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曾因《二戰回憶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此書的中文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４２年美英俄開始商量在歐洲西部開闢第二戰場，史達林對此非常關注，而丘吉爾則認為在１９４２年渡過海峽幾乎不可能，為此史達林電邀丘吉爾訪蘇。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丘吉爾從埃及開羅飛抵莫斯科。本文選取丘吉爾第一次赴莫斯科時，史達林邀丘吉爾去家中夜餐一段。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４日晚上，我們在克里姆林宮出席了官方的晚宴。出席宴會的大約有４０人，當中有幾位軍事指揮官，政治局委員，還有其他高級官員。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對我們進行了熱忱的款待。宴會持續了很長時間，一開始就紛紛舉杯敬酒並簡短致詞。人們説蘇聯的宴會上都要比酒量，看來都是妄傳，真實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元帥（指史達林）和他的同僚們都只用小酒杯喝酒，每次祝酒時都只是啜一口。但我卻還是有些酒量的。

    晚宴上，史達林通過翻譯帕夫洛夫對我説：“幾年前，蕭伯納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曾訪問過我們。”阿斯特夫人建議史達林邀請勞合－喬治先生訪問莫斯科，史達林回答説：“為什麼要邀請他？他是干涉我們的頭子。”阿斯特夫人説：“不是這樣，是丘吉爾使他誤入歧途。”史達林説：“不管如何，勞合－喬治是政府首腦，屬於左派，他應該負責。我們寧願接受一個真敵人，而不喜歡一個假朋友。”“丘吉爾最後還是完蛋了。”阿斯特夫人説。“恐怕不能這麼肯定，”史達林答道，“英國人在遇到危機時還是會去找這匹老馬的。”我這時插話説：“她説的很有道理。我是非常積極地干涉過你們，我希望你們能明白這一點。”史達林友善地笑著，於是我説：“你是否已經寬恕我了？”翻譯帕夫洛夫對我説：“史達林説，這一切都已過去，而過去的事應該屬於上帝。”

    １５日晚上７點，我去向史達林辭行。我們那天的談話非常重要也非常有益，我特別問到了他們是否能夠守住高加索山脈的各處山口，同時阻止德軍到達裏海、奪取巴庫周圍的油田以及所有重要目標，然後通過土耳其和波斯向南推進。他打開地圖，沉著而自信地説：“我們會攔住他們，他們決不會越過高加索山脈。”他又説道：“有謠傳説土耳其人將在土耳其斯坦攻擊我們。如果真的如此，我也同樣能夠對付他們。”我説這種危險並不存在，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決不會和英國發生爭執。

    １個小時的談話結束了，我起身向史達林道別。史達林似乎突然間有些尷尬，用一種從未有過的誠懇語氣對我説：“明天拂曉你就要走了，為什麼不去我家喝點什麼？”我説我通常總是偏愛這種方式的。於是，他帶著我穿過了很多過道和房間，來到了克里姆林宮內部的一條寂靜的道路，走了二三百碼後，我們到了他的寓所。他讓我看了看他的住處。這些房間大小適中、樸素大方，總共有４間——餐廳、辦公室、臥室，還有一個很大的浴室。不久，出來了一個上了年紀的管家，然後又出來了一位漂亮的紅髮姑娘，她很孝順地親吻了她的父親。史達林朝我眨了眨眼睛，意思好像是説：“你瞧，我們布爾什維克人也有家庭生活。”史達林的女兒開始佈置餐桌。不一會兒，管家就端來了幾盤菜，而史達林自己則在打開各種酒，拔去瓶塞的酒瓶已經列成了一大排。然後他説：“我們為什麼不叫莫洛托夫一塊來？他正在為發佈公報的事犯愁呢，在這兒就可以把它辦妥。還有，莫洛托夫能喝酒。”這時，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場晚宴。我本來準備在國家別墅７號進晚餐，波蘭司令官安德斯將軍正在那兒等著我，但我還是讓我的新翻譯伯爾斯少校（他是位非常不錯的翻譯）打電話告知他們，我將於午夜以後才能返回。不久，莫洛托夫便來了。我們連同兩位翻譯共５人一同就坐。伯爾斯少校已經在莫斯科生活了２０年，他和元帥的關係很好，有時他會與史達林滔滔不絕地談上好長時間，而我卻一句也插不上。

    我們從下午８點３０分到第二天淩晨２點３０分一直坐在餐桌旁，再加上此前的１小時會談，總共有７個多小時在一起。一開始，這頓晚宴的食物顯然未齊備，但漸漸地越來越多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我們挑挑揀揀地吃著許多美味，這好像是蘇俄人的習慣；各種美酒我們也都嘗了一二口。莫洛托夫還是那麼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史達林為了活躍氣氛，毫不客氣地開起了他的玩笑。

    過了一會兒，我們談到了開往蘇俄的護航運輸船隊，當説到一支北極運輸船隊在６月份全部覆沒這件事時，史達林説了一句粗魯無禮的話。

    帕夫洛夫有些猶豫地對我説：“史達林先生問英國海軍是不是沒有榮譽感？”我回答道：“你得相信我，我們那樣做是對的。我對海軍和海戰還是知道不少的。”史達林説：“你的意思是説我對此一無所知。”我説：“蘇聯是陸上之雄，而英國是海上之雄。”他默不作聲了一會兒，隨後又恢復了好興致。我轉身對莫洛托夫説道：“元帥知不知道他的外交部長首次出訪華盛頓時曾説，他決定訪問紐約完全是自己的主張，而遲遲歸來卻不是因為飛機出了故障，而是自己不想離開？”

    儘管在蘇俄的晚宴上幾乎可以開任何玩笑，莫洛托夫此時卻一臉嚴肅，但史達林卻神情愉快地説道：

    “他去的不是紐約，他去的是芝加哥，別的歹徒就住在那裏。”

    這樣，關係就又恢復融洽，談話又繼續進行。

    此時已是午夜以後，卡多根還沒有把公報的草稿拿來。

    我問史達林：“請你告訴我，對你個人來説，這場戰爭的壓力，有沒有你當初貫徹集體農莊政策的壓力那麼重？”

    “噢，不，”他説，“那可是場可怕的鬥爭。”

    “我想你一定會覺得非常困難，”我説：“因為你必須對付的不是幾十萬貴族或大地主，而是好幾百萬小人物。”

    “是幾千萬，”他舉起雙手説，“太可怕了，前後持續了４年時間。但這是必需的，如果我們要避免週期性的災荒、用拖拉機來耕地，我們就必須貫徹這個政策，我們要使農業機械化。如果把拖拉機交給個體農民，幾個月就被他們弄壞了。只有附設工場的集體農莊才能使用拖拉機。我們不厭其煩地向農民們解釋這一點，但和他們爭論一點意義都沒有。你對他講盡了一切，他卻説必須回家和妻子商量，還必須和他的牧工商量。”史達林的最後一句話倒是我從未聽過的説法：

    “商量過以後，他總是回答，寧願不要拖拉機，也不想要集體農莊。”

    “這些人就是你們所説的富農？”

    “是的。”他説，但並沒有重復這個詞。停了一會他説道：“當時的情況十分惡劣，十分艱難，但這是必需的。”

    “結果怎樣呢？”我問。

    “結果不錯，”他説，“他們當中很多人同意加入集體農莊，有些人在托木斯克省、伊爾庫茨克省或者更遠的北方得到了他們自己耕種的土地，但絕大多數都很不合作，被他們的雇農們消滅了。”

    停了好一會兒後，他説：“我們不僅大大增加了糧食産量，而且還大大提高了穀物的品質。過去什麼種類的穀物都有，現在全國各地只允許種植蘇維埃的標準種子，如果違反就要嚴肅處理，這就意味著糧食産量又要提高不少。”

    大約淩晨１點時，卡多根拿來了公報的草稿。我們著手修改定稿。此時，一隻不小的烤乳豬端了進來。此前，史達林只是嘗了些菜，但淩晨一點半已是他平常用正餐的時間了。他邀請卡多根一塊來對付這只乳豬。卡多根婉言謝絕後，我們的主人就獨自大嚼了起來。吃完以後，他突然起身走到隔壁的房間，去收閱淩晨２點以後陸續從前線各部發來的電報。約２０分鐘後，史達林返回，而我們對公報的文稿也已經取得了一致。２點３０分時，我説我必須離開了。我需花半小時乘車返回別墅，到機場還需半小時。我頭疼欲裂，這對我很不常見；另外，我還要見安德斯將軍。我請求莫洛托夫黎明時不用再來送我，他顯然很疲憊了。他很責備地看著我，好像在説：“你真以為我會不去送你嗎？”

    我們的飛機于５點３０分起飛了

    《作家文摘》2001年3月20日