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多、糧多、知識多，人們開始重視生存環境，保護生態正成為全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從事沙漠化研究40年，楊根生感到治沙、防沙的隊伍正不斷壯大。

    回想1965年到1985年的沙漠化研究，楊根生覺得很多時候是治沙隊在單兵作戰。1965年到新疆給鐵路選線，大風裏用鐵鏈把自己和卡車拴在一起觀測風沙，坐在沒有擋風玻璃的卡車裏，用隊裏唯一一台手搖電腦計算數據；1974年，拿65元月工資，吃著“鋼絲”面，住在地窩子裏動員老百姓背石頭、黃土壓沙；那個年代，國家用於生態治理的錢少而又少，好容易爭取經費買來的6台觀測儀被一場大風刮得不見蹤影，讓楊根生一直心疼到現在。

    “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是沙漠化研究的春天”，楊根生説，“黨和政府對沙漠化研究的支援力度逐年增大。”20年間，在國家大力投資下，專用於沙漠化研究的實驗儀器已與國際接軌：耗資百萬的風洞實驗室、野外風洞實驗室國際聞名；從前堆滿瓶瓶罐罐和試劑的實驗室如今被一台高、精、尖端儀器替代，楊根生的解釋淺顯易懂：“沙子從這端輸入，電腦檢驗後，將結果輸出，不知為科研節約了多少時間。”楊根生十多本關於沙漠化研究的專著在這一時期先後出版，“政府撥款的同時，也給沙漠化研究一個寬鬆的科研環境”。

    最讓楊根生激動的是國家推行退耕還林（草）政策這3年。60歲的他依然充滿活力，多次帶隊前往到河西走廊、額濟納旗、阿拉善、錫林郭勒盟、二連浩特、集寧等上百個地縣考察。在考察過程中，楊根生發現，治沙防沙的隊伍裏不僅有政府、科技人員，更有受到風沙危害的農牧民和城市居民。

    楊根生告訴記者，長期以來，濫墾、濫伐、濫牧一直是破壞生態的主因，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科研人員提出退耕保護生態的建議，但一直未找到退耕後農民的生活出路。1999年，退耕還林（草）政策推行，國家貼補糧款，並從調整産業結構的角度引導農民種草種樹致富。此舉根本解決了退耕後農民的生活，可以説從根本上解決了沙漠化産生的原因。如今，“保護我們的生態家園”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治沙、防沙事業的未來將充滿希望。 （茆琛）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