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偶然進入克里姆林宮工作的。1935年我應徵入伍。分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警備局工作。不久當上了排長。目睹了許多有意思的事情。

    閱兵式講話錄了三次，史達林毫無怨言

    1941年十月革命24週年紅場閱兵式是俄羅斯歷史上重要的日子，史達林發表了重要講話。可是，拍攝紀錄片時出了故障，沒有錄下音來。為了補錄音，在克里姆林宮斯維爾德洛夫大廳搭建了紅場列寧墓的模型，史達林又把講話稿念了一遍。警備局的人扮作參加閱兵式的官兵，還像在紅場上一樣高喊“烏拉”。結果還是沒有成功。後來又在大克里姆林宮重復了一次。才算成功。

    雖然重新拍攝了兩遍。史達林絲毫也沒有不滿的意思。因為這是技術故障。由於那是在圍困的莫斯科舉行的閱民式，史達林的講話就是動員令，所以必須讓全國都看到和聽到，以鼓舞士氣。

    給史達林和其他領導人的所有信件與包裹都要經過駐守在克里姆林宮人口處塔樓的特別收發組之手。我們不拆信，但是包裹一定要拆開檢查。送件人，必須出示身份證，還要留下住址和電話。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持假證件或者報假住址的人，也沒有發現過危險品。

    送給領導人的包裹裏什麼都有，有一次居然發現了蜂娜。它裝在一個廢鞋油盒中，不過這只是一場惡作劇。至於送蟑螂的人受到了什麼懲罰，我們不知道。不許打聽，這是紀律。

    史達林把核桃送給孤兒吃

    給領導人的信件什麼內容都有，有一名女士對阿列克謝柯西金著了迷，常給柯西金寫情書，我們照轉不誤。直到有一天來了命令：不要再收那名女士的信。我在克里姆林宮工作這麼多年，除柯西金外，沒有一個領導人有幸收到過情書。

    給史達林的禮物都要經過我的手。當時我已是特別收發組的組長。印象最深的是有人給史達林送來四大口袋核桃。送核桃的是“共産黨員以及非黨人士”。我們先是仔細檢查了所有的核桃。然後給史達林的秘書打電話彙報情況。秘書要我們先保存好。後來史達林下了命令，把核桃轉送給孤兒院的孩子們。

    送東西的人都真心誠意地希望史達林健康長壽。我們收割了一大堆拖鞋和棉靴。人們覺得上年紀的人，腳一定要注意保暖。

    我們在克里姆林宮遇到的難處理的事，則要靠“九局”（警衛局）的人幫忙。俄羅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伊萬伊萬諾維奇彼得羅夫有一次帶著妻子到紅場散步。走著走著，也突然摘下帽子，在紅場上大聲叫喊。他要求我們放他進去見史達林。我們告訴他史達林不在，可是他還是沒完沒了地鬧，於是我們就請來了“九局”的人。來了幾名彬彬有禮的小夥子，請彼得羅夫坐上車去見史達林，後者順從地上了車，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史達林讓他改姓

    彼得羅夫原來姓克勞澤。史達林頭一次聽他唱歌是在衛國戰爭後。史達林非常欣賞他的歌喉，對大劇院的院長説，你們有這麼一位好歌手，可他用的卻是德國姓。史達林説，這不好，我們剛剛把德國人打敗，請他改個姓。院長轉達了史達林的意思，但克勞澤並沒有馬上就改姓。三個月後，史達林又去大劇院，從節目單上還是見到克勞澤這個德國姓，他馬上傳院長問話。此時，克勞澤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用了妻子的姓，改稱彼得羅夫。這件事我是聽克勞澤本人説的。

    我在克里姆林宮工作期間，所有的在人物都見過，不過都是在走廊裏，敬完禮就走開，同他們沒有直接打過交道。

    史達林死後，1954年2月，特別收發組歸蘇聯內務部機要通信處管轄。為赫魯曉夫等領導人服務的重任落到了機要通信二處頭上。工作的確比原來輕鬆了些，但是又多了一項新任務。

    原來，赫魯曉夫非常喜歡搞內部招待會。每逢星期二舉行招待會的日子，那些必須參加會的人就事先找好了各種藉口，逃避參加。赫魯曉夫發現參加招待會的人非常少，很生氣，就追查某某人為什麼沒到。被查的人説沒有接到通知。從此以後對我們的要求更加嚴格。發通知時，要有時間、地點及被通知人的簽名。這樣我們就有了無法推卸的責任，只能盡心盡力地把每個人都通知到。

    《參考消息》200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