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張之洞提出這八字箴言之後37年，當時科學界的叱吒人物——任鴻雋又舊事重提。

    任鴻雋認為張氏的兩點錯誤註定了其做法必定是緣木求魚。其一，世間只有一種以求真理為目的的學問，張氏硬分中西之學，失去了立腳點；其二，張之洞所見西學即士、農、工、商、兵的“智”，或者説，非指科學本身，而指科學的應用，“無本而求木之茂”，是不可能實現的。

    對這件事本身的認識並不是很重要的，然而，任老先生發現，37年之後，人們對於科學的見解並不比張之洞更高明！“求科學事業的速效”仍為一般人稱頌，對於西方的科學之理解並不比彼時的張之洞高出多少。這就不能不令老先生吃驚了。

    其實任鴻雋在這裡痛心疾首的是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人們對於科學的誤讀。這種誤讀最晚應當從張之洞提出“西學”時就開始了，直到1897年康有為在中國提出“科學”一詞時，國人仍在戴著張之洞留下的變色鏡，把科學看成“學科”的同義詞。

    同時代的同仁正忙於在各學科裏有所建樹時，在化學領域裏小有成就的任鴻雋則捨棄了自己的研究，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科學道路——有人稱之為“科學事業家”，開始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奔走，致力於要把科學的真義介紹給國人。

    《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用大量的原始資料把任鴻雋推到了歷史的前臺。自創立中國科學社起，任鴻雋及其同道者把一套完全西方的科學體制引入到中國。

    歷史就像一個翹翹板，非走極端才能恢復平衡。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任鴻雋則一口咬定，所謂科學即西方近代科學，中國古代是沒有科學的，這一論點是與馮友蘭、竺可楨等人的觀點相一致，當然也引起了爭論，甚至1個世紀之後，這種爭論還在繼續。他這種提法是否恰當，我們姑且不論，但在任鴻雋這兒，把中國古代的科學或者類似于科學的東西排除在科學之外，確實為西方科學的引入排除了諸多障礙，這是不是任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呢？

    無論如何，中國的科學體制從中國科學社起步了。科學社是模倣英國皇家學會的，其社刊《科學》則是NATURE的翻版。其後的科學研究所的成立，甚至在任鴻雋擔任中基會董事長時，對科學的資助，都是以西方為摹本的，如中基會設研究教授席，及科學研究補助金及獎勵金，希望能如西方一樣，“設備完美的機關，從事于他的專門研究”。

    有人分析，這可能與任鴻雋在美留學的背景有關。但任鴻雋的高明之處在於：引進科學體制，背後還有一層深義，即要借此引進“整個科學”。

    正如任老先生上面的批評一樣，在科學救國的熱潮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理解仍未脫離對科學的“張之洞式的偏見”，仍把科學等同於科學的應用，甚至是等同於技術。而任鴻雋則意識到：“所謂科學者，非指——化學——物理學或——生物學，而為西方近三百年來用歸納方法研究天然與人為現象所得結果之總和。欲傚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紹介整個科學。”

    《科學》雜誌的本意也是要向國人“灌輸科學意識”。時至今日，我們的科學的意識到底進步了多少呢？説來實在汗顏。我們仍有是否應當“為科學而科學”的爭論；科學在很多人看來還是生産産品的功利性工具；當然也有人開始提倡科學精神。

    不可否認，100多年過去了，關於科學的意識，張之洞的錯誤很多人仍在重復，或者換句話説，任鴻雋先生提出的沉痛批評至今仍是振聾發聵的。或許讀一下《科學救國之夢》，追尋著科學事業先行者們的足跡，我們能對此有更清醒的認識和思考。 （文/侯強，題：張之洞錯在哪？）

    我們需要移植“整個科學”

    ■文／王揚宗

    近代科學進入中國不可謂很晚，姑不論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即已傳入中國，只説鴉片戰爭以後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也比日本早。然而，在１９世紀後半葉和２０世紀最初１０多年的半個多世紀，中國人在科學上的成績，不過是翻譯或編譯了一些專門的科技書，還沒有做出像樣的發明和創造。何以如此？任鴻雋認為，除了社會制度上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中國人還不了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因此，當任鴻雋編輯《科學》雜誌的時候，他不滿足於介紹具體而微的專科知識，而首先著手引進“整個科學”。他認為：“欲傚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紹介整個科學。蓋科學既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綱挈領，舍此莫由。紹介科學不從整個根本入手，譬如路見奇花，擷其枝葉而遺其根株，欲求此花之發榮滋長，繼續不已，不可得也。”（《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第６８３頁，下同）這一思想，散見於任鴻雋的各種著述，貫穿他的一生。

    早在１９１６年，任鴻雋在《科學精神論》一文中，批評國人的科學觀念，不過是崇尚物質與功利，而主張科學精神在於探究真理，並指出崇實、貴確為科學精神的兩大要素。後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崇實、貴確、察微、慎斷和存疑為五種科學精神。

    有感於我國科學教育中只重視知識的傳授，過於依賴書本，而忽視科學方法的訓練和科學精神的培育，任鴻雋專門編著了《科學概論》一書。在該書中，他綜合惠威爾、孔德、斯賓塞和皮爾遜等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的觀點，參以己見，就科學的起源、知識的進化、知識的分類和科學的範圍、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科學的目的以及科學方法等問題，作出深入淺出的闡述，從而使讀者明瞭科學的本質和特性以及科學在近代學術中的地位。該書雖為高級中學教科書，但的確是我國近代一部重要的科學學著作。

    任鴻雋先生的專業是化學，但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中國科學社、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和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等科學社團與科研和文教機構的事務中，畢生致力於發展中國的科學事業，是我國早期科學事業的重要的領導者之一。他對科學精神的提倡和科學方法的重視，對科學與社會的理解，也貫穿和體現在他從事的科學事業中。像他這樣對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與社會研究等有全面了解和獨到見解的科學事業的領導者，迄今在我國還不多見。

    將近９０年前，任鴻雋在《科學》發刊詞中用飽含感情的筆觸寫到：“繼茲以往，代興于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蕓蕓眾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學乎，其唯科學乎！”（第１８頁）。今天中國的科學事業自是今非昔比，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仍然距離世界先進水準存在較大的差距。任鴻雋所批評的急功近利、視科學為技術等種種偏離科學精神的現象依然很有市場。在科教興國成為國策的今日，我們重溫這位科學先輩關於發展科學需從根本入手的教誨，依然倍感親切而中肯。

    ——摘自《科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