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是一個極具東方色彩的術語，帶有東方人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的價值特徵，西方理論更多地關注社會秩序的公正合理

●西方社會學家對社區發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解決社會貧困、矛盾和衝突必須立足於社區，逐步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塑造社會和諧的基礎

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借鑒不同的經驗，西方理論界對和諧社會的認識對我國有怎樣的借鑒意義？記者為此採訪了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華東理工大學都市文化和現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振博士。

和諧社會極具東方色彩

記者：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社會一詞越來越多地被提及，西方社會理論中是否也有和諧社會的概念？

李振：和諧社會是一個極具東方色彩的術語，帶有東方人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的價值特徵。現代西方社會理論中更多的則是社會競爭、社會系統、國家控制、社會秩序等理論。

我國現階段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針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既有的社會結構發生的重大變化，是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二戰後的西方社會在經歷了戰爭、種族鬥爭、階層分化等現象之後，關注社會秩序的公正與合理也比較多。

記者：現代西方理論學術界是否有關於和諧社會或社會和諧的思想流派？

李振：西方學術界關於和諧社會的理論概而言之有六種：一是把人人平等自由，沒有戰爭、衝突、壓迫的社會視為理想社會，強調背離社會和諧的結果必然會塑造出各種片面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模式；二是引述和闡發盧梭的社會發展命題，把和諧的社會看作不需要設計和控制、處於自然生發和運作的社會；三是超越自由和計劃的簡單對立，倡導自由民主和理性計劃相結合，實現社會服務性、協調控制型、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社會發展模式；四是關注現代文明存在的危機，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風險最小、風險分配合理的社會，過度的風險和風險不合理的分配必將造成社會發展危機；五是倡導社會整體結構和運作模式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即“和諧地球村落”概念，強調整體性、共同性和持續性；六是針對“技術決定論”下人文精神的匱乏，倡導技術高度發展、人文精神也高度繁榮的社會。

"社會和諧秩序"的支撐

記者：如今，現代技術在生活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您如何看待技術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

李振：現代高新技術已經成為社會發展形態的重要標誌，制度的運作、觀念的傳播都要與一定的技術條件相適應，這也是未來學家們強調技術高度發展的同時，人文精神也要高度繁榮的原因。同時，技術不能簡單地被看作反自然的産物，我們首先要看到的是，現代資訊、網路、生物技術的發展為創造社會更多的和諧、解決更多的社會不平等創造了必要條件。

記者：目前西方的生態主義運動、性別革命與社會和諧秩序的建設有何關係？

李振：在西方社會，女權主義經歷了過度高揚之後，開始回歸到性別和諧的道路，生態主義經過綠色政治的實踐也已經從單純的生態幻想向生態實踐的方向發展。這是現代社會理論發展的最新階段，它認為性別、生態的存在和發展狀態直接反映出人類自身是否和諧的最終標準。與性別和諧相關的是社會職業結構、家庭結構、社區結構的和諧問題，生態和諧則反映出生態對於人類發展承載能力的限制和約束難題。而且，塑造性別和生態的和諧是一項全球化的工作，它體現的公平、公正、可持續性應該沒有國界和區域的限制。

記者：社區是基本的社會單元，和諧社區的建設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在現代西方社會理論中，社區處於一個怎樣的地位？

李振：西方社會學家對社區發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都市佔主要地位的時代，都市恐慌已經成為社會的最主要問題，解決社會貧困、矛盾和衝突必須立足於社區，通過提倡團結、互助和友愛精神，逐步地消除不穩定的街區、社會垃圾、社會貧困、社會失業，由此塑造出社會和諧的基礎。

社會和諧與社會衝突

記者：通過對現代西方和諧社會理論的分析，您認為和諧的社會秩序具有怎樣的功能？

李振：在西方學術視野中，和諧並不是沒有矛盾和各種問題，而是讓問題發生，並把這種問題的危害減少到最小的程度。西方社會學家認為，社會衝突對於社會和諧具有積極的“安全閥”作用。美國社會學家默頓認為，追求和諧社會秩序的“顯功能”表現為社會結構矛盾和衝突的和解、司法公正和價值整合等，但也存在潛功能和反功能。

“潛功能”是指“和諧”的術語必然會製造或者界定各種社會越軌、失范現象，劃界的方式使壓力、緊張成為塑造和諧社會的動力和約束條件。“反功能”則是指社會秩序和諧的反面功能，比如醫療條件和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但也會加快老年化社會進程。

記者：如此看來，和諧社會或社會和諧秩序的構建本身是否已經具有某種價值導向功能？

李振：確實如此。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爾的觀點，社會秩序的制度安排既針對越軌者，也針對遵守者，産生越軌行為的過程和産生遵守者的過程是一致的。但是，他也認為，過分的良好社會也可能引起社會後退和原來秩序的混亂。健康、良好、和諧本身需要更大的努力來控制各種非和諧的因素。

記者：既然已經存在並且注意到這麼多的不和諧，當代西方社會採取了哪些措施來解決這些非和諧的因素？

李振：從現代社會發展的主要傾向來看，許多西方社會學家特別重視個體、群體、階層之間矛盾和衝突的解決。他們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由更多的個體、群體和不斷變化的階層組成的，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必然涉及這些社會基本構成環節的關係問題。某些群體由於固定社會結構中的壓抑，如貧困、失業、失學、不公正待遇、不確定的前途等持久得不到解決，加上社會控制機制的漏洞必然引發各種社會性質的騷亂和暴動。如今盛行的社會集群、群眾運動、大眾行為等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分析這些現象所産生的社會結構破損原因，為社會建立良好秩序提供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