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心態在我們這個曾經是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的社會有著一定的“傳統”，“為富不仁”“不患寡而患不均”，“吾疾貧富不均，故為汝均之”就是其典型的表述。這在一個沒有典型而明確的産權，沒有對私有産權的切實保護，存在著剝削且階級對抗十分激烈的社會，是有其必然性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對這種心態加以正確引導和規制所産生的積極後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沒有規制、沒有正確的引導的這種心態所造成的消極後果現在看來也是十分明顯的：本來就沒有明確的産權和對産權的保護，這種“仇富”心態和建立在這種心態上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産權保護的乏力。

    “仇富”事實上在追求一種終點平等，終點平等和起點平等完全可以産生與之相對應的兩種截然對立的心態。終點平等産生的心態是嫉妒，建立在嫉妒的行為方式經常是把別人拉得不如自己，並由此導致整個社會的蛋糕難以作大。起點平等所産生的心態是羨慕，建立在羨慕基礎上的行為方式是比別人幹的更好，並由此使整個社會的蛋糕作的更大。總之，一種心態使社會富裕，另一種心態使社會貧窮。

    如果説“仇富”在一個農業文明、追求終點平等、存在劇烈階級對抗的社會裏，給以正確引導，還可以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比如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等。那麼，在整個社會都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在追求現代文明，不存在階級對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仇富”心態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可怕心態。

    我們應當從當今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去重新審視“仇富”心態，重新認識與之相關的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是我們要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市場經濟是承認而且必須有差距的。我們所以要承認差距，是因為沒有差距就沒有動力，我們所以要承認差距，是因為差距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即使社會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向每個人提供了幾乎相等的機遇，但由於每個人天生的能力及努力程度不一樣，最終的結果也是不一樣的。市場經濟是一種“馬太效應”，能幹的人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富，不能幹的人機會越來越少，越來越窮。

    然而，任何社會都不能容忍貧富差距太大，到底能容忍多大程度的貧富差距，取決於這個社會的傳統和當今的社會制度。然而，使社會的貧富差距保持在一個合適的限度內，則是政府的事，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是第二層次的問題。換言之，市場解決效率，政府解決公正。

    其次，我們應當確認在規則科學、公正，健全的情況下，通常所得豐厚，或者得分較高的人，是對社會貢獻大的人，這就像體育比賽一樣。面對科學的規則和公正的裁判，我們總不能説得分少的是勝者！

    就本文所討論的“富人”而言，按照我們的設定，只要他遵循正確的運作規則，他所得豐厚，肯定對社會貢獻大。例如，他的産品更符合市場，符合社會的需要，滿足了廣大消費者的要求；他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安排了更多的就業；他交納了更多的稅收等，所有這些，都是現象層面的貢獻。他們更深層次的貢獻，在於通過他們的一系列的、永無止境的創造和開拓，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前進，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這裡需要説明的是，至於“不仁而富”和“為富不仁”者，那是法律制裁的問題，不構成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況且我們可以預言，隨著規則的完善，以上現象將越來越少。

    再者，要愛護和保護企業家。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既認為一批優秀企業家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的策動力量，又同時指出，發展中國家恰恰缺少這種資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了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脊梁，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經濟所以發展快，就在於有一批這樣的企業家，他們可以按照市場的需求，去組織和調動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源，不斷創新，努力進取。

    儘管企業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我們的傳統文化卻對他們評價不高。我們的傳統文化倡導“重農輕商”，且認為“無姦不商”。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一劃時代的著作中，也認為中國的政策有利於農業，不利於工商業。而歐洲的政策則有利於工商業。由於農産品需求彈性小，附加值大，因而歐洲國家普遍富裕起來，而中國似乎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

    現在，市場經濟已經給我們展示了無窮的魅力。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必須愛護和保護企業家。對企業家應當有一種社會認同。主流輿論對此應當有顯著作為。社會和政府要保護他們的財産，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保護他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一個有效的，強有力的政府，應當創造一個既能使富人無後顧之憂的致富，又能使窮人心態平和，進而願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低層次的酬勞對應到高層次的酬勞對應的環境。這樣的環境是一種具有生命力，能夠激發熱情和奮鬥精神的制度安排。

    當然，企業家本身也有一個提升素質的問題。這種素質，不僅是管理技能，文化品位，還有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也要學會在複雜的環境中保護自己。要前進，首先要保護自己，避免各種矛盾的激化。

    最後，是怎樣看待改革開放初期，有的民營企業家鑽政策的空子的現象。這個問題深層次地講就是怎樣認識一個好的制度的建設過程的問題。一個好的制度的建設過程，通常不是假設人們不鑽空子，而是假設人們要鑽空子。正是這些鑽空子的人，使我們發現制度建設存在的缺陷，進而修補這些缺陷，使制度更加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鑽政策空子的人，也對制度建設作出了貢獻。況且，我們的改革就是一個不斷地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的規則。這個過程通常表現為從犯規到修改規則，即犯舊的、計劃經濟之規，修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規。從倫理學角度對市場經濟、對制度建設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曾經撰寫了《蜂蜜寓言》的荷蘭學者孟德維爾，就蜂們（指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的劣行，提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觀點，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使人們行為更為規範。

    基於上述分析，對有的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切不可秋後算賬，更不能搞群眾運動，而是要向前看，從規範制度建設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同時要盡可能地設置富人可以回報社會的機會，例如捐獻制度、遺産稅制度等。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