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02 年的中國經濟形勢，樊綱用了“相當好”三個字進行評價。GDP8％的增幅、貿易額16％的增速、外匯儲備700 億美元的增量等等，一系列數字都有力證明了中國經濟的欣欣向榮。關鍵還在於，2002 年是轉折性的一年，標誌著中國經濟真正地走出低谷，進入一個平緩的階段。他分析認為，在去年政府投資沒有增長的前提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卻增長了17％，規模以上經濟增長了24％，分別比2001 年9％和13％的增長率翻了一番，足以説明中國經濟走勢正發生著“質變”。

    中國的增長將在平穩中得到延續。這裡的安全性使其成為世界資本轉移中的一個重要“避風港”、中國的製造業競爭力處於快速上升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符合潛在增長率”。因此，樊綱認為在未來幾年裏，中國不會有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會略有波動，但將日益趨向正常。

    “當務之急，是改善制度環境！”樊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必須正視並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兩大制度性障礙———政府體制和金融體制。一方面，中國在加入WTO 後，雖掀起了一輪減少行政審批的浪潮，但成效卻難盡如人意。他舉例道，某地一外貿企業，毛利只有1000 萬元，卻常年有70人跑政府部門的審批。“這一體制導致企業的政府成本高居不下”。因此，作為提供公共産品的政府，應努力創造好的環境。另一方面，越來越被寄予厚望的民營企業，在現有金融體制的束縛下，卻難以快速成長壯大。樊綱認為，中國缺少為地方民營企業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是一大體制性缺陷。中小金融機構利用當地資訊，不僅將降低交易成本，也將降低信用風險。如今，國有大銀行從小城市的撤退，為地方民營中小金融機構的萌發提供了絕佳機會。要打破融資“瓶頸”，還須大力發展場外交易、櫃檯交易等資本市場。

    如何看待中國在傳統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上的戰略抉擇？樊綱強調不要忽視傳統産業。他認為，中國的現狀決定了我們不能機械套用西方的“夕陽産業”論。我們現在是“騎在自行車上打手機”，但更需要“坐在小車裏打手機”。因此，一些在西方看來已成為“夕陽”的産業，仍是我們的“朝陽産業”。“在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同時，利用後發優勢大力發展傳統産業，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三農’問題等的關鍵！”

    《解放日報》2003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