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發生的“藍田風暴”事件，就是這種做法危害的集中體現。藍田股份公司落戶湖北省洪湖市後，大搞“圈地運動”，通過當地政府強行徵用農地５０００多畝。隨著公司的垮臺，７０００多名農民成了無班可上、無田可耕的“下崗工人”，生産生活陷入極大困境，並由此引發許多矛盾和衝突。

    但一些地方似乎並沒有從“藍田風暴”中汲取教訓。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地方像藍田公司般的“圈地運動”仍搞得熱熱鬧鬧。儘管中央一再強調穩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由於土地發包者是村民委員會，基層幹部在在利益驅動下，根本不考慮未來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將農戶承包地長時期、大面積轉租給企業或大戶經營。承包地的合理流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內容，農民作為土地流轉和結構調整的主體，理應自己來當家。但不少地方為了追求政績，樹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強迫流轉，暗箱操作，從中漁利。在廣東、江蘇、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土地糾紛已取代農民負擔問題，成為農村群體事件主要的“導火索”。

    一些地方的幹部認為，“圈地運動”是土地規模經營和實現農業産業化的必由之路，這是對規模經營和農業産業化片面的理解。從世界其他國家的實踐看，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無不建立在家庭經營基礎之上，而家庭土地經營規模，可大可小，具有很大彈性。如日本、南韓等國至今仍是戶均只有１．２公頃耕地左右的“小規模經營”，但卻實實在在地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我國許多農業産業化經營搞得好的地方，基本的模式是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通過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從而實現了産業化經營。

    他們的成功實踐表明，農業的規模經濟不等於土地的規模經營。我們決不能脫離國情，為規模而規模，人為地推行土地集中。 “藍田風暴”警示我們，龍頭企業都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決不能將農民的命運繫於一家企業。應當鼓勵和支援工商企業進入農業産前、産後領域，並投資開發非耕地資源，但要限制其大量佔用耕地。據了解，日本和南韓等國有關土地的法律，都明解規定農戶擁有農田上限制度，並嚴格限制非農生産者和公司擁有耕地。

    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有關文件明確規定：“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穩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一條底線，是一道保障農民基本利益的“安全閥”，決不能打著農業産業化的旗號，讓農民失去土地。（趙鵬、包永輝）

    新華網200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