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出席國防科學技術大學50週年慶典活動時鄭重宣告：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將在“九五”期間裁減軍隊員額50萬的基礎上，2005年前我軍再裁減員額20萬。這一決定使人們感受到了中國加速軍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在世界新軍事革命潮流的推動下，中國又邁出了“整軍經武”的堅實一步。中國特殊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使得這次新軍事革命背景下的裁軍具有特殊的意義，是對傳統軍事文化觀念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告別農耕社會思維

對人力的依賴是原始農耕、狩獵、遊牧社會環境中繁衍出來的國防觀念。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認為，人心的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從先秦開始，儒家的孟子就強調“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故仁者無敵。這是儒家戰爭觀最典型的表達。

儒家大師論兵幾乎從不強調戰略戰術、裝備武器，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議兵篇》中甚至給人留下否定武器裝備、軍事訓練的印象，從而給後人造成極大的誤解。晚清胡林翼曾經説：儒家兵學深藏玄機，非常人所能窺測。那麼這個“玄機”是什麼？

在工業革命前的冷兵器時代，軍事領域的裝備、技術、技巧、訓練等方面的“高招”不可能讓一方長久壟斷，因為戰爭本身是社會交流的一種形式，如宋金對抗時，宋軍首先使用火藥于戰爭，火器的製作可謂當時國家第一保密的技術，但僅兩年金人製造出威力比宋軍更大的“霹靂炮”。所以在冷兵器時代，人多戰勝人少、資源多的戰勝資源少的、大國戰勝小國是個基本的規律，也是基本的勝負之道。因此，儒家認為道義上的“仁”是戰爭之綱，綱舉目張，政治層面要“施仁政”，以贏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四方來歸，人多勢眾才能贏得軍事勝利。所以只要堅守“仁義”、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變大邦，弱國可變為強國，是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

這一“法寶”在同近代西方的技術對抗中明顯失靈，至少是一半失靈。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時，天時、地利、人和都在中國一邊，但卻戰敗了。因為內戰中“仁義之師”可以削弱、瓦解對方的力量，而國際間的對抗，中國的“仁義之師”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變，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對方的功能。對方有自己的文明價值體系，並利用它凝聚其自身的戰爭力量。比如西方文明認為自由是崇高的、神聖的，而世俗生活中商業民族賴以生存的自由貿易體現了自由的原則和精神，保護自由貿易不僅是維護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維護神聖的自由原則的需要。這就是外國侵略軍戰鬥力旺盛的精神原因。當作戰雙方士氣相當，當侵略者和反侵略者從各自的文明價值觀中獲得同樣高昂的精神力量後，軍事技術和武器的先進與否便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

在美伊戰爭結果出來後，中國立刻以裁軍作出反應，表明我們已經從觀念上徹底擺脫依賴人力的原始軍事思維方式，轉向“軍事技術主義”的新思維。

人與武器的統一

行動正確的前提是思維的正確，混亂的軍事思維將導致混亂的軍事變革。長期以來，我們始終被一個戰爭命題所糾纏，“人和武器哪個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回答往往是“戰爭中武器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視，但是，人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因為武器是人製造的，而不是武器製造人”云云。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要竭力否定武器的作用，並把人和武器人為地對立起來，其實這是個根本不存在的偽命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認，先進武器戰勝落後武器、工業社會的熱兵器戰勝傳統農業社會的冷兵器是歷史的規律和常態。先進武器代表先進生産力，先進武器戰勝落後武器意味著先進生産力戰勝落後的生産力。而生産力是人創造的，無論落後的還是先進的，先進的人們創造並使用先進的生産力，落後的人們使用落後的生産力。

所以“人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的命題已經完全包含了“武器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這一命題，因為先進的人們必然掌握著先進的生産力和軍事技術。反之，“武器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也完全包含了“人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的命題，因為掌握著先進生産力和軍事技術的人們必然是先進的人們。

一個本質上統一的命題怎麼會變成兩個對立的命題呢？筆者以為一是由於儒家談兵從不涉及武器裝備，戰術訓練，而許多人又沒弄清荀子錶面強調仁義、輕視軍事技術和軍事訓練背後的真正含義。二是100多年來，我國一直處於軍事技術極端落後的狀態下抵抗著外國入侵，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強調人、精神、意志、勇氣等非武器因素的重要性，以彌補軍事技術和武器落後的不足。對於一個軍事技術極端落後的國家，在對抗擁有先進武器的強大敵人時，是絕對不能承認武器決定戰爭勝負的。真理與國家政治需要發生衝突時，只能委屈真理一下，故而有幾十年的批判“唯武器論”現象。

所以，人與武器的對立的偽命題只是政治運作的權宜之計，不幸的是相當一部分人相信這是科學真理，比如現在有些人談論了一通新軍事革命的必要性後，生怕被套上一頂“唯武器論”的帽子，趕緊再背誦一遍“人是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的陳辭濫調，以防不測。筆者曾經在一次討論台灣軍事問題的會上分析武器數量和品質，突然一位研究了一輩子中國近代軍事史的教授打斷我説：“你這是唯武器論，戰爭勝敗的關鍵是你敢不敢打！”我一時不知所措。筆者殷切期望在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浪潮中，不再聽到標誌著中國軍事思維混亂、低能的關於人與武器哪個更重要的討論。

中國軍事變革任重道遠

1991年的海灣戰爭事實上已宣告機械化作戰樣式破産，資訊化戰爭已翩然登場，其特點是情報收集、目標偵察和鎖定、適時打擊的精確性極高。

最近的美伊戰爭中，一場被人忽視的坦克交戰顯示了資訊化戰勝了機械化。在沙塵暴的掩護下，伊拉克十幾輛坦克乘機作越野進攻，但美英坦克中都裝有電腦，在資訊戰體制中，每一輛坦克都是“聯網”的，五角大樓、多哈中央司令部、師旅團指揮部、營連指揮所和每輛坦克本身都可從電腦螢幕上了解整個戰場情況，作出最佳選擇。伊軍坦克完全成了瞎子，等發覺時已經無法擺脫被全殲的命運，美英坦克毫毛未損。此戰表明：編入電腦網路的資訊化坦克已經戰勝機械化坦克，此戰意義相當於1918年亞眠會戰中的一個重要插曲，英法聯軍12輛被打散的裝甲車單獨深入德軍後方，連續摧毀兩個司令部、一支龐大的運輸隊、一段鐵路線、一支就餐的部隊。20世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富勒就是從這個插曲中受到極大的啟發，最早預言了機械化戰爭的到來。

根據軍事發展史的規律，一個國家的軍事改革，一般理論醞釀在先，試驗性組建在後，新型軍隊由點到面、由小到大，最後完成全軍的改革。比如當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型陸軍。再如機械化戰爭誕生時，最早是英國的霍巴特將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試驗性的坦克旅，接著蘇聯的圖哈恰夫斯基建立機械化軍，“現代坦克戰之父”古德里安領導的德國軍事改革最具成效，走在當時的最前列，美國則由巴頓在倡導。當初，各國機械化作戰單位都從一個營、一個旅的規模開始起步，毫無疑問，中國應當模倣美軍數字化第4步兵師，首先建立“樣板部隊”，然後向全軍普及。

軍事變革後的新型軍隊必定戰勝傳統落後的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和法國在同一個時代層面上抗衡，法國坦克、火炮的數量和品質都大於、優於德國，但法國拘泥于一戰的經驗，沒有集中編組成大的作戰單位，而德國最早編組成裝甲師，每輛坦克都配置了無線電通訊設備，就憑兩個優勢輕鬆地摧毀了法國的坦克部隊，六星期征服了法蘭西。

而等到大家都達到了新型軍隊的水準後，接下去是拼資源消耗，在“可持續性”上進行最後較量。德國二戰中敗于美國，從軍事技術角度看，並非敗于軍隊沒有實現現代化，而是敗于資源的短缺，這又和沒有掌握制海權有著直接的關係。即使我軍實現了數字化，達到了現代化水準，在未來戰爭的資源消耗中，能否取得優勢則取決於對世界資源的控制。

現在人們都在津津樂道于“跨越式軍事發展”，其實“跨越式發展”往往是現代化嚴重滯後的國家的被迫選擇，比如19世紀“洋務運動”企圖跨越商業資本主義發育期，直接進入工業社會。應該看到，這種發展模式是非常規的、被迫的、冒險的、前景難測的、困難是意想不到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就是明證。面對“跨越式軍事發展”，應如孔夫子所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不是盲目樂觀。

如果了解20世紀軍事史，中國軍隊將懷有一種深深的歷史性遺憾，二戰時別人在打機械化戰爭時，我們的水準處於1918年的水準。二戰結束後，我們為此準備了幾十年，當中國軍隊還來不及打一場真正的機械化戰爭，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在中國軍事史上出現了一個“跳空缺口”。好事？壞事？ （來源：《南風窗》/倪樂雄）

中國日報網 2003年10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