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人在紐約》起家的導演鄭曉龍的新作《刮痧》，已經在北京等大城市陸續上映了。作為藝術作品本身，這部片子比較薄弱和簡單，也許是沒有了電視劇的長篇幅，太熱衷於表現文化差異的導演在塑造人物性格時顯得力不從心。倒是影片的情節起因：一個中國家庭里長輩為孩子刮痧，卻被美國的兒童福利局認為虐待兒童，以至走上法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公眾的，還是自家的？
《刮痧》的故事是從美國兒童福利局接管孩子的監護權開始的。不少北京市民看完電影后，得出的結論是：“這美國人怎麼管人家家裏的閒事啊。”
長輩教養孩子，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家事。我們的傳統文化體系裏，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家裏某一個人，哪怕是小孩，有無禮貌，都是這個家庭的代表，家庭必須承擔起教育的義務來。如因孩子不尊重客人而在客人面前打孩子，則是“有家教”“嚴格”的體現。
但在西方人看來，孩子作為一個個體，他的地位應該跟大人是一樣的，也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因此一個家庭裏發生的任何事情，只要超過社會公德的極限，就是社會的事。這是人文主義文化對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影響。
在影片中，當社會福利機構發現一個孩子可能受到虐待時，首先就是隔離、干預。這也是最不為觀眾理解的地方之一：“為什麼不給人機會説清楚呢，先調解調解嘛。”
在我們國家，辦離婚，怎麼著辦事處的人都會勸你，多不容易，再想想清楚吧。打官司也總有人出面勸和，這樣的思維方式很難説好與壞，只是即使知道它有諸多弊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影片中的許大同自以為8年的生活已經改變了自己，但在最關鍵的時候，心裏的傳統意識和外在行為方式，卻還是中國人的。
實證的，還是人情的？
影片中的兒童福利局懷疑存在“虐待”，在隔離以後，下一步就是調查。這裡又顯現了東西方不同的邏輯。
中國人認為，父親愛孩子是天性，是自然的，何需證明；而美國人卻一開始就搬出法律，要證據。這裡有個有趣的情節，大同的上司和好朋友在法庭做證的時候，雖然心裏想幫大同，但在回答對方律師的問題時，卻如實承認看見過大同在公共場合打自己的兒子。這是中國人許大同説什麼都不能理解的——你是我的朋友，怎麼可以出賣我。這裡的潛臺詞是，你可以説句假話的呀，大同自己就為了幫父親辦綠卡説過謊。而那位美國人卻認為他説的是事實，作證以後也沒有什麼愧疚感，依然坦然地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許大同，還勸他繼續合作下去。這就是完全不同的處事方法。
也許是中國的古代哲學太發達了，我們的民族很早就學會了圓融貫通，認識到了事物不是僵化的。而西方人一直就是以簡單的原則來框定人的行為規範。在我們的圓融裏包含了偽善騎墻的可能，西方的嚴謹裏則存在著荒誕的死板，又是一對無法界定好壞的矛盾。
在現實生活中，東西方互相融合的結果是以互相理解為前提的，但矯枉過正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過於美國人對“移民傾向”的理解，都是一條一條的，如夫婦不能同時出國，國內沒有房産沒有工作的最有移民傾向，等等，繁瑣而嚴格。當他們聽到中國存在針對這些條款而教人説謊的“簽證培訓班”時，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在培訓班裏，老師教去簽證的人如何保持微笑，如何把英語説得差一點又不太糟糕……為了達到目的撒些“小謊”也不算作弊，大部分中國人都這樣想。
有意思的是電影結尾即整個事件的解決方式。法官看到了大同上司的親身體驗，於是簽署了特赦令，這等於是用人情的辦法解決了法律問題，與影片自己提出的矛盾是相違背的，使整個電影成了虎頭蛇尾。也許太難為編導了，這樣的事情，怎麼解決還真是個傷腦筋的問題。
科學的，還是迷信的？
最後，問題的癥結是，刮痧到底算是一種治療方法嗎？在中國流傳了很多年且有效的東西在美國怎麼就變成迷信巫術了呢？影片中有兩次對刮痧的解釋。一次是許大同在聽證會上講的“打通七經八脈”理論，另一次是唐人街的大夫講的促進血液迴圈理論。令人“一聲嘆息”的是，假如你希望別人能聽懂，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用聽眾聽得懂的方式去説呢？
香港貿發局2000年積極拓展的“中藥港”計劃，就是力爭制定和執行符合全世界要求的中藥技術標準，以為將來的香港獲得中藥貿易中心的地位打基礎。而翻開國際中草藥貿易的記錄，會令人驚訝地發現，按照國際標準生産銷售的中國內地企業幾乎為零……不止在醫藥這個特殊的行業，許多地方，我們都還沒有把自己當一個地球人。
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個嚴酷的過程，將來的世界會與今天有許多不同，在這個過程裏，中國將為自己做些什麼？古老的思想智慧必須融入現代的法則，才得以生存下去，這是無奈的將來。文化的傳承不可避免受到經濟的影響，前途未卜的“大同”之路是條不歸路。
科學還是迷信，不是以我們習以為常的方式來判斷的，必須要以全世界人都能懂的方式來證明。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挑戰。
《環球》第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