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收入階層的主流如缺乏正確認識，採取的政策不當，將不利於我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從而損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對高收入階層的支流如打擊、遏制不力，同樣也會出現嚴重的不良結果。

    ●以正當收入為基礎形成高收入階層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客觀必然現象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基本目標有兩個，一是逐步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二是使我國經濟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主流中去。以正當收入為基礎形成的高收入階層，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必然結果。

    (一)生産要素支配權的分散化、市場化，必然引致高收入階層的出現。由政府絕對控制生産要素支配權的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一個必要條件是這種支配權的逐步分散化、市場化。以什麼方式實現這種轉變?我國農村改革實行的是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較平均地分配生産要素(主要是土地)的辦法，但這種辦法對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失效。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實行的是通過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發展多種生産要素市場和調整收入分配政策，逐步實現轉變。由於市場化初期不可避免的“商業圈地運動”，自然和非自然因素造成的部門、行業壟斷，加上政策傾斜等各種原因，伴隨著市場機制逐漸發揮作用，使居民收入差別在這個轉變中不斷擴大，並越來越多地由市場機制主導這個擴大過程，一部分人在市場中出現種種原因佔得先機，先富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個高收入階層。(二)消費需求引導經濟發展要求高收入階層的帶動和“示範效應”。計劃經濟是供給型經濟，國家供給居民什麼，居民就消費什麼。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傾向對經濟結構的升級換代，以致對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向，有帶動和“示範效應”。過去我國不斷發生低水準重復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結構不合理，“平臺”結構中高端消費需求不足。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是把“平臺”變成“臺階”，高端消費需求往往是促使經濟結構升級換代的龍頭。

    (三)資本增益形成的高收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取得收入的渠道也逐步多元化，資本增益是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國家不給資本增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和良好的外部環境，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大環境下，外國資本不願意流入，本國資本還會流出，那麼受損失的是該國的國家利益和該國居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

    (四)新經濟時代客觀上可以使一些人短期內致富。科學技術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科學技術領域的創造發明向現實生産力轉化的時間越來越短，不斷有新的科技成果在短期內形成巨大的市場價值，使一些人在短期取得鉅額收益。這種現象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在資訊化時代表現得尤其突出，在“後工業化”的競爭中也是勢所必趨，政策上應該認可、理解、鼓勵、支援。

    (五)經濟全球化要求以國際平均成本支付高素質人才的報酬。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高素質人才也國際化，多半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哪個地方可以充分實現自身價值，高素質人才就往哪個地方流。高素質人才的索酬標準是國際平均水準，不會因為中國還有幾千萬人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那主要是需由政府操心的事情)而降低標準，否則這些高素質人才會流到別處。

    ●以非法非正當收入為基礎形成高收入群體是一股危害極大的暗流，必須遏制

    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以非正當收入為基礎也形成了一個高收入群體。這些人分佈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和社會的各個層次，他們以各種不正當手段聚斂財富，極大地損害了公眾利益，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有些人甚至因此對改革開放提出疑問。

    (一)少數政府官員利用職權大肆攫取國家財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産要素支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裏，在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決策分散化和監督約束機制的脫節，導致一段時期內政府官員手中的實權、特權更加不受約束，少數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或變相通過親屬、代理人，以各種方式將國有資産化為已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一些官員又利用法律制度建設落後於改革實踐、探索試驗過程中監督機制的脫節等，大肆作權錢交易，收受賄賂。這些腐敗官員雖然人數並不很多，但已較廣泛地分佈並涉及某些高官，他們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的收益往往數額巨大，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危害極大，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和政府形象，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二)少數管理部門、壟斷行業工作人員利用本部門、本行業的特殊地位，勾結社會上的不法分子，聯手獲取非法利益。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一些管理部門如工商、財政、稅務、海關等，以及銀行、電力、通訊、煙草專賣等壟斷行業的工作人員，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強勢地位”越來越明顯，這些部門、行業中的極少數人往往與社會其他不法之徒相互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將鉅額財政資金、銀行資金、國家稅款和壟斷利潤等化為己有，迅速地暴富。

    (三)各種不法之徒通過各種非法途徑大肆斂財。市場經濟的基本活動目的是獲取經濟收益。在巨大經濟收益的誘惑下，總有一些人不惜一切代價，甘願冒各種風險，甚至不惜冒殺頭的風險，通過種種非法手段，如非法集資、侵吞工程資金、走私、販毒、販黃、股市欺詐和作莊圈錢、詐騙銀行資金、騙取國家退稅款、生産假冒偽劣商品等手段獲取不正當收益，發黑心不義之財。

    以種種非法、不正當收入為基礎形成的高收入群體，雖然屬於支流、暗流，但這些人活動能量很大，他們的不法行為造成的社會消極影響很大，影響了人們對高收入階層主流的正確理解，甚至影響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正確理解。我們必須積極探尋有效手段和方式，遏制這股暗流，堅決而有力地打擊非法非正當的致富，保衛改革開放的主流成果。

    ●合法合理的高收入沒有上限

    對高收入階層問題不同認識的爭論焦點，是對高收入額要不要限制。收入差距的一個主要衡量指標是同比例的最高收入人口收入額與同比例最低收入人口收入額佔居民總收入額的比重。我國的最低收入居民群體是幾千萬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貧困人口，由於自然條件限制及歷史原因，這個群體的收入增長往往十分緩慢。如果單純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而得出不允許收入差距擴大的結論，那麼在改革之初就難以放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認為，從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對合法合理的高收入要給予有力、規範的調節，而不是簡單的限制。合法合理的稅後高收入沒有上限，主要理由是：

    (一)合法合理的高收入是以不同要素對社會作出較大貢獻的結果。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必須是指稅後收入。要想取得鉅額稅後收入，必須憑藉一定的要素優勢取得巨量的收入，並按一定比例向國家交納鉅額稅款。如懂業務、會管理、有開拓進取精神和能力的企業家，他們的個人收入越來越多，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

    (二)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很多是以新科學新技術的應用為背景的。以常規方式、成熟的方法進行經濟活動，很難獲得超額利潤。在新技術革命時代，超額利潤往往是搶先利用新的科學技術的結果，通過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轉化為現實生産力來獲取高收入，個人得好處是必要的，但還是第二位的，它的最主要結果是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提高了社會的總福利。

    (三)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往往是高風險投資的結果。在現代經濟活動中，高回報往往是與高風險緊密相關。如果高風險投資血本無歸的時候沒人理睬，而在取得高回報時周圍的人眼睛全紅了，甚至把拳頭都攥緊了，那麼誰還願意在事業上冒這種風險?一個國家如果不鼓勵、不保護由風險投資帶來的高回報，那麼受損失的不光是個人，整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將喪失活力，並將錯過和扼殺很多的發展機會。

    (四)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多半是對社會傑出人物、專長人物的肯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專長人物憑本事掙大錢是正常的。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加小農平均主義的思想殘余特別不利於傑出人物和專長人物的成長，壓抑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潛力。讓傑出人物和專長人物獲得高收入，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對其貢獻的重要肯定方式。

    (五)以國際標準衡量，我國的高收入水準還處於起步階段。與改革前的工資標準及落後地區的農民收入水準相比，現在我國一些高收入者的年收入已被看作天文數字。但以國際標準衡量，特別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收入水準還處於起步階段。美國等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當前情況是研究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富、共富”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將表現為一條到“U”曲線(即“先擴大，後縮小”)，但收入差距的縮小恐怕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今後幾十年中，在高收入水準方面與美國高收入水準縮小差距是兩國綜合國力接近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允許富者合法收入水準的進一步提高以追求效率，是中國綜合國力向美國綜合國力逼近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選擇。

    （賈康 劉保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中國經濟快訊週刊》 2002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