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鮮花與掌聲的背後，鮮為人知的卻是，茅于軾在46歲左右才開始學習經濟學！而此前，他曾經當過火車司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被學界排斥在外！他坦言：“我被國內經濟學界承認，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

    1.從火車司機做起茅于軾于1929年1月14日出生於南京的一個世家。他的父親是中國早期從海外留學歸來的著名鐵路運輸專家茅以新，而他的二伯父茅以升，就是那位寫進了中學課本裏的著名橋梁學家。

    茅于軾的早期，可以説是繼承了父業。他于1950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畢業，被分配在齊齊哈爾鐵路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開火車的司機。然而，他極其上進，工作很努力，業績非常突出，很快就被提升為技術員、工程師。1955年，他被調到北京鐵道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趕到山西。

    但就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裏，茅于軾仍做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論原理討論機車牽引熱工動態性能；用概率論作了機車牽引熱工試驗的誤差分析，建立了鐵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論模型；還應用變分法推導了列車牽引中的能量方程。但在這時，茅于軾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鐵道工程學的領域之內。

    2.年近50學經濟茅于軾是在1975年左右開始學習經濟學的。他為什麼對經濟學突然感興趣了呢？70年代初，他參與了兩個項目的論證與評估工作：一個是青藏鐵路線的立項論證；另一個是鐵道部當時要淘汰蒸汽機機車，改用內燃機車。在項目論證過程中，他意識到經濟學的重要性，並以一個講求實事求是的工程師的眼光，認識到經濟學是要研究資源的約束條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問題。而他深厚的數學修養更使他一下子領悟到，經濟學的本質在數學上就是數學規劃問題。非常巧合的是，就在這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了線性規劃的創始人康托羅維奇等人。茅于軾在那個閉塞的學術環境裏，從一開始就抓住了經濟研究的世界前沿問題，這卻是他當時所不知曉的。在此後的幾年裏，他潛心構造自己的經濟學世界。

    但在當時，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是國內的主流經濟學，而茅于軾所學習的是被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面臨的阻力和壓力都很大。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將近50歲的學習機械出身的老先生，轉行學習新知識，難度可想而知。但是，茅于軾有一套獨特的學習方法。他學東西，並不注重做題，或者那些學習技巧，而是注重對定理的深刻理解。一些重要的理論，自己再發現一遍。學習一個原理，除了要知道它在什麼情況下是成立的，還要找出它在什麼情況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説找反例，這樣才能真正懂得它。現在的教科書大多存在重大缺陷，通常只講述什麼是對的，而不討論什麼是錯的。

    而實際上，很多重要的科學發現，都是推翻前人的結論而得出的。比如初中物理就講授的歐姆定理，非常簡單，但直到現在，真正透徹懂得的人並不多。事實上，一個人會不會被電擊死，不光是要看電壓，還跟人當時的心情有關，因為人的心情影響電阻的大小。又如，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90%以上的報紙將百分比用錯了。如某篇文章説，“根據調查，主觀上感覺自己很快樂的人只有31.89%。”作者錯在不必要地用了過多的位數。正確的説法應該是，“主觀上感覺快樂的人不到三分之一”。還比如説，某村莊“今年增加了120人”，這種説法也是有問題的，“今年”到底是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就是靠著這種最簡單的，最常識的，但是最直接的思考方法，在閉關鎖國的情況下，他于1979年導出了擇優分配原理。他認為，擇優分配原理實際上是經濟學的一個支柱，也可以説是經濟學的脊梁骨，因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這個原理直接解決了資源配置問題。1981年，他參加了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在頤和園舉辦的計量經濟學研討班，到這時，他才正式地接觸到了現代經濟學。此後，他進一步地閱讀西方經濟學文獻，並和自己的想法參祥印證，更加堅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構思。

    茅于軾先生以經濟學隨筆為刀鋒，深刻地探究、揭示生活中無處不在卻又非常重大的問題，被人們尊稱為“經濟學界的魯迅”；他被美國Marquis世界名人錄和英國康橋國際傳記中心選為世界名人……

    3.被“經濟權威”拒之門外20世紀80年代初，為了爭得一個更好的經濟學研究氛圍，茅于軾申請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技術經濟所，但遭到拒絕，因為他不是學經濟出身的。後來，他又同社科院的經濟研究所商談，還是被拒絕。到1985年，他終於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當時的所長是李慎之。

    當問及那兩個研究所拒絕他的真正原因的時候，茅于軾的反應很平靜。他説，國內學術界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不能樹立一個流派，也就是説不服別人，自己搞一套。美國也好，歐洲也好，特別是歐洲，就有很多學派。怎麼會形成學派呢？有一個人作出某個理論，馬上就有人響應，然後就建立研究所，跟著做。中國經濟學現在有20年或者説15年的歷史了，但現在看不出形成什麼學派了。

    其實，更重要的原因，茅于軾沒有説———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儘管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已制定，但在經濟理論上仍然受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所束縛。主流經濟學派仍然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把西方經濟學視為異端。茅于軾發展或者説是倡導的經濟學，是同主流經濟學不相容的。難怪他被拒之門外！

    4.“耳順”才成“家”

    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工作，可以説是茅于軾學術生涯上的一個轉機。他有如魚得水的感覺，因為那裏的研究環境很寬鬆。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茅于軾稱，在社科院美國所10年是他進步很大的10年。

    1986年，茅于軾作為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學者，在哈佛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他用經濟學家的眼光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美國為什麼如此富有？”這些思考的一部分結果，體現在茅于軾撰寫的、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這本書旨在引導讀者自我思考，體會出自己能掌握的經濟學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茅于軾的隨筆從此也一發而不可收拾，在《南方週末》、《經濟學消息報》等報刊上，都可以經常讀到他的新作。

    在學術研究的同時，茅于軾一直不遺餘力地從事引介現代經濟學前沿知識、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事業。他從1987年起就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國內聯絡員，協助學會在國內普及現代經濟學理論，出版過許多圖書雜誌，其中比較流行的除《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之外，還有一套《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

    1993年茅于軾從中國社科院退休，與其他4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請國內外水準高、有創見的學者講演，進行實事求是的討論和批評，做到暢所欲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此，中國主流經濟學開始注意茅于軾，開始承認他是經濟學家。國外學界也開始關注茅于軾，他被美國Marquis世界名人錄和英國康橋國際傳記中心選為1993—1994年度世界名人，入選1997年出版的《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于1999年獲ATLAS基金會辦法的該年度AntonyFisher國際紀念獎。

    5.將辭去天則所理事長職務最近幾年，茅于軾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公益事業，如在山西成立扶貧基金，開展小額貸款；在北京成立以扶貧為宗旨的保姆學校。這些，《南方週末》、《北京青年報》等媒體都作過大篇幅的詳盡報道。為了這些事業，他逐漸偏離了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但他對自己近年來沒有再致力於去寫關於《擇優分配原理》那樣專業的經濟學書籍並不覺得遺憾。他認為他要為社會提供最為需要的東西，普及經濟學知識，讓中國人更快地致富。

    茅于軾説，他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是快樂的最大化。通過自己的努力能讓別人快樂，正是他自己的快樂。他還表示，因為精力太有限的緣故，最近將辭去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的職務。他打算將精力集中在扶貧等事業上！

    《國際金融報》 200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