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人在紐約》起家的導演鄭曉龍的新作《刮痧》,已經在北京等大城市陸續上映了。作為藝術作品本身,這部片子比較薄弱和簡單,也許是沒有了電視劇的長篇幅,太熱衷於表現文化差異的導演在塑造人物性格時顯得力不從心。倒是影片的情節起因:一個中國家庭里長輩為孩子刮痧,卻被美國的兒童福利局認為虐待兒童,以至走上法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公眾的,還是自家的?
《刮痧》的故事是從美國兒童福利局接管孩子的監護權開始的。不少北京市民看完電影后,得出的結論是:“這美國人怎麼管人家家裏的閒事啊。”
長輩教養孩子,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家事。我們的傳統文化體系裏,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家裏某一個人,哪怕是小孩,有無禮貌,都是這個家庭的代表,家庭必須承擔起教育的義務來。如因孩子不尊重客人而在客人面前打孩子,則是“有家教”“嚴格”的體現。
但在西方人看來,孩子作為一個個體,他的地位應該跟大人是一樣的,也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因此一個家庭裏發生的任何事情,只要超過社會公德的極限,就是社會的事。這是人文主義文化對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影響。
在影片中,當社會福利機構發現一個孩子可能受到虐待時,首先就是隔離、干預。這也是最不為觀眾理解的地方之一:“為什麼不給人機會説清楚呢,先調解調解嘛。”
在我們國家,辦離婚,怎麼著辦事處的人都會勸你,多不容易,再想想清楚吧。打官司也總有人出面勸和,這樣的思維方式很難説好與壞,只是即使知道它有諸多弊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影片中的許大同自以為8年的生活已經改變了自己,但在最關鍵的時候,心裏的傳統意識和外在行為方式,卻還是中國人的。
實證的,還是人情的?
影片中的兒童福利局懷疑存在“虐待”,在隔離以後,下一步就是調查。這裡又顯現了東西方不同的邏輯。
中國人認為,父親愛孩子是天性,是自然的,何需證明;而美國人卻一開始就搬出法律,要證據。這裡有個有趣的情節,大同的上司和好朋友在法庭做證的時候,雖然心裏想幫大同,但在回答對方律師的問題時,卻如實承認看見過大同在公共場合打自己的兒子。這是中國人許大同説什麼都不能理解的——你是我的朋友,怎麼可以出賣我。這裡的潛臺詞是,你可以説句假話的呀,大同自己就為了幫父親辦綠卡説過謊。而那位美國人卻認為他説的是事實,作證以後也沒有什麼愧疚感,依然坦然地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許大同,還勸他繼續合作下去。這就是完全不同的處事方法。
也許是中國的古代哲學太發達了,我們的民族很早就學會了圓融貫通,認識到了事物不是僵化的。而西方人一直就是以簡單的原則來框定人的行為規範。在我們的圓融裏包含了偽善騎墻的可能,西方的嚴謹裏則存在著荒誕的死板,又是一對無法界定好壞的矛盾。
在現實生活中,東西方互相融合的結果是以互相理解為前提的,但矯枉過正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過於美國人對“移民傾向”的理解,都是一條一條的,如夫婦不能同時出國,國內沒有房産沒有工作的最有移民傾向,等等,繁瑣而嚴格。當他們聽到中國存在針對這些條款而教人説謊的“簽證培訓班”時,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在培訓班裏,老師教去簽證的人如何保持微笑,如何把英語説得差一點又不太糟糕……為了達到目的撒些“小謊”也不算作弊,大部分中國人都這樣想。
有意思的是電影結尾即整個事件的解決方式。法官看到了大同上司的親身體驗,於是簽署了特赦令,這等於是用人情的辦法解決了法律問題,與影片自己提出的矛盾是相違背的,使整個電影成了虎頭蛇尾。也許太難為編導了,這樣的事情,怎麼解決還真是個傷腦筋的問題。
科學的,還是迷信的?
最後,問題的癥結是,刮痧到底算是一種治療方法嗎?在中國流傳了很多年且有效的東西在美國怎麼就變成迷信巫術了呢?影片中有兩次對刮痧的解釋。一次是許大同在聽證會上講的“打通七經八脈”理論,另一次是唐人街的大夫講的促進血液迴圈理論。令人“一聲嘆息”的是,假如你希望別人能聽懂,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用聽眾聽得懂的方式去説呢?
香港貿發局2000年積極拓展的“中藥港”計劃,就是力爭制定和執行符合全世界要求的中藥技術標準,以為將來的香港獲得中藥貿易中心的地位打基礎。而翻開國際中草藥貿易的記錄,會令人驚訝地發現,按照國際標準生産銷售的中國內地企業幾乎為零……不止在醫藥這個特殊的行業,許多地方,我們都還沒有把自己當一個地球人。
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個嚴酷的過程,將來的世界會與今天有許多不同,在這個過程裏,中國將為自己做些什麼?古老的思想智慧必須融入現代的法則,才得以生存下去,這是無奈的將來。文化的傳承不可避免受到經濟的影響,前途未卜的“大同”之路是條不歸路。
科學還是迷信,不是以我們習以為常的方式來判斷的,必須要以全世界人都能懂的方式來證明。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挑戰。
《環球》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