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姆雷凱爾泰斯，１９９７

    ■　使凱爾泰斯獲獎的三部曲

    死亡集中營被摧毀近六十年之後，大屠殺的倖存者們仍舊在作為人類生命中無法磨滅的、悲慘的那一部分出現。上週四，匈牙利小説家、散文家伊姆雷凱爾泰斯，一位納粹和蘇聯入侵雙重災難的倖存者，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在其他必要的生存技能之外，奧斯維辛毫無疑問培育了忍耐。由於匈牙利政治環境的壓制，直到１９７５年凱爾泰斯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説《並非宿命》。而三部曲中的另外兩部《慘敗》以及《為一個不曾降臨的孩子祈禱》，則一直到上世紀９０年代才在歐洲出版並得到廣泛讚賞。然而在歐洲之外，人們對他依舊知之甚少。

    （《並非宿命》出版的時候，凱爾泰斯説——我感到一陣空虛，而且失去了隱私。）

    也許事情原本就該如此。儘管諾貝爾獎是授予個人，然而今年的榮譽，應該被視為對一個集體的成就的表彰。凱爾泰斯是大屠殺倖存者中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１９８６年另一個倖存者艾利韋瑟爾獲得和平獎）。由大屠殺倖存者成長為小説家、傳記作家、詩人之人的名單是如此輝煌，如此充盈國際主義色彩：居住在美國以法語寫作的維耶塞，以義大利語寫作的普瑞莫利維，出生於烏克蘭居住于法國以德語寫作的保羅希蘭，曾經與希蘭住在同一條街上最後卻移居以色列以希伯萊語寫作的哈朗阿潑菲爾德。

    凱爾泰斯描述了奧斯維辛的地下世界，一個他逐漸認識並最終賦予他靈感進行藝術創作的世界。和他的許多集中營倖存夥伴一樣，從集中營的釋放留給他的，絕非自由那麼簡單，更多的是正反夾雜的複雜的感情，在複雜的感情中，無所適從。一個十來歲的孤兒，被重新吐回了自由世界。他的過去已經被連根拔除，他的生存只是暫時有所保障。他能期望什麼樣的未來？當然，絕不會是諾貝爾獎。

    作為一個群體，這些人為他們所目擊的一切作證，但卻是以藝術家的身份。然而這些創作無疑更多來自於提供證詞的衝動，而非出於美學的目的。在這裡，藝術，應我們必得記取的道德操守而生。

    凱爾泰斯的作品是一次對於倖存的本質，對於大屠殺給那些必須強迫自己在一個瘋狂而遍地死亡的世界中求生的人所造就的影響的反思。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令人驚奇的話，凱爾泰斯們的群體中，有如此多的人，儘管各不相干，卻在創作著同一個主題，並且在各自的國家以作家和哲學家的雙重身分受到尊崇。因為他們在集中營的經歷，他們擁有了道德上的權威，擁有了對人類的缺點無可置疑的發言權。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也確實在各自居住國的文學及倫理體系的建設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凱爾泰斯被授予諾貝爾的桂冠，是一次巨大的個人成就，然而他的尊貴還在於另一個理由——他是一個倖存者，他從倖存之後的生活中倖存了下來。

    許多從大屠殺中倖存後成為作家的倖存者最終無法倖存，他們選擇了自殺。其比率遠遠高於倖存者總人數中自殺者的比率。除了利維和希蘭，傑茲康辛斯基、皮歐洛維茲、塔都茲波洛維斯基都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布魯諾貝托黑姆也可以加入這個名單，雖然他更多是作為一個心理學家而不是作家出現。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在結束自己的生命之後，都沒有留下任何解釋。當藝術和暴行如此接近，如此相近，寫作，已經成為毒藥。

    的確，在大屠殺倖存者的名人當中，凱爾泰斯、韋瑟爾、阿潑菲爾德相當突出，因為他們真正倖存下來了。因為如此，也因為從集中營倖存幾近於一種集體的行為，也許凱爾泰斯的諾貝爾獎更應該作為一次集體榮譽得到分享。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更好的方式紀念那些被迫生活在狂暴的記憶之中，而終因忘卻不了，再也不能忍受終致無法倖存的人們嗎？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

    伊姆雷凱爾泰斯的作品探究了在一個個人對社會權力的附屬走到極端的時代，個體生命繼續生存和思考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堅忍地重返自己生命中決定性的事件：在奧斯維辛的歲月。在納粹對匈牙利猶太人進行迫害的狂潮中，少年凱爾泰斯被投入了此集中營。對他而言，奧斯維辛絕非存在於西歐正常歷史體系之外的一次異常事件——它是有關現代社會中人類退化的一次最本質的真相。

    凱爾泰斯的第一部小説《並非宿命》，描述了少年科夫斯被投入集中營，但是他使自己適應並生存下來。該小説運用了一種疏離的筆調，似乎集中營中的一切都本應如此。日常生活似乎和他人並無分別，當然情形很壞，然而也不是沒有快樂的時光。凱斯以一個孩子的眼光看待周圍世界，不能完全懂，也沒有覺得有多麼彆扭或者令他不安。他缺乏一個現成答案。也許正是因為這種道德憤慨和形而上之抗議的缺席，反而産生了描述上的真實感。讀者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暴行的殘忍，同時還有暴行被實施時的輕率。凱爾泰斯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被具體的事實問題困擾著，更宏大的問題，在他們並不存在。凱斯的故事傳遞的資訊是：生存即順應。這也正是任何社會中人類生存的指導原則。

    小説作者的想法在此和哲學傳統達到了一致，即：日常生存和人類精神永久為敵。在小説《為一個不曾降臨的孩子祈禱》中，凱爾泰斯描繪了童年生活的一個負面，正是從此時期，産生了一種矛盾的視集中營為家園的感情。在凱爾泰斯的分析中，愛是順應的最高境界，順應即完全屈從於不惜一切生存下去的慾望。對於凱爾泰斯，只有在無法適應生存之際，人類的精神經緯方得以浮現。

    在１９９２年小説式日記作品《船艙日記》中，凱爾泰斯展現了他才智殿宇的全貌。他與文化批評的偉大傳統展開了不知疲倦的對話：帕斯寇，喬伊斯，斯賓塞，涅澤克，卡夫卡，卡穆斯，貝克特。本質上，凱爾泰斯是一個只有一位成員的少數派。他將自己因血統而被概念化地歸於猶太視作來自敵人的某種打擊。然而也正是這種粗暴的標簽化，成為他最深入認知人類本質及他所生活時代的初衷。

    凱爾泰斯在《並非宿命》之後的作品，《慘敗》（１９８８）、《為一個不曾降臨的孩子祈禱》（１９９０），可以被視作他對《並非宿命》這一決定性作品的評論和補充。在投出第一部作品等待著被出版商拒絕的過程中，年事漸長的作家開始寫作一部卡夫卡風格的當代小説，對東歐社會主義的幽閉恐懼症進行描述。後來他得知他的第一部作品最終得以出版，然而此時他只感到空虛——一旦在文學的市場上被展示，他的個性成為人人可觸物體，他的秘密成為陳腐之事。

    凱爾泰斯的風格正是他拒絕妥協的姿態，讓我們想起茂密的山楂樹籬，對於毫無戒備的來訪者而言密而多刺。但也正是他卸除了他的讀者被強加的感情的負擔，賦予他們獨一無二的思想的自由。

    《南方都市報》 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