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到這個特殊日子，各國媒體都會大張旗鼓地宣傳艾滋病的有關知識。然而，一名極有才華的醫生幾年前便默默辭別牛津大學，埋身非洲，與妓女為伍，決心用他的一生，尋找一種可以結束這場人類大屠殺的靈丹妙藥。不久前，美國和泰國的醫療公司相繼宣佈，艾滋病疫苗試驗失敗。但就在這個時候，非洲傳出令人振奮的消息：一些妓女身體裏産生了抗體，艾滋病疫苗研究峰迴路轉———

觸目驚心：死者的鞋子堆成山

幾個光屁股的小孩在黏兮兮的池塘裏嬉戲，周圍是一排排骯髒的小窩棚；一位穿著“阿森納”球衣的男子擠在人群中。這是你會在肯亞首都內羅畢巨大的貧民窟———馬金戈經常看到的一幕。

如果你駕車走在它那迷宮似的曲曲折折的小巷上，會有很多吸引你注意的地方。但是給你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鞋子。成千上萬的鞋子，一堆堆地放在那裏，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市場上那堆滿鞋子的搖搖欲墜的貨架。每一個角落，都堆放著無數堆！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震驚的場景：這鞋子都是死人的鞋子，是那些死於艾滋病的人留下的鞋子！

人們往往把非洲的艾滋病災難同14世紀發生在歐洲的瘟疫相提並論，但這是一個讓人更加恐慌的情景。堆成山的鞋子，都是死人的鞋子，讓人聯想到了在納粹集中營裏做鬥爭的那些猶太人。設想一下，這場非洲大屠殺就發生在我們的鼻子底下，以讓人恐怖的速度不停地擴散，我們怎能容忍？！

統計數字反覆出現，就會讓人變得麻木，漠不關心。但是當世界上那些富有的國家把他們的資源毫不吝嗇地用於打擊恐怖主義的時候，我們必須強迫自己關注艾滋病。思考這樣的事實：在非洲每天都有7000人死於艾滋病。艾滋病最早出現于20年前，從那以後，已經有1700萬人死於艾滋病，有多於3000萬的非洲人是艾滋病毒攜帶者。美國和西歐利用抗逆轉錄酶素（ARVs）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艾滋病，但是非洲的這些艾滋病毒攜帶者大都沒有接受這種藥物的治療。

50名創造奇跡的女子

在肯亞，一個已經變成災難的代名詞的地方，最近傳出了一些有關治愈艾滋病的好消息。美國和英國也在關注肯亞，但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基地”組織可能躲藏在肯亞的問題。而對肯亞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使125萬名兒童變成孤兒的艾滋病！

馬金戈是同艾滋病做鬥爭的主要戰場，一個叫做阿加薩的女人被推到了最前線。這個女人的生活骯髒得令你無法想像———她是一個妓女，在馬金戈的一個小窩棚裏接客，那個小窩棚不能同時容下兩張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女人不可思議地創造了醫學上的奇跡。阿加薩今年52歲，已經做了祖母。但是她仍然進行性交易。幸運的是，最多的時候她一天可以接待40個嫖客，但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系統體檢中，她從沒被檢查出HIV呈陽性。

阿加薩是來自馬金戈的50名妓女中的一個，這50名妓女創造了一個抵禦艾滋病的不可思議的奇跡。她們的主顧的十分之一已經死於艾滋病，她們的同行已經有95%的人死於艾滋病。但內羅畢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研究後發現，這些妓女體內有大量的白血球，可以殺死感染了HIV的細胞！內羅畢大學的醫學系實驗室利用從這些女子身上得到的資訊來試驗疫苗。最早的臨床實驗將會在今年啟動。世界上沒有其他項目能比這個還先進，也沒有其他項目能夠提供更多的希望找到“聖杯”———艾滋病的徹底解決辦法。

總是伴隨著問題的非洲，可能會在艾滋病的最終解決中，貢獻出很大的力量。非洲正在為自己的事情而努力。在抵抗艾滋病的研究過程中，非洲不僅提供了50名奇跡般的女子，而且提供了科學的專業知識。

站在疫苗研究的最前沿

“我們目前正處在刀刃上，”肯亞艾滋疫苗研究中心（KAVI）項目負責人奧穆·安扎拉博士説，“早期美國所做的實驗關注利用抗體來尋找艾滋疫苗的可能性，但是那些作用不大。我們現在正在走‘細胞路線’，這才是戰勝艾滋病的正確方向。我們站在了世界的學科最前沿。”

這不是無聊的自誇。肯亞艾滋疫苗研究中心在同牛津大學的研究合作過程中受到了世界範圍的非政府艾滋病研究組織和國際艾滋疫苗研究中心（IAVI）的資助。比爾·蓋茨對國際艾滋疫苗研究中心捐出了鉅款。

“我們最早和國際艾滋疫苗研究中心聯繫是在1998年，那時他們還懷疑我們，”安扎拉説道，“他們覺得以前這種疫苗試驗從沒有在非洲進行過。我説，‘不錯，但是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他們於是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美國提供金錢來支援做出貢獻的現代研究機構，內羅畢大學和斯巴達醫學系的實驗室裝備了最新的技術設備。

安扎拉在加拿大獲得了博士學位後，又在牛津取得博士後學位。他現在具備了一個勇士的信心，可以克服前進途中的任何障礙。安扎拉生活在一個13人的家庭中，在他19歲的那年，他母親死於哮喘病。這麼輕微的一種疾病竟然殺死了他的母親，這一事實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覺得自己的國家需要更多更好的醫生。

安扎拉是一名強健的、40歲左右的中年人，具有運動員一般的靈活性。毫無疑問，他所從事的事業，讓他成為目前幾百萬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希望。“我家裏人想説服我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英國，他們告訴我在那裏我早就可以賺很多錢了，”安扎拉説，“他們説的是事實。在這裡沒有任何私人藥品公司和我們合作。我們和牛津以及國際艾滋疫苗研究中心都有研究艾滋疫苗的專利，但是這是在我們不能利用我們的研究成果來索要回報的條件下換來的。私人公司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寧可製造偉哥，或者其他賺錢的藥物。但是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比研究艾滋疫苗更有價值。”

非洲國家當自強

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遊戲規則———除了艾滋病以外的其他大的疾病，都促成了非洲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安扎拉説：“看看食品援助，它已經被制度化了。我認識一些歐洲人，他們看見25年前來這兒時見到的那些領取援助的人至今依然在領取援助時，感到非常驚訝。援助本是出於很多很好的意圖，但我們變得習慣於接受援助，結果是整個非洲的人都只是坐著等！等待下一批援助的到來。”

“每個人都總説，我們解決艾滋病問題所需要的就是使抗逆轉錄酶素（ARVs）變得有用起來，”他説，“人們都在叫：‘ARVs!ARVs’，認為富國應該無償或者以低價提供。當然他們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不希望艾滋病預防也變得和食品援助的模式一樣。免費的藥物，免費的幫助———這當然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不管因為什麼原因，援助枯竭了，會發生什麼事？”

安扎拉認為，非洲非常有必要參與疫苗的研製，而引導一項新的研究文化的想法使他激動。“在這片土地上沒有別的這樣的事情了，它嶄新而又獨特，我們依靠自己。疫苗有可能有效，也有可能無效。如果它有效，我們很可能還得等個六七年來確定其效果，研究就是這樣，痛苦，還經常令人泄氣；但即使疫苗無效，我們也是開了一種科學傳統，它將由青年學生們傳播出去。我們會有技能和信心去探索其他妨害人類的疾病。”

安扎拉于1987年開始在馬金戈對賣淫業進行調查。如今，與過去的模式相反，全世界的醫生們都來學習他的工作。“我們的確有數量驚人的數據，全球無雙，”他説。“阿加薩的情況已經被細緻地監控了很多年。”

祖母級妓女配合疫苗研究

監控是在馬金戈的一家小診所進行的，這是一座小而陳舊的紅磚建築，在其他的背景下也許會顯得毫不起眼。但是在開車見過了貧民區那幾乎不能擠過去的人群、破爛小木屋和鞋子以後，這座小小的紅色房子其實就像泰姬陵一樣堂皇高大。

阿加薩也不是人們通常想像中的妓女：不僅因為她是一名祖母，有五個自己的孩子。她的整個行為使你聯想到另一種類型的人———那種你會毫不猶豫把你的小孩讓她照顧的人。她長著一張圓胖的臉，豐滿的身體從頭到腳都包裹在一種黃綠色的非洲粗棉織物中。

她對每個顧客收費35便士，只在白天接客，晚上從不接客。“我有兩個正在上學的女兒，我不想她們知道我把我們的家當成了我的辦公室。她們不知道我靠什麼謀生，我想就這樣比較好。我不希望她們像我一樣完蛋。”她搖著頭，眼睛裏含著淚水。

阿加薩是一個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普通女人。與30年的賣淫生涯形成的堅強相反，她會對有些問題尷尬地笑笑。在這樣的年齡怎麼繼續做下去？她看著地板，承認這不容易：“我感到胸口很疼，我太老了。”但仍有一些人不想用安全套：“有些人你怎麼勸他們也不用。這很可怕，尤其是那些已經呈陽性的人，他們已經什麼都不在乎了，或許他們就想傳染給你。”一些客人經常來，與她很熟了，阿加薩准許這些人可以不用安全套。如果是一名新客人，阿加薩是不會同意的。但是，如果她整天都沒等來一個客人，這個時候，她會考慮這樣的要求。

其中一名從來不戴安全套的客人是她的大主顧。她説：“每個人（妓女）都需要一個大主顧來幫你支付帳單。”她以前的大主顧因感染霍亂死在監獄裏。那麼，她與這位新大主顧之間固定來往是否已經有了愛的成分在裏面？她覺得問這樣的問題簡直是在開玩笑。

阿加薩身上有艾滋病抗體，對於這一點，連她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因為她親眼看到很多妓女染上了病，先是變瞎，接著變聾，最後吃不下東西，一命嗚呼。她承認：“當我完事後發現安全套破裂———這種事經常有，我就很害怕。”

法拉是另一位産生抗體的妓女，今年42歲。她表示：“我兩個最小的孩子的父親死於艾滋病，我與他過夫妻生活從來不戴安全套，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沒有染上這種病，或許是因為我的命硬，讓我多活幾年。”法拉有五個孩子，還有兩個孫子。和阿加薩一樣，她住的小房子也沒有電和水。但她在維護自己的尊嚴，拒絕向命運低頭：“我希望真主讓我長壽，幫助我們找到治療艾滋病的疫苗。”

阿加薩也有同樣的感受，她是主動來到診所，要求接受疫苗試驗的。她説：“我的命很不好，這我知道，但參加這樣的試驗，如果能為治療艾滋病做點貢獻，我很高興。我恨自己的謀生手段，但如果我能幫一幫他人，即使不知道他們是誰，我也是高興的。”（楊孝文 任秋淩）

《北京青年報》   200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