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舊的平房、簡陋的桌椅……儘管這些有“窩棚”學校之稱的民工子弟學校，越來越受到城市流動人口的歡迎，並像雨後春筍般地快速增長，僅北京市就有這樣的兒童流動學校２００多所，約有數萬名兒童在此類學校就讀，但它們至今沒有合法的身份。

    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在京就學的方式大致有三類：在正常繳納借讀費或贊助費後進入市區公立學校；進入收費較貴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學校；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由於進城務工者身處低收入階層，公立學校交費門坎高，靠借助當地原有教育資源解決子女入學問題基本上是不現實的。在外來流動兒童小學階段９０％的入學率中，實際上大部分是由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

    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專家調查，民工子弟學校始於１９９１年，開始時的流動學校是外來人口無法繳納“高額的贊助費及借讀費”，但又不能“坐視子女成為新文盲”的無奈嘗試。經過近１０年的發展，這些學校數量不斷增長，規模逐漸擴大。從最初的幾十名學生，到現在一般的三四百名學生，多的達到３０００名。學校基本分佈在朝陽、海淀、石景山、豐臺等區外流動人口聚居的城鄉結合地帶。

    原國家教委和公安部１９９８年下發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流入地管理為主”，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校或簡易學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但遺憾的是，北京這些流動兒童學校並未通過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沒有工商、稅務登記，沒有教師任職資格審核，普遍校舍條件差、教學不規範，且大多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對於北京市一些區強行取締打工小學的做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認為，上述學校辦學上的“先天不足”，在所有打工子弟學校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還相當嚴重。然而，是不是就以此為由，將這些學校“一棍子打死”，徹底取締解除，值得商榷。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學校吸收了大量學齡流動兒童入學，這對低收入外來人口的子女普及義務教育發揮了“補充”作用。

    專家指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一直是全國實施義務教育的難題。按我國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要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隨父母進城打工的孩子也應該不例外。民工子弟學校經營中存在的問題確實不容漠視，但採取的態度最好是積極改進的“疏”，而不是因噎廢食的“堵”。畢竟我們不應該剝奪他們讀書的權利，同時也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夠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讓更多的孩子們有書可讀。

    誰來給我一個辦學的名分？

    常住人口只有１萬人的北京市朝陽區常營鄉，居住著同樣多的外來打工者，他們的子女不少在一所私立的“自奮希望學校”就學。

    記者搭乘一輛三輪車來到常營三隊的學校地址，卻發現人去樓空。從門口的告示得知，由於綠化帶建設，原校舍面臨拆遷，學校已于一個月前搬走了。沿著寫有“自奮希望學校”字樣的指示牌子，穿過一條土街，在一條臭水溝旁，遠遠望見一堆平房中飄揚著一桿鮮艷的五星紅旗，記者心中油然生發一種沉重感。

    這是一個由２０多間平房圍成的小四合院。校長孟兆斌，鬍子拉茬卻打著領帶，２９歲，河北赤城人。他自我介紹上學不多，當完兵在河北固安無線電學校讀了個中專。１９９８年，他父親投資十幾萬元在常營鄉創辦了這所學校，校址多次變遷，現租用的是一處私人企業廠房。他説，辦學是為了圓外地來京打工人員子女上學的夢。

    ２４０名學生全是周圍地區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從學前班到五年級８個班。教師１３人，１０名外地人。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宿舍擠住著３名女老師，她們聲稱都是師範專業畢業，並在參加大專階段的自學考試，但只有一位向記者出示了河北張北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

    挂在６平方米辦公室裏的河北省赤城縣教委頒發的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是學校唯一的“合法”憑證。一位家長説，有這塊牌子，孩子畢業後可領到赤城縣教委頒發的全國承認的小學畢業證書。他並不知道，縣級教育行政部門無權異地發放辦學許可證。

    孟兆斌告訴記者，每學期每人學費３００元，書本費５０元，保險費２５．５元，中午自願就餐的學生，每月加收４０元。整個收費大體是本地公辦學校的一半。

    一位姓王的家長反映，她５歲的兒子在這裡讀學前班，會不少兒歌，背一些古詩，還能説六七十個英語單詞。春節回內蒙古老家時，鄰居的孩子都非常羨慕。她説，公辦學校雖然條件好，但收費高，服務也跟不上。她下班比較晚，孩子待在這裡放心，渴了有水喝，餓了有飯吃。而公辦學校老師正常下班，不會去照顧孩子。

    來自湖北公安縣的退休教師陳蜀鄂是這裡最年長的一位老師。他説，家長在北京打工不容易，能把孩子送來上學也不容易，而校長能支撐、維持這個學校更不容易。與以前在家鄉公辦學校當老師感受不同的是，在這裡教書責任更重，工作壓力更大。如果沒有這所學校，這幾百個孩子就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與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相比，自奮希望學校的條件還不算差。孟説，去年在原校址剛投資建了實驗室，教學條件改善了，卻因拆遷不得不搬離，且得不到一分錢補償。為此還賠了１．５萬元。他最渴望的是，本地教育行政部門能把這塊市場規範起來，給他一個辦學的名分。名正言順了，他辦學的膽子就更大一些，就可以追加投資，將學校的軟硬體水準提上去。

    目前，北京市像自奮學校這樣的非法打工子弟學校近２００所，吸納外來學生超過４萬人，此外在全市公辦學校就讀的有８萬人。據了解，北京市近期將出臺相關辦法，要求全市公辦學校向外來流動兒童少年開放，同時整治、清理私立打工子弟學校，保留部分具備一定規模、辦學條件好的學校，取締那些限期內不達標的學校。另一方面，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透露，全市公辦學校不會無條件開放。作為首都和特大型城市，北京對外來人口實行總量控制的政策不會改變，北京市只確保解決那些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確實需要、戶籍地沒有監護條件、且在京居住時間較長的外來人口子女的就學問題。

    聽聽孩子們的聲音

    　對於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很多名分不清一開始就處於“漂泊”狀態。學校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老師“背著‘非法辦學’的包袱，學生戴著‘非法求學’的帽子”。

    記者最近在北京知名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採訪時，看到了初三一班易恒育同學的一篇作文，孩子寫下了自己對父母、對流動生活、對社會的認知與感受，儘管很稚嫩，但卻真實、不加雕飾地反映了他們的心靈世界，寄託著他們對未來樸素真誠的希望。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６日，我呱呱墜地了。我家住在河南省信陽市息縣臨河鄉。爸爸在那個小鄉鎮的糧管所工作，媽媽則是一名民辦小學教師。本來難以支撐的家庭，加上我，更是雪上加霜。

    ７歲那年，媽媽獨自去了北京。聽説她辦的學校在很遠的地方，並且很偏僻。我來到北京後，問他們辦的學校在哪、能否帶我去看看。可爸爸嘆口氣説：‘又得搬遷了，已經是第二次了。’‘你們做的是好事，為什麼當地政府不讓辦？’‘你長大就會明白了。’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爸爸突然又説，咱們得搬家了，那些孩子又有學可以上了。我聽了很高興，構想著那片美麗的地方。到了那，希望又變成了失望，那是一個廢棄的工廠，院內全是草，門窗都已破的不堪一擊。但是爸爸並未有絲毫憂慮，每天他還帶領老師，和幾個高年級的學生鏟草。經過２０多天的勞動，這個廢棄的工廠已不再是原來的容貌，代替它的是一個被美化的校園。

     那次我有幸看到了這個學校的記錄片，了解了他們從最初到現在的一些經歷。媽媽最初在一個早市賣菜。那些人聽説我媽有點文化，就讓她教孩子們識字。後來又有人提議讓她全力教書。媽媽沒同意，讓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但那些人都説不可能，因為當地學校贊助費太高，根本負擔不起。媽媽終於答應了，因為她知道孩子不能沒有知識和文化。

    那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在一個搭起的棚裏，幾張破舊的桌子，用磚頭壘起的凳子。就在那樣的條件下，孩子們受到了他們應受的教育。當時只有９個人，漸漸人數增加了。到了幾十個人，媽媽自己忙不過來，就讓爸爸也來了，最後孩子漸漸增多，學校也由此誕生了。我所看到的學校是第三次的搬遷，也就是現在五孔橋的這所學校。爸爸把它叫‘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至於它的原因，我猜想應該是由我國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爺爺的名字命名的吧！

    聽爸爸説有好多的人為這個學校捐款。暑假時，我忍不住又問起政府為什麼不允許辦學校，他説，因為不符合要求，我們屬於‘非法’辦學。我聽了也不再問下去，因為這些都是事實，靠一個打工者是不可能把它變成正規學校的。政府為什麼不幫助我們呢？説它不是合法學校，我想是出於為孩子著想，可爸爸辦這所學校也是為孩子著想。如果沒有它，那些孩子們連‘非法’的學校都沒得上。

    看著父母那麼辛苦，我勸他們回家，不要辦了，太難了。他們卻語重心長地對我説：‘我們可以一走了之，但那些孩子怎麼辦？難道忍心看到他們失學，成為文盲嗎？’爸爸媽媽備課每天熬夜到深夜，看上去都像上了年紀的人，這都是為了什麼？他們付出那麼多，可最後還是被以‘非法學校’給否定了，這就是回報嗎？

     聽説學校又收到‘通牒’，難道政府就忍心看到這３０００來個孩子失學嗎？

    最後，我只想説，我再也不想東躲西藏地上學了，給所有的孩子一所安定的學校吧！”

    各地如何對待民工子弟學校

    上海：給民工子女一張安穩的課桌

    在上海，如果外來民工的子女有就學的願望，絕大多數都能得到一張課桌。

    據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的調查統計，目前上海近４００萬流動人口中，處於６－１９歲教育年齡段的外來人口子女約２４萬人，其中在本市全日制公立學校借讀的外來人口子女已達１０.３６萬人，佔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數的８.１％。此外，上海還有由外來人員舉辦的簡易學校５１９座，在校生近１２萬人，教職工約５０００人。加上一些公辦或民辦的民工子女學校、班級，已基本滿足民工子弟的入學需要。

    上海閔行區七寶鎮一條不知名的小路盡頭，一幢Ｌ型的二層樓房包圍著一塊平整的水泥操場。春日的陽光下，數十位孩子正在做操或玩跳繩；樓上，潔凈整齊的教室裏傳來瑯瑯的讀書聲……這座名為“振興小學”的民工子女學校是去年才落址七寶鎮滬星村的。建校迄今的４年中，校址幾經搬遷、改建，雖然如今的校舍也相當簡易，操場上沒有籃球架等任何體育設施，但在外來流動人口自辦的學校中，已是條件最好的一座了。

    由於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區教育資源相對緊缺，而多數外來民工經濟收入不高，聚居在房租等生活費用較低的偏遠城區，因此，民工學校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辦學者主要來自安徽壽縣、霍邱、六安等縣，也有江蘇、福建、江西等省的。這些學校大都屬私人辦學，無合法手續，在上海５００多所外來民工子女學校中，只有１／４履行了“既經流出地有關部門同意，又在本市教育部門備案”的規定。

    在上海人眼裏，民工子女學校簡陋得有些寒磣，與本地的學校不能同日而語。上海市青保委辦公室的楊永明説：“外來辦學者基本是以盈利為目的，不可能花較多的投資去改善設施，不少教室是廉價租借的民居、廢棄廠房、閒置倉庫，採光、環境等都不理想，更無活動場地，有的甚至臨時搭建在危房和豬棚裏。一些學校連起碼的硬體都不全，而辦學的程式，師資的配備，操作的規範更無從談起。”

    上海市教委與市公安局曾于１９９８年頒發了《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大部分區縣也制訂了相應的實施細則。在民工聚集較多的閔行區，區政府和教育等職能部門每年都對有關“辦法”進行修訂，本著“扶持好的、淘汰劣的”的原則，將原有的９６所規模小、設施差的民工學校精簡為４８所，並嚴格規定教室、廁所、食堂、師資及收費等相關標準，基本杜絕了危房簡舍，達到了標準化。一些近郊區縣將富餘的村校借給民工子女入學，黃浦等城區還騰出場地，在公辦中小學設民工子女班，或由公辦學校及利用社會力量專門開辦民工子女學校，努力讓外地孩童也能在良好的環境、設備、師資中接受相應的義務教育。

    多年從事民工子女學校管理的王金庚説：“雖然要真正做到教學條件的‘內外無別’尚有很大距離，但外來民工子女就學軟硬環境正在一天天好起來。”在虹橋、徐匯一帶收舊利廢的安徽阜陽民工張鳳平認為，他的孩子並沒有與眾不同或低人一等的感覺，學校的老師每學期家訪數次，孩子的學習成績也不錯。該打的防疫針和春遊等戶外活動也照常進行。在閔行一家小學任教的茍香蓮老師説：“不管孩子家庭是窮是富，我們付出的愛是同等的。”她所在學校的東北民工子弟師德山一時付不起學費，學校同樣給予其盡心盡責的教育。一些家境特困孩子的欠費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減免。

    儘管國務院《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但由於大量的民工子女學校沒有合法“名分”，給管理帶來了難度。青保辦的楊永明坦言，目前上海的管理還是淺層次的。

    武漢：公辦小學向流動人口子女敞開大門

    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在武漢市以前幾乎全部由民辦學校承擔，然而隨著城市生育高峰的退潮，一些全日制公辦小學開始降低門檻、敞開大門，不收借讀費，歡迎流動人口子女入學。

    武漢建港小學是一所全日制公辦小學，位於漢陽區城鄉結合部，這裡流動人口很多，學校３年前開始對流動人口子女入學不收借讀費。校長胡淼説，１９９８年前學校每年有１０００多名學生，教學資源相對飽和，沒有力量招收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現在生源相對萎縮，學校一宣佈取消每學期４００元的借讀費，附近的流動人口子女紛紛轉到建港小學就讀。

    在建港小學周邊曾經有４所民辦簡易學校，現在只剩下一所前進小學。與公辦小學相比，這些簡易學校辦學品質差、條件差，每學期收費在２８０元左右。這些學校一般是聘用臨時代課教師，正規小學５年級開１３門課，民工學校只開五六門，體育、勞動、自然等課程都沒有。

    胡淼説，現在學校有學生８８７人，其中民工子女佔１／４，他們和城市孩子一樣收費，一樣上學。據了解，武漢市現有小學生６６萬人，到２０１０年估計只有５５萬人。以武漢市漢陽區為例，今年畢業的小學生達６０００多人，而今年入學的只有４４００多人。生源的減少、教育資源的富餘使城市為民工子女就學降低門檻成為可能。

    有關部門調查發現，武漢流動人口過百萬，流動少年兒童在１０萬人左右。１９９８年，武漢市出臺《社會力量辦流動人口子女簡易小學辦學基本標準》。現在，武漢市經過審批的簡易學校有９５所，吸納了４萬民工子女就讀，沒有審批的學校估計比審批的還要多。簡易小學普遍條件差，有的違法小學甚至建在屠宰場樓上、化學品倉庫旁。市、區兩級教育管理部門多次取締違法簡易小學，但屢禁不止。

    武漢市教育局發展規劃處處長胡臘芝説，民辦簡易小學對緩解民工子女的就學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長期看，流動人口子女入學要實行公辦學校接收入學、在民工集中的地方佈局民工小學和社會辦簡易小學三管齊下。現在，一些學校不願意接收流動子女入學，因為他們的流動性太高，學校的輟學率、升學率等受到影響，而且學校在其學籍管理方面手續複雜，有一定難度。

    武漢市今年計劃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劃，每個區都將有學校取消借讀費公開招收流動人口子女，學校名單將通過媒體向社會公示，公示的學校不僅免收借讀費，而且要低收費，對這類學校的管理將單獨評價，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疏通渠道。

    深圳：立法扶持規範民辦教育

    適應社會對民辦教育的強烈需求，深圳將通過地方立法進一步鼓勵民辦教育規範發展。《深圳民辦教育條例》現已完成草擬工作，交由市法制局審核。深圳市人大已把這個條例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年內可望頒布實施。

    據透露，深圳將給民辦學校一系列優惠政策措施，如經批准設立的民辦學校可在用地方面得到優惠地價，收費適當放開；民辦學校校長和教師認定、職稱評審、評優獎教和學生學籍等將與公辦學校執行同一標準；符合調入條件的民辦教師，由市、區人才交流中心代理調入手續。配合條例的實施，深圳還將制定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對專門招收非戶籍學生的民辦學校，適當降低有關門檻。

    目前深圳各類民辦學校增至１４４所，共接收１０．２８萬名非戶籍學生就讀；還有７７所未經批准的民辦學校，也收有４．３萬名非戶籍學生。

    曾在深圳龍崗鎮參與投資創辦過一所民辦學校的方先生告訴記者，民辦學校已成為暫住人口子女就學的主要渠道之一。方先生的學校大前年開辦，兩個月就收了８００多名學生，如今全校學生總數增至１８００名左右，５０００平方米的校捨已顯小了。方先生認為，目前政府對民辦學校的政策極需明確，如民辦學校的用地非常困難，他們學校的用地是向附近的村委會租借的，使用期１０年左右。

    對那些聚居在深圳竹子林社區的大量低收入外來人員來説，他們的子女就讀的民辦學校十分簡陋。記者在這個社區的新世紀學校看到，建在山腳下的兩層高校舍由簡易廠房改建而成，面積１０００平方米左右，樣子還算結實。校長謝萬容説，雖然校舍簡陋、課室狹小，但收費較低廉，學生每學期學雜費僅７００元，外加１００元服裝費，適應了低收入人員的需要，所以學生增加很快，一年多前學校搬到這裡時才３００來人，如今增加到６００多人。採訪中，有個姓胡的學生家長來找謝校長，説是等下月工程款結了，即可為孩子交清學費。謝校長説，針對學生家長大多是從事環衛、綠化等低收入工種的外來人員，他們允許學生家長分幾次交學雜費，新學期開學至今，仍有３０多萬元學雜費未收到。

    短評：不要給孩子們留下不平等的陰影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教育法》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但是，隨打工的父母進城的農村孩子，過去在城裏上學卻是一件難事。這是一種不平等，是對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一種剝奪。

    今天，堅冰終於被改革開放的大潮衝開了，民工的子女可以在城裏上學了，武漢市的一些公辦學校還取消借讀費，向民工子女敞開了大門。這無疑是一件好事，其意義非同小可。

    但是，好事如果不去用心辦好，也會變成壞事。目前的情況是，民工的子女進城後，有的上了公辦學校，更多的卻只能在城市私立學校乃至民工自己辦的學校上學。這些學校和公辦學校相比，各方面的條件之差，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簡陋的校舍，不合格的教師，不健全的教學制度，有的連學校都被判定是“非法”的，只能偷偷摸摸地教，偷偷摸摸地學。

    在這樣的學校上學，給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上，勢必留下一種“社會不公”、“農村的孩子比城裏的孩子低人一等”的陰影。長大之後，他們會問，“為什麼如此對待農民呢？”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啊！

    其實，撇開《憲法》、《教育法》的權利不説，就憑民工在農村繳納了教育附加費、在城市交納了工商稅費來説，也應當讓他們的子女在城裏享受和城市孩子同樣的受教育權利。

    據我們了解，北京、上海、武漢、深圳等城市，政府已開始重視民工子女上學的問題了，但這僅僅是開始，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包括深層次的體制矛盾還不少。為今之計，應當堅持把這件好事辦到底，辦好。讓公辦學校盡力多收民工子女入學，從各方面扶持各種城市民辦學校，縮小這些學校和公辦學校的差距，進而推進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的確立，讓孩子們從小就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有一個好的印象，讓他們從小能在一個平等的環境中健康成長。（陳芳 陳蕓 姜微 周夢榕 何廣懷）

    新華社 200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