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中國艾滋病傳播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HIV的中國方程式

不久前在上海社科院召開的全國首屆“艾滋病與社會科學”研討會上，專家認為，中國艾滋病人及HIV感染者，超過95％的至今仍然處於地下狀態，不能加以治療。專家們解讀這一現象時説，除了公共性的醫療檢查沒有達到目的的原因之外，艾滋病人及HIV感染者本身的心理困境，也是導致他們不願直面社會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負責艾滋病項目的協調官員趙鵬飛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都問他，如何辨認HIV感染者。

“你辨認他們幹什麼？”他反問説。在中國，在絕大多數場合，人們普遍會對艾滋病人流露出恐懼和歧視的態度，甚至在那些看上去最為理性、最為科學的場所也是如此。2002年5月，北京大學舉辦“關注艾滋，珍惜生命”講座，但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和騷亂”，組織者從河南睢縣邀請來的兩名HIV感染者卻被校方拒之門外。在講座的另一舉辦地北京師範大學，校方同樣對HIV感染者嚴辭拒絕。

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張孔來教授評價這件事時説，這是對艾滋病感染者加以邊緣化的表現。

通常，專家們把這種現象歸因于大多數人對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的缺乏了解，産生諸多不必要的恐懼和猜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傾向於對社會問題加以泛道德化的考量，在科學知識尚未到達頭腦之前，人們就先入為主地形成了某種把艾滋病與性亂、吸毒和精神墮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偏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消除艾滋病人受到的歧視，解除其心理困境，都是一個難題，而它的中國方程式尤其難解。

連環套：恐懼，羞辱，隱匿

在北京市佑安醫院，艾滋病人們得以生活在一個理性、平靜的世界之中，這所被眾多專家稱讚的醫院除了擁有國內較好的專業醫療能力之外，尤以能對病人以禮相待著稱。

“可惜的是這樣的醫院太少了，”一位專家説，“相當多的醫院、醫生還對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持排斥和蔑視的態度。”

恐懼造成了最為殘酷的心理迫害，一些艾滋病患者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排斥在外。在河北，一位城市男性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和父母都拒絕他再居住在家裏，也拒絕幫助他治療，因為“自己得病就夠了，不能再傳染給家人”。

在家庭之外，這種恐懼更輕易地使得人情瓦解。另一位河北艾滋病患者不僅丟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連累了妻子———她的辦公用品被用工單位從樓上窗戶裏扔了出去。

被北大拒之門外的河南睢縣兩名HIV感染者之一趙靜，在與一位專家面談時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夠得到社會救助，一方面躲避對方的友好舉動。“別跟我握手，有病毒。”他自己也認為人們對他的恐懼是有根據的。

著名倫理學家邱仁宗教授從隱私權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們的痛苦，他認為，常規公共衛生措施並不適合艾滋病的特殊性，它對艾滋病的蔓延是不合適的和無效的。艾滋病往往在這樣的人群中通過他們秘密的、隱私的行為傳播，而他們在社會中是被邊緣化和受羞辱的。當門診醫生要求患者在卡片上填寫名字和地址時，這些門診的病人數量就遽然下降，許多人只好自己想辦法治療或者去找江湖醫生。

這就像一個連環套，邊緣化和羞辱導致隱匿，隱匿導致公眾恐懼，恐懼再導致新一輪的邊緣化和羞辱。

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對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給以心理救助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如何使他們擁有正常的權利，是中國社會正在面臨的人道命題。而如何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走出地下狀態，進入治療程式並減少對他人的傳染，則與公共安全息息相關。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行為干預室主任吳尊友説，“如果艾滋病人的心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那麼就説明我們社會的整體防治水準上了臺階。”

事實上，對抗艾滋的國家政策與對待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的態度，往往來自同樣的認識水準。

毫無疑問，重復泰國和印度的錯誤是可怕的。泰國曾相信自己是佛教國家，道德基礎足以對抗艾滋；印度則不相信有什麼嚴重的危機存在，錯過了控制的最佳時機。

澳大利亞的防治手段受到各國專家的推崇，其特點是，大量的科學宣傳，對高危人群進行疏導而不是打擊，對病人和病毒攜帶者加以關懷而不是歧視。事實上，中國與之相比，還存在著差異。

有專家在採訪中表示，我們對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的關懷程度，與美國相差10到15年，“而且美國還不算做得最好的”。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在談及反對針對艾滋病的歧視時曾説：“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中國艾滋病傳播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關懷不能只在12月1日

要幫助艾滋病人走出困境，需要做些什麼？邱仁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人類基因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艾滋病問題關注者，給出了涉及幾個方面的建議：

政府。“首先要在政府觀念上把艾滋病還原為一種疾病，相關的政策要多從醫學的角度考慮，少從社會風氣的角度考慮。另外，我個人很希望國家領導人能夠在合適的場合有所表示，比方説看望艾滋病人，和病人握個手。這個態度傳達出去，力量會非常大。”

民間NGO。“可以説，防治艾滋病，幫助病人和病毒攜帶者，必須有NGO。在艾滋病防治上，如同環境保護一樣，政府不可能將所有工作包下來。首先資源有限，現在政府已經從許多領域撤退下來，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將艾滋病的工作全部包下來。比方説心理關懷，政府不會有那麼多人力一對一地去做勸解、開導，就需要民間人士來做些工作。比如對高危人群的輔導，向同性戀團體做宣傳，政府官員不適合去，就需要民間人士去。NGO還可以利用它的優勢，在國內外申請資助，獲得為防治艾滋病所必需的補充資源。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凡是在艾滋病問題上發揮NGO作用好的國家，那裏的艾滋病蔓延的勢頭就得到了控制。”

每一個人。“把你知道的科學知識宣傳出去。對艾滋病的認識是很簡單的，可是現在大眾的成見太深，需要一點點地化解。我沒法預期什麼時候情況會得到改善，只能説，如果各個方面都做好的話——這是假設——5年的時間有可能會改善。艾滋病防治是全民的責任，應該讓老百姓起來參與，在參與中提高認識。首先，我們不能只在每年的12月1日艾滋病日關懷他們，媒體宣傳一下，相關人士走訪一下。對艾滋病的重視，對病人和HIV感染者的關懷，應該成為人們的日常工作的內容了。”

《南方週末》   2003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