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討論中國的金融問題,一是指中國的銀行壞賬,另一個是政府債務,但往往將二者分割開來看。這當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在中國,這兩個問題要聯繫起來分析。
根據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國國有銀行的壞賬與GDP比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從銀行轉到資産管理公司的1400億元資産(扣除出售部分,還剩1300億元),壞賬總額大概佔GDP的40%。可以説在銀行的壞賬方面,中國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常常稱日本是深受銀行壞賬困擾的國家,但日本經濟學家爭論的是銀行壞賬比例究竟是6%還是10%或11%。
令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壞賬比例,中國的銀行仍然在運作,老百姓不去擠兌,反而還往銀行裏存款。根據最新數據,中國的銀行存款已經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並且,中國仍然保持經濟增長7-8%,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由此看來,對於中國的金融問題,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寬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銀行壞賬一定意義上屬於國債。一方面,就性質而言,國有銀行在事實上有“國家信譽”的支援,國家不破産,它不破産。就債務發生的原因看,那些壞債的很大一部分是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的債務,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轉,國家給國有企業的補貼,只不過不走財政,走了國家銀行。在這個意義上,按照經濟理論的分析,這屬於“準國債”。資産經營公司的那些就更屬於“準國債”。這些最後都要由國債清理,由國家來承擔責任。
另一方面,單就名義上的政府債務而言,中國的政府債務可以説是屬於世界上最低的之一。實施了四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每年發行1500億特殊國債,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政府國債佔GDP的比重不過16%左右(三月份人大公佈的數字)。這在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在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中國銀行債務高、政府債務低是歷史造成的。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實行撥改貸政策,政府不再給國有企業撥款,初始投資和補貼等都由銀行貸款。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的財政沒有發揮過通過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功能,即很少發債。所以,中國的國債佔GDP的比率是較低的。
如果將銀行壞賬和國債加到一起來分析,相對來講,中國的國家債務比重並不太高,即使加上外債也是如此。通過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外債過高(南韓短期外債佔GDP的比率當初將近40%、泰國近30%)是導致一國金融危機的主要緣由。中國的外債佔中國GDP的比重是15%,其中還多是政府間長期債務,短期商業外債只佔到GDP的1%(而當時東南亞各國的外債多是短期商業外債)。
銀行壞賬、政府債務以及外債,都屬於國家債務,最終需要全社會來償還。這三者累計起來,佔中國GDP的60-70%。如果不算長期外債,則只有57-58%。這樣的比例,應該説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雖然有很高的銀行壞賬,但是卻沒有那麼大的金融風險,仍在可控制範圍之內。如果説中國有金融危機的話,也不是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外部風險,而在於內部,即銀行壞賬太多導致的信貸萎縮,這其實已經發生。這也是中國從1996年起出現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至於外在金融風險(對外支付危機)方面,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甚至是過度保險的。中國出口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經常帳戶保持盈餘,資本帳戶上外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並且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已經達到2300多億美元(今年有可能達到2600億美元)。從經濟學角度上講,一個發展中國家是缺資金的國家,擁有如此數量的外匯儲備並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險的作用。
分析以上這些因素,並不是説中國的金融體制沒有問題。短期內不會發生金融風險,並不等於説按照目前的體制運轉,各種問題不解決,今後中國就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事實上,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存在不少問題,有銀行體制的問題,有資本市場的問題,還有銀行體制與資本市場相通之後産生的金融風險。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要加緊改革,才能真正避免金融危機出現的可能。
這裡簡要説一下有關銀行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中國幾乎所有的競爭性領域都已向民營經濟開放了,而銀行領域仍然由政府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沒有徹底改革,但是國有企業仍然是貸款大戶,結果導致中國創造産值和就業的部門無法獲得金融資源,而不創造産值的部門又佔有過多的金融資源。
現在,中國非國有企業創造全國將近70%的GDP,卻只能獲得大概不到30%的貸款。而國有企業目前創造全國30%的産值,卻獲得70%的金融資源。兩者之間存在的差額是什麼?粗略地説正是那40%的壞賬。這種不合理的資源分配體制,導致金融資源分配出現扭曲和無效率。此外,資本市場從一開始就是為國有控股企業融資,而很少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中國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嚴格控制國有銀行壞賬的增長,一方面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併為金融資産尋找新的增長點,加快銀行體制的改革,要消滅當前的壞賬其實並不是很困難。如果我們能夠使銀行壞賬不再增長,也就是絕對額保持目前的水準不變,而GDP每年增長8%,七年後壞賬佔GDP比重就會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這也提醒我們,不要在不良資産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債轉股,而應該在金融資産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決問題,這才是金融改革的出路所在。
作者簡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兼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經濟顧問。1991年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中國證券報》 200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