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子弟學校:“黑戶”帽一戴數年
破舊的平房、簡陋的桌椅……儘管這些有“窩棚”學校之稱的民工子弟學校,越來越受到城市流動人口的歡迎,並像雨後春筍般地快速增長,僅北京市就有這樣的兒童流動學校200多所,約有數萬名兒童在此類學校就讀,但它們至今沒有合法的身份。
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在京就學的方式大致有三類:在正常繳納借讀費或贊助費後進入市區公立學校;進入收費較貴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學校;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由於進城務工者身處低收入階層,公立學校交費門坎高,靠借助當地原有教育資源解決子女入學問題基本上是不現實的。在外來流動兒童小學階段90%的入學率中,實際上大部分是由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
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專家調查,民工子弟學校始於1991年,開始時的流動學校是外來人口無法繳納“高額的贊助費及借讀費”,但又不能“坐視子女成為新文盲”的無奈嘗試。經過近10年的發展,這些學校數量不斷增長,規模逐漸擴大。從最初的幾十名學生,到現在一般的三四百名學生,多的達到3000名。學校基本分佈在朝陽、海淀、石景山、豐臺等區外流動人口聚居的城鄉結合地帶。
原國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下發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流入地管理為主”,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校或簡易學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但遺憾的是,北京這些流動兒童學校並未通過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沒有工商、稅務登記,沒有教師任職資格審核,普遍校舍條件差、教學不規範,且大多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對於北京市一些區強行取締打工小學的做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認為,上述學校辦學上的“先天不足”,在所有打工子弟學校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還相當嚴重。然而,是不是就以此為由,將這些學校“一棍子打死”,徹底取締解除,值得商榷。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學校吸收了大量學齡流動兒童入學,這對低收入外來人口的子女普及義務教育發揮了“補充”作用。
專家指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一直是全國實施義務教育的難題。按我國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要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隨父母進城打工的孩子也應該不例外。民工子弟學校經營中存在的問題確實不容漠視,但採取的態度最好是積極改進的“疏”,而不是因噎廢食的“堵”。畢竟我們不應該剝奪他們讀書的權利,同時也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夠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讓更多的孩子們有書可讀。
誰來給我一個辦學的名分?
常住人口只有1萬人的北京市朝陽區常營鄉,居住著同樣多的外來打工者,他們的子女不少在一所私立的“自奮希望學校”就學。
記者搭乘一輛三輪車來到常營三隊的學校地址,卻發現人去樓空。從門口的告示得知,由於綠化帶建設,原校舍面臨拆遷,學校已于一個月前搬走了。沿著寫有“自奮希望學校”字樣的指示牌子,穿過一條土街,在一條臭水溝旁,遠遠望見一堆平房中飄揚著一桿鮮艷的五星紅旗,記者心中油然生發一種沉重感。
這是一個由20多間平房圍成的小四合院。校長孟兆斌,鬍子拉茬卻打著領帶,29歲,河北赤城人。他自我介紹上學不多,當完兵在河北固安無線電學校讀了個中專。1998年,他父親投資十幾萬元在常營鄉創辦了這所學校,校址多次變遷,現租用的是一處私人企業廠房。他説,辦學是為了圓外地來京打工人員子女上學的夢。
240名學生全是周圍地區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從學前班到五年級8個班。教師13人,10名外地人。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宿舍擠住著3名女老師,她們聲稱都是師範專業畢業,並在參加大專階段的自學考試,但只有一位向記者出示了河北張北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
挂在6平方米辦公室裏的河北省赤城縣教委頒發的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是學校唯一的“合法”憑證。一位家長説,有這塊牌子,孩子畢業後可領到赤城縣教委頒發的全國承認的小學畢業證書。他並不知道,縣級教育行政部門無權異地發放辦學許可證。
孟兆斌告訴記者,每學期每人學費300元,書本費50元,保險費25.5元,中午自願就餐的學生,每月加收40元。整個收費大體是本地公辦學校的一半。
一位姓王的家長反映,她5歲的兒子在這裡讀學前班,會不少兒歌,背一些古詩,還能説六七十個英語單詞。春節回內蒙古老家時,鄰居的孩子都非常羨慕。她説,公辦學校雖然條件好,但收費高,服務也跟不上。她下班比較晚,孩子待在這裡放心,渴了有水喝,餓了有飯吃。而公辦學校老師正常下班,不會去照顧孩子。
來自湖北公安縣的退休教師陳蜀鄂是這裡最年長的一位老師。他説,家長在北京打工不容易,能把孩子送來上學也不容易,而校長能支撐、維持這個學校更不容易。與以前在家鄉公辦學校當老師感受不同的是,在這裡教書責任更重,工作壓力更大。如果沒有這所學校,這幾百個孩子就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與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相比,自奮希望學校的條件還不算差。孟説,去年在原校址剛投資建了實驗室,教學條件改善了,卻因拆遷不得不搬離,且得不到一分錢補償。為此還賠了1.5萬元。他最渴望的是,本地教育行政部門能把這塊市場規範起來,給他一個辦學的名分。名正言順了,他辦學的膽子就更大一些,就可以追加投資,將學校的軟硬體水準提上去。
目前,北京市像自奮學校這樣的非法打工子弟學校近200所,吸納外來學生超過4萬人,此外在全市公辦學校就讀的有8萬人。據了解,北京市近期將出臺相關辦法,要求全市公辦學校向外來流動兒童少年開放,同時整治、清理私立打工子弟學校,保留部分具備一定規模、辦學條件好的學校,取締那些限期內不達標的學校。另一方面,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透露,全市公辦學校不會無條件開放。作為首都和特大型城市,北京對外來人口實行總量控制的政策不會改變,北京市只確保解決那些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確實需要、戶籍地沒有監護條件、且在京居住時間較長的外來人口子女的就學問題。
聽聽孩子們的聲音
對於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很多名分不清一開始就處於“漂泊”狀態。學校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老師“背著‘非法辦學’的包袱,學生戴著‘非法求學’的帽子”。
記者最近在北京知名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採訪時,看到了初三一班易恒育同學的一篇作文,孩子寫下了自己對父母、對流動生活、對社會的認知與感受,儘管很稚嫩,但卻真實、不加雕飾地反映了他們的心靈世界,寄託著他們對未來樸素真誠的希望。
“1986年7月26日,我呱呱墜地了。我家住在河南省信陽市息縣臨河鄉。爸爸在那個小鄉鎮的糧管所工作,媽媽則是一名民辦小學教師。本來難以支撐的家庭,加上我,更是雪上加霜。
7歲那年,媽媽獨自去了北京。聽説她辦的學校在很遠的地方,並且很偏僻。我來到北京後,問他們辦的學校在哪、能否帶我去看看。可爸爸嘆口氣説:‘又得搬遷了,已經是第二次了。’‘你們做的是好事,為什麼當地政府不讓辦?’‘你長大就會明白了。’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爸爸突然又説,咱們得搬家了,那些孩子又有學可以上了。我聽了很高興,構想著那片美麗的地方。到了那,希望又變成了失望,那是一個廢棄的工廠,院內全是草,門窗都已破的不堪一擊。但是爸爸並未有絲毫憂慮,每天他還帶領老師,和幾個高年級的學生鏟草。經過20多天的勞動,這個廢棄的工廠已不再是原來的容貌,代替它的是一個被美化的校園。
那次我有幸看到了這個學校的記錄片,了解了他們從最初到現在的一些經歷。媽媽最初在一個早市賣菜。那些人聽説我媽有點文化,就讓她教孩子們識字。後來又有人提議讓她全力教書。媽媽沒同意,讓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但那些人都説不可能,因為當地學校贊助費太高,根本負擔不起。媽媽終於答應了,因為她知道孩子不能沒有知識和文化。
那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在一個搭起的棚裏,幾張破舊的桌子,用磚頭壘起的凳子。就在那樣的條件下,孩子們受到了他們應受的教育。當時只有9個人,漸漸人數增加了。到了幾十個人,媽媽自己忙不過來,就讓爸爸也來了,最後孩子漸漸增多,學校也由此誕生了。我所看到的學校是第三次的搬遷,也就是現在五孔橋的這所學校。爸爸把它叫‘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至於它的原因,我猜想應該是由我國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爺爺的名字命名的吧!
聽爸爸説有好多的人為這個學校捐款。暑假時,我忍不住又問起政府為什麼不允許辦學校,他説,因為不符合要求,我們屬於‘非法’辦學。我聽了也不再問下去,因為這些都是事實,靠一個打工者是不可能把它變成正規學校的。政府為什麼不幫助我們呢?説它不是合法學校,我想是出於為孩子著想,可爸爸辦這所學校也是為孩子著想。如果沒有它,那些孩子們連‘非法’的學校都沒得上。
看著父母那麼辛苦,我勸他們回家,不要辦了,太難了。他們卻語重心長地對我説:‘我們可以一走了之,但那些孩子怎麼辦?難道忍心看到他們失學,成為文盲嗎?’爸爸媽媽備課每天熬夜到深夜,看上去都像上了年紀的人,這都是為了什麼?他們付出那麼多,可最後還是被以‘非法學校’給否定了,這就是回報嗎?
聽説學校又收到‘通牒’,難道政府就忍心看到這3000來個孩子失學嗎?
最後,我只想説,我再也不想東躲西藏地上學了,給所有的孩子一所安定的學校吧!”
各地如何對待民工子弟學校
上海:給民工子女一張安穩的課桌
在上海,如果外來民工的子女有就學的願望,絕大多數都能得到一張課桌。
據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的調查統計,目前上海近400萬流動人口中,處於6-19歲教育年齡段的外來人口子女約24萬人,其中在本市全日制公立學校借讀的外來人口子女已達10.36萬人,佔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數的8.1%。此外,上海還有由外來人員舉辦的簡易學校519座,在校生近12萬人,教職工約5000人。加上一些公辦或民辦的民工子女學校、班級,已基本滿足民工子弟的入學需要。
上海閔行區七寶鎮一條不知名的小路盡頭,一幢L型的二層樓房包圍著一塊平整的水泥操場。春日的陽光下,數十位孩子正在做操或玩跳繩;樓上,潔凈整齊的教室裏傳來瑯瑯的讀書聲……這座名為“振興小學”的民工子女學校是去年才落址七寶鎮滬星村的。建校迄今的4年中,校址幾經搬遷、改建,雖然如今的校舍也相當簡易,操場上沒有籃球架等任何體育設施,但在外來流動人口自辦的學校中,已是條件最好的一座了。
由於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區教育資源相對緊缺,而多數外來民工經濟收入不高,聚居在房租等生活費用較低的偏遠城區,因此,民工學校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辦學者主要來自安徽壽縣、霍邱、六安等縣,也有江蘇、福建、江西等省的。這些學校大都屬私人辦學,無合法手續,在上海500多所外來民工子女學校中,只有1/4履行了“既經流出地有關部門同意,又在本市教育部門備案”的規定。
在上海人眼裏,民工子女學校簡陋得有些寒磣,與本地的學校不能同日而語。上海市青保委辦公室的楊永明説:“外來辦學者基本是以盈利為目的,不可能花較多的投資去改善設施,不少教室是廉價租借的民居、廢棄廠房、閒置倉庫,採光、環境等都不理想,更無活動場地,有的甚至臨時搭建在危房和豬棚裏。一些學校連起碼的硬體都不全,而辦學的程式,師資的配備,操作的規範更無從談起。”
上海市教委與市公安局曾于1998年頒發了《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大部分區縣也制訂了相應的實施細則。在民工聚集較多的閔行區,區政府和教育等職能部門每年都對有關“辦法”進行修訂,本著“扶持好的、淘汰劣的”的原則,將原有的96所規模小、設施差的民工學校精簡為48所,並嚴格規定教室、廁所、食堂、師資及收費等相關標準,基本杜絕了危房簡舍,達到了標準化。一些近郊區縣將富餘的村校借給民工子女入學,黃浦等城區還騰出場地,在公辦中小學設民工子女班,或由公辦學校及利用社會力量專門開辦民工子女學校,努力讓外地孩童也能在良好的環境、設備、師資中接受相應的義務教育。
多年從事民工子女學校管理的王金庚説:“雖然要真正做到教學條件的‘內外無別’尚有很大距離,但外來民工子女就學軟硬環境正在一天天好起來。”在虹橋、徐匯一帶收舊利廢的安徽阜陽民工張鳳平認為,他的孩子並沒有與眾不同或低人一等的感覺,學校的老師每學期家訪數次,孩子的學習成績也不錯。該打的防疫針和春遊等戶外活動也照常進行。在閔行一家小學任教的茍香蓮老師説:“不管孩子家庭是窮是富,我們付出的愛是同等的。”她所在學校的東北民工子弟師德山一時付不起學費,學校同樣給予其盡心盡責的教育。一些家境特困孩子的欠費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減免。
儘管國務院《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但由於大量的民工子女學校沒有合法“名分”,給管理帶來了難度。青保辦的楊永明坦言,目前上海的管理還是淺層次的。
武漢:公辦小學向流動人口子女敞開大門
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在武漢市以前幾乎全部由民辦學校承擔,然而隨著城市生育高峰的退潮,一些全日制公辦小學開始降低門檻、敞開大門,不收借讀費,歡迎流動人口子女入學。
武漢建港小學是一所全日制公辦小學,位於漢陽區城鄉結合部,這裡流動人口很多,學校3年前開始對流動人口子女入學不收借讀費。校長胡淼説,1998年前學校每年有1000多名學生,教學資源相對飽和,沒有力量招收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現在生源相對萎縮,學校一宣佈取消每學期400元的借讀費,附近的流動人口子女紛紛轉到建港小學就讀。
在建港小學周邊曾經有4所民辦簡易學校,現在只剩下一所前進小學。與公辦小學相比,這些簡易學校辦學品質差、條件差,每學期收費在280元左右。這些學校一般是聘用臨時代課教師,正規小學5年級開13門課,民工學校只開五六門,體育、勞動、自然等課程都沒有。
胡淼説,現在學校有學生887人,其中民工子女佔1/4,他們和城市孩子一樣收費,一樣上學。據了解,武漢市現有小學生66萬人,到2010年估計只有55萬人。以武漢市漢陽區為例,今年畢業的小學生達6000多人,而今年入學的只有4400多人。生源的減少、教育資源的富餘使城市為民工子女就學降低門檻成為可能。
有關部門調查發現,武漢流動人口過百萬,流動少年兒童在10萬人左右。1998年,武漢市出臺《社會力量辦流動人口子女簡易小學辦學基本標準》。現在,武漢市經過審批的簡易學校有95所,吸納了4萬民工子女就讀,沒有審批的學校估計比審批的還要多。簡易小學普遍條件差,有的違法小學甚至建在屠宰場樓上、化學品倉庫旁。市、區兩級教育管理部門多次取締違法簡易小學,但屢禁不止。
武漢市教育局發展規劃處處長胡臘芝説,民辦簡易小學對緩解民工子女的就學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長期看,流動人口子女入學要實行公辦學校接收入學、在民工集中的地方佈局民工小學和社會辦簡易小學三管齊下。現在,一些學校不願意接收流動子女入學,因為他們的流動性太高,學校的輟學率、升學率等受到影響,而且學校在其學籍管理方面手續複雜,有一定難度。
武漢市今年計劃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劃,每個區都將有學校取消借讀費公開招收流動人口子女,學校名單將通過媒體向社會公示,公示的學校不僅免收借讀費,而且要低收費,對這類學校的管理將單獨評價,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疏通渠道。
深圳:立法扶持規範民辦教育
適應社會對民辦教育的強烈需求,深圳將通過地方立法進一步鼓勵民辦教育規範發展。《深圳民辦教育條例》現已完成草擬工作,交由市法制局審核。深圳市人大已把這個條例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年內可望頒布實施。
據透露,深圳將給民辦學校一系列優惠政策措施,如經批准設立的民辦學校可在用地方面得到優惠地價,收費適當放開;民辦學校校長和教師認定、職稱評審、評優獎教和學生學籍等將與公辦學校執行同一標準;符合調入條件的民辦教師,由市、區人才交流中心代理調入手續。配合條例的實施,深圳還將制定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對專門招收非戶籍學生的民辦學校,適當降低有關門檻。
目前深圳各類民辦學校增至144所,共接收10.28萬名非戶籍學生就讀;還有77所未經批准的民辦學校,也收有4.3萬名非戶籍學生。
曾在深圳龍崗鎮參與投資創辦過一所民辦學校的方先生告訴記者,民辦學校已成為暫住人口子女就學的主要渠道之一。方先生的學校大前年開辦,兩個月就收了800多名學生,如今全校學生總數增至1800名左右,5000平方米的校捨已顯小了。方先生認為,目前政府對民辦學校的政策極需明確,如民辦學校的用地非常困難,他們學校的用地是向附近的村委會租借的,使用期10年左右。
對那些聚居在深圳竹子林社區的大量低收入外來人員來説,他們的子女就讀的民辦學校十分簡陋。記者在這個社區的新世紀學校看到,建在山腳下的兩層高校舍由簡易廠房改建而成,面積1000平方米左右,樣子還算結實。校長謝萬容説,雖然校舍簡陋、課室狹小,但收費較低廉,學生每學期學雜費僅700元,外加100元服裝費,適應了低收入人員的需要,所以學生增加很快,一年多前學校搬到這裡時才300來人,如今增加到600多人。採訪中,有個姓胡的學生家長來找謝校長,説是等下月工程款結了,即可為孩子交清學費。謝校長説,針對學生家長大多是從事環衛、綠化等低收入工種的外來人員,他們允許學生家長分幾次交學雜費,新學期開學至今,仍有30多萬元學雜費未收到。
短評:不要給孩子們留下不平等的陰影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教育法》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但是,隨打工的父母進城的農村孩子,過去在城裏上學卻是一件難事。這是一種不平等,是對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一種剝奪。
今天,堅冰終於被改革開放的大潮衝開了,民工的子女可以在城裏上學了,武漢市的一些公辦學校還取消借讀費,向民工子女敞開了大門。這無疑是一件好事,其意義非同小可。
但是,好事如果不去用心辦好,也會變成壞事。目前的情況是,民工的子女進城後,有的上了公辦學校,更多的卻只能在城市私立學校乃至民工自己辦的學校上學。這些學校和公辦學校相比,各方面的條件之差,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簡陋的校舍,不合格的教師,不健全的教學制度,有的連學校都被判定是“非法”的,只能偷偷摸摸地教,偷偷摸摸地學。
在這樣的學校上學,給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上,勢必留下一種“社會不公”、“農村的孩子比城裏的孩子低人一等”的陰影。長大之後,他們會問,“為什麼如此對待農民呢?”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啊!
其實,撇開《憲法》、《教育法》的權利不説,就憑民工在農村繳納了教育附加費、在城市交納了工商稅費來説,也應當讓他們的子女在城裏享受和城市孩子同樣的受教育權利。
據我們了解,北京、上海、武漢、深圳等城市,政府已開始重視民工子女上學的問題了,但這僅僅是開始,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包括深層次的體制矛盾還不少。為今之計,應當堅持把這件好事辦到底,辦好。讓公辦學校盡力多收民工子女入學,從各方面扶持各種城市民辦學校,縮小這些學校和公辦學校的差距,進而推進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的確立,讓孩子們從小就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有一個好的印象,讓他們從小能在一個平等的環境中健康成長。(陳芳 陳蕓 姜微 周夢榕 何廣懷)
新華社 200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