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腳相向不再是家庭暴力的唯一形式,另一種隱性暴力——冷落、漠視等精神虐待正在悄悄盛行
在《新婚姻法》頒布後不久,專家們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冷暴力”。廣州市婦聯的林琦副主席解釋,“冷暴力”是指夫妻雙方在産生矛盾時,不是通過毆打的暴力方式處理,而是對對方表現得較為冷淡、輕視、放任和疏遠,而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漠不關心對方、將語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懶於做一切家庭工作,是隱性暴力中比較常見和隱蔽的做法。而家庭婚姻問題專家也指出,這種隱性暴力對雙方的傷害比顯性暴力更大,甚至會造成精神隱疾。
案例一
廣州市某單位機關幹部高某近日追悔莫及,由於其長期對妻子進行精神虐待和言語刺激,妻子忍受不了,最終進了精神病醫院。
高某的妻子卓萍(化名)雖然年過四十,但風韻猶存,在一家效益不錯的國企工作,職位不低,兒子又在一所重點中學讀書,在外人看來,這一家子的生活可謂幸福美滿。但兩年前,卓萍在一次單位組團旅遊中出軌犯了錯。卓萍為此發自內心地懺悔過,高某也信誓旦旦地答應不計前嫌。可自那以後,卓萍的一言一行便受到了高某的嚴密“監控”,一有不對的地方便故意給臉色看或百般刁難,回家晚了或與男同事多説兩句話,他或陰沉著臉,一言不發,或是無休無止的詢問。一到晚上,卓萍更覺得像是地獄。丈夫進了房,總是一聲不響地佔有她,並不停地咒罵她是“婊子”,眼裏也充滿了蔑視。
日日受到這樣的折磨,卓萍覺得自己的精神快崩潰了,她只好提出離婚,但高某卻叫嚷:“不可能!你給我戴了‘綠帽子’,想離婚?沒門!”他覺得妻子背叛了自己,就該為自己的不忠付出代價,受到懲罰。從此,更加變本加厲地對待妻子,最後發展到帶女孩子回家,當著卓萍的面親熱,卓萍的忍受到了極點,終於精神崩潰,不得不送到精神病醫院治療。
案例二
阿美和阿雄是大學同學,畢業幾年後結了婚,平時小兩口甜甜蜜蜜的。但不久前雙方卻陷入了一種僵局,阿雄不知是有了婚外情還是因為升了官,覺得妻子配不上他了,但又找不到合適的理由,於是故意冷落、漠視妻子,不與妻子作任何感情上的交流。阿美終於無法忍受,提出了離婚。
阿美遭遇的這種情況,其實是家庭生活中的另一種暴力行為——“冷暴力”,它的傷害力比常見的武力暴力有過之不及。
家庭“冷暴力”正在悄悄盛行
據統計,廣州市婦聯在每週二、五接待的法律諮詢個案中,十個有九個是關於家庭婚姻方面的諮詢,而有關於精神虐待、故意冷落對方、故意用言語刺激對方等的“冷暴力”行為就佔一半以上。
但是,現在仍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只有武力暴力才算是暴力;而對於深層次的從精神、心理上或間接地體現出來的暴力問題依然認識不足。據《中國區域性婦女受暴力侵犯研究報告》對4000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顯示,有23%-31%的人不認為“在經濟上限制妻子、對妻子視若無人、辱罵妻子、為積累過失羞辱妻子”是家庭暴力。
事實上,在“冷暴力”處境中的女性,在受到傷害的程度上,與直接的肉體折磨造成的健康問題同樣嚴重。武力造成的結果是明顯的身體外傷和家庭裂痕,但那是有據可查的,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而實施“冷暴力”的一方則不象實施身體暴力那樣有明顯可見的證據,很難受到社會和法律的制裁,而受傷害的一方可能因為長期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而得不到宣泄和緩衝做出過激行為,造成更為惡劣的後果。前不久司法機關判決的一個案例,妻子在長期忍受丈夫的婚外情帶來的精神折磨後,終於忍不住舉起利剪除掉了丈夫的命根子,就是“冷暴力”行為帶來的後果。
>>>百家爭鳴
廣州市婦聯的副主席林琦:
“冷暴力”大多出現在知識分子家庭
“冷暴力”大多數出現在知識分子家庭,這部分群體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當夫妻之間出現矛盾而又找不到其他的發泄方法時,夫妻中的一方就故意冷落對方,要不就故意“挑刺”、“找茬”,用言語等刺激對方,長期以往,給對方造成巨大的精神折磨。
廣州市百越律師事務所的楊青松律師:
最好從道德角度解決
“冷暴力”還沒有很明確的定義,但它確實在現在的社會中越來越盛行。究其原因,楊律師認為,人們採用這種方式多半是他們覺得用拳腳相向這種暴力方式並不符合他們高學歷的身份,還有,現在普法力度加大了,人們基本都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於是人們學“乖”了,採用了另外一種更“高級”的暴力方式。
對於解決的方式,楊律師認為暫時還沒有好的辦法,但他覺得最好不要從法律的角度來約束,而應該從道德的角度來解決,因為這是夫妻兩個人自己的事。
中山大學的張民安教授:
做法嚴重的歸為遺棄
張教授説,新《婚姻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遺棄。最近出臺了一個關於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釋,其中談到對這種行為的處置方法是,輕的是違反夫妻雙方應盡的撫養義務,嚴重的可以歸為遺棄。
著名的心理醫生施夢娟女士:
這樣做只會兩敗俱傷
這其實是一種兩敗俱傷的做法。知識分子對感情和精神的要求比一般人更加細緻,更加高一些,對“冷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傷害也就更加突出。在西方,夫妻應該接受類似“婚姻治療輔導中心”的諮詢。但在我國,類似的正式機構較少,廣州至今也沒有一家。(楊莉 葉美英)
《新快報》 2002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