酒精中毒者，哪怕是給它有些微酒精的巧克立糖也不能讓人放心。加以當時日本國內還未全面走上“總保守化”道路，不少頭腦清醒的日本民眾不肯接受輿論造勢者的誘導，頻頻發出反對派兵法案的呼聲，派兵論者雖然緊緊抓住良機，高唱“國際貢獻論”，也贏得了前述送人出兵的戰績，但仍有礙手礙腳之嫌。他們為不能一次到位而深感遺憾。特別是與130億美元的代價相比較，派兵論者總覺得不是太好的滋味，其中的激進者甚至認為這是不等價的交易或甚而是“戰後最大的屈辱”。
正因為有著10年前付出“過高代價”（？）而無法一次到位，全面擺脫憲法束搏的經驗教訓，日本的保守政客與論客這回在獲悉九一一事件後雖然不像上回那般雀躍三分，公開歡呼“千載難逢良機”的到來，但卻集中炮火向其國民展開如下的宣傳攻勢：其一是在海灣危機中，日本由於只出錢而未“出汗流血”（即正面出兵），因此儘管日本付出高達130億美元的軍費等仍然被人恥笑而未獲得應有的評價。如此有損日本名譽的蠢事不該重演。其二是，正因為日本沒有出兵，因此被迫多付不必支出的軍費。在經濟泡沫期，130億美元還勉強可以支付，換為不景氣的今天，日本就不能不慎加考慮。兩項説教，無非是要打動日本民眾的心弦，促使他們改變談戰色變的心態（即醫治官方所説的“恐戰病”和“厭戰病”）。
只要人們相信派兵出國是贏取日本人的“榮譽”，也是付出最低代價的最佳手段，戰後以來日本人“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就會被糾正，“和平憲法”隨時被正式宣佈壽終正寢也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日本媒體此刻從早到晚聲嘶力竭的叫嚷“不要重蹈海灣戰爭時的覆轍”，顯然不是無的放矢。
日本艦艇整裝以待
至於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官方及有關説教者開口閉口的“同盟國責任論”，明眼人不難看出是旨在突破國內外輿論對日本送人派兵及整軍的牽制。當局在事件後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獻議要派遣“國際緊急援助隊”（但被美國婉拒）是一個例子。自民黨在其執政黨同盟，即保守黨和以“和平”為標榜的公明黨支援下共同提出的自衛隊法修正案，是另一例子。至於如何將“周邊事態法”的“周邊”，合法地伸延至官方曾公開否定的“中東或印度洋區域”，以及怎樣進一步“擴大”對憲法的解釋，從而達到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目的（另一作法是索性借此良機提早修改憲法，一了百了官方多年來的苦惱），更是小泉內閣忙於試探各方反應和此刻馬不停蹄地在積極策劃的工作。
由此可見，“盟國責任論”確是比11年前的“國際貢獻論”更為具體和不講究包裝。正是在“盟國責任論”和10年來媒體從未間斷鼓吹的“危機管理論”和“海外邦人（日本人）救援論”的引導下，自衛隊艦艇已在為遠航而整裝以待，60年代、70年代日本首相口口聲聲矢言要恪守的“和平憲法”與死神的距離已近在咫尺。 （摘自《聯合早報》 2001年9月22日）
人民網軍事2001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