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農業部農研中心呂紹青研究員帶領的“流動兒童教育研究課題組”，兩年來對外來

    學齡兒童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和救助工作。在對114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調查中，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小學生作文。在這些作文裏，孩子們寫下了自己對生活的獨特認識。

    家庭：貧窮而忙碌

    一個孩子在作文中問：“老師，你小時候窮嗎？”

    另一個孩子寫道：“爸爸媽媽都是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累得他們還沒有40歲，就滿臉皺紋，皮膚黑黝黝的，看著像50多歲。我們生活得雖然是苦了點，但是特別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沒有多餘的錢買肉包水餃，媽媽就買了點油條包水餃。沒有錢買月餅，爸爸就用給他買鞋的錢買了點蘋果給我們吃。雖然我們沒有吃到肉水餃，沒有吃到月餅，但是我們心裏都特別高興。”

    一個孩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晚上我上床時沒想到用力過度，一腳把床板下面的橫樑踩斷了。我心想：‘呀！闖禍了！會挨罵的。’木頭的斷裂聲驚動了爸爸，爸爸趕來一看，橫樑被我踩斷了，床板不平，不好睡覺，爸爸四處找木頭。聽説爸爸工作單位運進一批木材，弟弟勸爸爸拿兩根來，爸爸堅持不拿。最後在家裏的床底下，翻出根舊木頭，把斷了的橫樑接上、頂住，這樣做並不穩當，一不小心墊在下面的木頭又會掉下來。”

    這是一種剛剛邁過生存線的生活。為了維持這種生活，在城市裏掙扎的父母們必須起早貪黑地勞作。這一切在孩子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孩子這樣描述“爸爸的一天”：“爸爸的一天是怎麼熬下去的呢？我爸爸的工作是做裝潢。早上，爸爸5點起床，帶著幹活的工具去工地，到工地就7：50了。有時候，爸爸為了幹活連飯都顧不上吃。還有一次，爸爸中午剛回家休息，只聽見有人呼我爸爸。我説：‘爸爸，剛回家還沒睡下來呢，怎麼又有人呼你呀，還是別去了吧！’爸爸摸著我的頭説：‘傻孩子，爸爸不去不行啊，為了咱們家能過得安寧，我什麼活都得幹。’頓時，我的眼淚就流了下來，爸爸又在我的眼睛裏消失了。”

    --“爸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燒餅，送完了燒餅就要做。手不停腳不住。每當我爸爸媽媽做得滿頭大汗的時候，我真想説一聲，爸爸媽媽，你們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不想説了，我想把這句話一直留在心裏。爸爸媽媽，你們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長大一定要把你們的養育之恩一點不漏地報答你們。”

    --“到了冬天，天氣很冷，爸爸開著三輪車，拉著大白菜去賣。爸爸帶著我，我坐在車上都很冷，爸爸坐前面，那一定更冷。我長大以後一定要讓爸爸過上好日子。”

    也許越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孩子越是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對家庭的責任感就越強。

    讀書：失落與憧憬

    由於家庭的流動和經濟條件的限制，流動人口的子女不能在教育上有更多的選擇，許多孩子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輟學經歷，至今仍有些孩子被拒于城市的校門之外。

    一些孩子的求學經歷十分曲折：“我姑姑在北京，後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找不著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兩三萬。後來我們聽人説有一個打工子弟小學，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説，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到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學校跟校長説，後來校長説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後我考上了就在這兒唸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老家的生活條件不行，先是媽媽來了北京，後來覺得北京掙錢還可以，爸爸和哥哥都來了北京。在北京媽媽找了一份掃樓道的工作，爸爸在媽媽單位看車子，哥哥幫別人洗油煙機。後來媽媽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不上學了，因為家裏的爺爺奶奶都去世了，親戚都離得遠，沒法照顧我。在北京大約呆了半年的時間，媽媽聽説在五棵松有個河南人辦的學校，當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我簡直高興得差點叫起來，我聽媽媽説可以去那裏上學，我整晚上都興奮得沒睡著覺，我心想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園了。”

    對於這些孩子來説，讀書的機會是那麼來之不易。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在受到家庭經濟條件限制的同時，也受限于社會未能真正給予平等就學機會的狀況。

    自身曲折的就學路使這些孩子對和他們際遇相同的孩子惺惺相惜。有孩子寫道：“我的願望是考上大學來教像我們一樣的學生，當校長，收那些像我這樣的孩子。”另一個孩子寫道：“我希望長大了多掙些錢，開許多像打工子弟小學那樣的學校，讓失學的同學重返校園。”

    城市和社會：渴望改變

    有孩子寫道：“我知道爸爸掙錢不容易，我知道社會不公平。”還有孩子這樣寫：“我恨我們那裏的領導。”這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批判意識直接出自於孩子們實際感受的社會生活。

    在這些孩子的作文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

    “我的家是很貧窮的，前幾年窮得連飯吃都沒有，這幾年還能吃上一碗飯，因為爸爸媽媽都來到了北京。”

    正是懷有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許多流動農民走進了城市，流動即是他們向“變”跨出的堅實一步。這種渴望改變的願望也深深根植在孩子們的頭腦中。

    有孩子這樣寫道：“他們(父母)希望我當個什麼官，既有權，又有錢……”

    --“我很愛學習，如果學好了考上了大學，能報答父母養育之恩。他們每天在外邊賺錢給我們上學。我的爸爸媽媽是賣水果的，每天早出晚歸，一天也賺不了多少錢。我打算中學畢業後去打工，因為我上學，家裏也沒錢，我也很想上大學。”

    --“我非常喜歡學習，因為現在是競爭社會，我的爸爸媽媽都想讓我考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不像他們一樣沒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掃馬路，又累又臟，工資又少，一個月的錢給我們交上學費、吃飯、交上水電房費就沒了……”

    呂紹青研究員説：“不可否認，城市流動人口中的流動農民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第二代移民--城市邊緣兒童面臨著充滿變化的未來，戶籍制度、城鄉壁壘造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受教育權利的缺失。他們的命運不僅僅供我們簡單地施以同情，因為他們的命運包含在我們民族的命運共同體中。”

    在對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研之後，呂紹青等學者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流動人口子女的各種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於整個社會從身份制向公民社會的轉變，最終拆除城鄉壁壘；有賴於人們從根本上重視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利，讓他們擁有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

    這個過程還會很漫長。(鄒艷娟)

    《中國青年報》200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