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琪：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最早提出中國要實現小康目標的是鄧小平同志。他在1979年談到要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時説，到21世紀中葉，我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20世紀末的奮鬥目標就是要基本實現小康。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時又明確指出：“所謂小康，從國民生産總值來説，就是年每人平均達到800美元。”　

    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裏，我們對實現小康的概念不斷加以豐富和完善。1991年在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中，對小康的內涵作了如下描述：“我們所説的小康生活，是適應我國生産力發展水準，體現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實；既包括居民個人消費水準的提高，也包括社會福利和勞動環境的改善。”到黨的十五大時，我們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旨在對當時實現小康目標和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內涵給予進一步的完善。由此可見，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我們今後20年的奮鬥目標，是經過20多年的實踐探索，把實現小康這一概念不斷完善、深化，最終走向昇華的必然結果，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記者：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總體達到小康水準是如何界定的？

    陳東琪：1991年，國家統計局會同計劃、衛生、教育等12個部門參照有關國際標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我國小康指標做了量上的界定，將小康水準的社會經濟指標確定為16個，其中包括：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恩格爾系數、成人識字率、平均預期壽命等。經過對16個指標加權測算，到2000年時，我國東部地區已經超過了小康水準，中部地區為78％，西部地區為56％，全國平均為96％。因此，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説，到2000年，全國在總體上已經達到小康生活水準。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我國人民總體上還處於生存型消費、數量型消費的低水準小康階段，還沒有進入到發展型消費、品質型消費的階段；地區間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還存在著明顯的不均衡，還有一定數量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比如：2000年時，我國甘肅宕昌縣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僅有741元人民幣，而同期上海浦東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已經超過6500美元了。因此，在全國總體上實現小康的基礎上，積極促進地區間協調發展，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品質，使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民，是今後必須完成的一項歷史任務。

    記者：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十六大報告做出了十分全面的闡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我們的奮鬥目標是如何量化的？

    陳東琪：首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包含了經濟、社會、民主、法制、科教、健康、可持續發展、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等諸多方面，絕不僅僅是拿單一經濟指標就能衡量的。其次，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總體實現小康水準相比，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區別。總體上實現小康水準是一個靜態的結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演進階段。通過比較系統的研究，我認為我國未來20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將會出現一系列令人振奮的變化：

    一是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今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將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按照前10年翻一番，後10年再翻一番的目標來看，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可以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左右。我國2001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95‰，較發達地區人口在剔除流動人口增加因素後接近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如上海），全國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到2020年時應當在1‰左右。透過這兩組指標的增長我們會發現，國內生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會明顯超過人口自然增長率，因此，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會更高一些。隨著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的大幅度增長，到2020年我國每人平均收入、每人平均消費等一系列反映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的指標都會快速上升，恩格爾系數會明顯下降。

    二是城市化率。全面小康是一個綜合的概念，不能僅僅用收入指標來衡量，因此，城市化率是很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2001年時我國的城市化率為37.7％，農村人口還有62.3％。隨著我國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到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0％是可期望的目標。

    三是工業化率。衡量工業化率可以從三次産業的國內生産總值份額和就業份額兩個指標來加以考察。從第二産業的國內生産總值份額來看，我們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因為2000年時我國第二産業已經佔到全部國內生産總值的50.9％，2001年為51.2％，今年年中為51.5％。但是，從三次産業的就業份額來看，我們還要做出努力。2000年第一産業就業份額為50％，第二産業為22.5％，第三産業為27.5％。那麼，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時我國要基本實現工業化，主要是要大幅度提高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就業比重。到2020年時，我國的工業化率可以用這樣兩組數字來加以預計：第一、二、三産業的國內生産總值的份額分別是5％、55％和40％；第一、二、三産業的就業比重分別是20％以下、40％和40％以上。這樣我們就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

    四是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必然會反映到人民的健康品質和平均預期壽命延長這一指標上。2000年時世界每人平均預期壽命為67歲，我國每人平均預期壽命是71.4歲。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快，廣大人民群眾衛生、醫療、保健環境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的健康品質將進一步提高，每人平均預期壽命預計在2020年時可以達到75歲左右。

    五是人口受教育程度。衡量一個國家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指標主要是兩個：文盲率和成人識字率。十六大提出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消除文盲。2000年我國成人識字率為85％，我國的文盲人口大都是老齡人口，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和人口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20年後的人口文盲率必然會明顯下降，成人識字率應當達到95％以上。

    當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涉及的內容要比我上面談到的豐富得多，我們不僅要使經濟更加發展，而且要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

    記者：今後20年確保實現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有哪些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陳東琪：我認為，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前景是十分樂觀的。首先，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提出了十分明確的奮鬥目標。經過2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最近13年來，在國內外嚴峻形勢的考驗下，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駕馭經濟、社會全局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具有強烈的開拓創新意識和改革精神，這與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的政治環境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其次，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既體現了年輕化，又有豐富的領導經驗，同時在新老交替過程中確保了政策實施的連續性，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實現我們奮鬥目標的重要前提。

    第三，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和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這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內外經濟環境相比，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擁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迴旋餘地。

    第四，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了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從而可以使我國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外資企業等等都可以在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充分發揮各自的長處，不斷釋放經濟增長能量。同時，所有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建設者的合法權益，包括其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得到相應的制度保障，勢必會激發整個社會生産力能量的大釋放。

    第五，在“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基礎上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將會為我們持續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經濟能否持續增長，説到底要看我們是否具有足夠的需求空間。中國在增長中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空間必然會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面復興和繁榮。

    第六，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正在逐步增加，這與前20年主要依靠資源推動增長的局面有很大不同。此外，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依然存在。因此，今後隨著技術進步因素的日趨活躍，教育水準的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含量的不斷增加，我國經濟成長的內在動力將十分強大。

    當然，未來發展過程中的不利因素也是客觀存在的。我認為主要來自於國際方面。世界經濟不景氣的不利因素依然可能對我國經濟增長産生消極影響。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審時度勢始終掌握決策的主動權，排除各種干擾，巧妙地把國際環境中的不利因素積極轉化為有利於我們加快發展的機遇，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注重不同地區的協調發展，充分調動所有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性，我們就可以保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奮鬥目標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陳東琪：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

     經濟日報 200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