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國國有銀行的壞賬與GDP比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從銀行轉到資産管理公司的1400億元資産（扣除出售部分，還剩1300億元），壞賬總額大概佔GDP的40％。可以説在銀行的壞賬方面，中國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常常稱日本是深受銀行壞賬困擾的國家，但日本經濟學家爭論的是銀行壞賬比例究竟是6％還是10％或11％。

    令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壞賬比例，中國的銀行仍然在運作，老百姓不去擠兌，反而還往銀行裏存款。根據最新數據，中國的銀行存款已經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並且，中國仍然保持經濟增長7－8％，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由此看來，對於中國的金融問題，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寬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銀行壞賬一定意義上屬於國債。一方面，就性質而言，國有銀行在事實上有“國家信譽”的支援，國家不破産，它不破産。就債務發生的原因看，那些壞債的很大一部分是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的債務，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轉，國家給國有企業的補貼，只不過不走財政，走了國家銀行。在這個意義上，按照經濟理論的分析，這屬於“準國債”。資産經營公司的那些就更屬於“準國債”。這些最後都要由國債清理，由國家來承擔責任。

    另一方面，單就名義上的政府債務而言，中國的政府債務可以説是屬於世界上最低的之一。實施了四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每年發行1500億特殊國債，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政府國債佔GDP的比重不過16％左右（三月份人大公佈的數字）。這在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在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中國銀行債務高、政府債務低是歷史造成的。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實行撥改貸政策，政府不再給國有企業撥款，初始投資和補貼等都由銀行貸款。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的財政沒有發揮過通過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功能，即很少發債。所以，中國的國債佔GDP的比率是較低的。

    如果將銀行壞賬和國債加到一起來分析，相對來講，中國的國家債務比重並不太高，即使加上外債也是如此。通過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外債過高（南韓短期外債佔GDP的比率當初將近40％、泰國近30％）是導致一國金融危機的主要緣由。中國的外債佔中國GDP的比重是15％，其中還多是政府間長期債務，短期商業外債只佔到GDP的1％（而當時東南亞各國的外債多是短期商業外債）。

    銀行壞賬、政府債務以及外債，都屬於國家債務，最終需要全社會來償還。這三者累計起來，佔中國GDP的60－70％。如果不算長期外債，則只有57－58％。這樣的比例，應該説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雖然有很高的銀行壞賬，但是卻沒有那麼大的金融風險，仍在可控制範圍之內。如果説中國有金融危機的話，也不是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外部風險，而在於內部，即銀行壞賬太多導致的信貸萎縮，這其實已經發生。這也是中國從1996年起出現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至於外在金融風險（對外支付危機）方面，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甚至是過度保險的。中國出口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經常帳戶保持盈餘，資本帳戶上外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並且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已經達到2300多億美元（今年有可能達到2600億美元）。從經濟學角度上講，一個發展中國家是缺資金的國家，擁有如此數量的外匯儲備並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險的作用。

    分析以上這些因素，並不是説中國的金融體制沒有問題。短期內不會發生金融風險，並不等於説按照目前的體制運轉，各種問題不解決，今後中國就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事實上，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存在不少問題，有銀行體制的問題，有資本市場的問題，還有銀行體制與資本市場相通之後産生的金融風險。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要加緊改革，才能真正避免金融危機出現的可能。

    這裡簡要説一下有關銀行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中國幾乎所有的競爭性領域都已向民營經濟開放了，而銀行領域仍然由政府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沒有徹底改革，但是國有企業仍然是貸款大戶，結果導致中國創造産值和就業的部門無法獲得金融資源，而不創造産值的部門又佔有過多的金融資源。

    現在，中國非國有企業創造全國將近70％的GDP，卻只能獲得大概不到30％的貸款。而國有企業目前創造全國30％的産值，卻獲得70％的金融資源。兩者之間存在的差額是什麼？粗略地説正是那40％的壞賬。這種不合理的資源分配體制，導致金融資源分配出現扭曲和無效率。此外，資本市場從一開始就是為國有控股企業融資，而很少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中國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嚴格控制國有銀行壞賬的增長，一方面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併為金融資産尋找新的增長點，加快銀行體制的改革，要消滅當前的壞賬其實並不是很困難。如果我們能夠使銀行壞賬不再增長，也就是絕對額保持目前的水準不變，而GDP每年增長8％，七年後壞賬佔GDP比重就會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這也提醒我們，不要在不良資産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債轉股，而應該在金融資産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決問題，這才是金融改革的出路所在。

    作者簡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兼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經濟顧問。1991年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中國證券報》 200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